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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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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的每一个人知道,披散的长直发是我唯一喜欢的发型。
我喜欢让柔软的长发垂在自己的肩膀和后背上,就像是一件温暖却不合身的针织外套,在阳光下亮闪闪的,风一起会卷起发梢。在大多数情况下,它是我身上最漂亮的装饰品,能衬出我白皙的肤色和明亮的黑眼睛,但在某些时候,它也会给我带来一些小麻烦,比如一出汗就会黏在脖子上,又或是在吃饭的时候,一不小心就会把它嚼进嘴里。
我的朋友说过很多次,我应该去换一个发型,烫个大卷会显得妩媚一些,也可以剪个干练的短发,这样能令我看上去更精神一点、不至于总是病怏怏的,可我从来都听不进那些话。我喜欢散开的长直发,没有什么能代替它,因为这是我和钟鸣的约定,因为我曾答应过他,总有一天会让他看见我披散开的黑色长发。
第一次见到钟鸣的时候,他刚冒冒失失地推开我的房门。那时他穿了一件太大的病号服,脸上汗涔涔的,看起来就像一个为了逃避打针吃药而特意躲起来的蠢孩子。而我正抱着膝盖坐在床上,眼睛红红的,半张着嘴一下一下地抽噎个不停。
十分钟前,我刚失去了自己在这个医院里最好的朋友阿遥。我眼睁睁地看着监视器上的折线变平,看着医生把被单盖过她的头,看着她妈妈撕心裂肺地哭喊、看着她爸爸扶着床架蹲在地上,感觉自己好像远远地在看一场电影。
那时我还没有很难过,只是一下子有些懵而已,而后来,等到他们离开房间关上门之后,我的鼻子却忽然酸了起来。我想起了前一天晚上,我在她床边念课文的时候,她还细声细气地问我,某个字是怎么写的,而此刻,如潮水般翻涌而至的安静却让一下子我意识到,从今以后,我再也听不见阿遥说话了。
而就在这时,一个面色红润、能跑能跳的钟鸣出现在了我的眼前。
“你怎么啦?是觉得难受吗?”
他的声音里有一种小心翼翼的关切,让我觉得非常窝心。只是那时,我还沉浸在失去朋友的痛苦中,只想一个人待着,完全不想和他多费口舌:“你可以出去吗?这不是你的房间。”
他点了点头,毫不犹豫地应了一句“可以”。那时我满以为他会直接开门离去,谁知下一秒,他却向我这边转过身,快行两步,一跃坐到了阿遥那张刚换好床单的空床上:“但我想先确定你没事。”
我睁大了眼睛,一时之间不知该怎么面对着这突如其来的善意,只是不住地吸着鼻子,任性地排遣着我对阿遥的思念。
后来,钟鸣告诉我说,在那个时候,我看起来就像是一只捧着草正伸脖猛嚼的小兔子。
小兔子有一顶白色的绒线帽。不论白天还是晚上,我都会把这顶帽子戴在头上,有时,会几根零散的碎发从帽子的边缘滑出来,看起来乱糟糟的,就好像是睡醒了但没梳头发的样子。而我也不会去整理它,因为这样可以让我的头发看上去比它真正的样子更密一些。
钟鸣一直想让我把帽子拿下来,所以他总是会找一些愚蠢的理由来劝我,比如病房里好热呀,或者说我的帽子脏了破了戴反了,等等。他不相信我的头发会像我讲的那样稀疏,他说我的皮肤很白,把长头发散下来一定很好看,而我撅了撅嘴说,是啊,可惜都掉光了。
我已经不记得自己当时为什么突然就和他成为了那么好的朋友,我只记得自从阿遥去世那天起,钟鸣就一直都陪在我的身边,就好像是另一个阿遥似的。他每天都会出现在我的病房里,大多是在晚上,偶尔也有下午。为了不让他看见我做完化疗后虚弱无力的样子,就算是极其难受,我也会硬逼着自己吃点东西下去,因为妈妈说,吃完东西我的脸上就会有一点点血色。
我不知道钟鸣生了什么病。他从来也不肯说,但这并不妨碍我一次又一次地提问,那股执拗的劲儿,就和他每天坚持不懈地问我要不要把头发散开如出一辙。我有时候会猜一下,指着肚子问他这里痛不痛那里痛不痛,而他便会皱起眉头假作痛苦地捶一下自己的肚子,然后歪着脑袋白我一眼,说“一点也不痛”。
“哦,那你的肝是好的。”我揉了揉太阳穴,长舒了一口气。
“你的也是呀。”
他指了指我替他做“示范”的右手,笑得像仲夏洒在窗台上薄薄暖暖的阳光。而我却摇摇头,举起满是针孔的左手背,指着皮肤下那些浅浅的青色线条说:“没用,这里坏了。”
那个时候钟鸣的精神还很好,只是他的面色已经比我刚认识他时苍白了不少,尤其是到夜里,在昏暗的灯光底下,他的脸看上去会有点黄黄的,这让我不免又想起了阿遥。
阿遥小我两岁,在我住进这间病房之前,她就已经待在这儿了。她的肝不好,脸上总是显出脏兮兮的黄色,再加上整个人又瘦又小,所以她看上去特别像一个很久很久都没有吃过饭的营养不良的小孩。她常常会把床边的帘子拉下来,好隔开别人落在她脸上的视线,有时我想把帘子撩开,而阿遥那又细又软的声音就会在另一边响起,轻轻地用气声喊着说不要啊,她很难看,她不想让我看到她现在的样子。
那时我并不懂阿遥在担心什么,甚至还为自己没得到她的信任而感到懊恼,直到有一天,我哭了整整一个晚上,然后戴上了那顶白色绒线帽。
在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都试着不去回想自己以前的样子,要不是钟鸣出现了,也许那些在阳光下像小蝴蝶一样飞舞的记忆也不会再回到我的世界。
初秋的某一天,我让妈妈帮我带了一本相册过来,抱着相册,我开心地招着手,让钟鸣坐到我的床边。我想让他看看从前我把长发披散下来的模样,可是翻了一遍又一遍,相册里只有扎马尾的我、蘑菇头的我、和在襁褓里留着板寸的我。我渐渐地不说话也不笑了,于是房间里很快就只剩下了钟鸣一个人的声音,并且他还像个没事人似的,一刻不停地说说笑笑,一会儿评价这个姿势摆得好夸张,一会儿又嘲笑那个腮红打得像年画。他说得越欢快,我的嘴就嘟得越高,到最后,我终于忍不住了,一把从他手里相册,带着哭腔一边抽噎一边喊:“不要看了,这里没有长头发!”
“没关系啊。”他伸出手,握住了我帽子顶上的小绒球,吓得我赶紧抓住帽檐,而他却又松开手,让绒线球轻轻地落在了我的头顶上,“等你把头发留长就行了。”
“那要等多久啊……”我抱着膝盖,闷闷不乐。
“不管等多久。”钟鸣跳下床,在我面前站定,像个大人似地拍了我的肩膀。
风吹起窗帘,晃出一阵微弱的响,新鲜空气里夹杂了一丝隐约的桂花香,沁人心脾,一下便冲淡了鼻息间的消毒水味道。
我没有抬头看他,而是把脸又往膝盖里埋了埋。因为那时,我忽然就忍不住笑了起来,而那笑,甜得就好像是是窗外的那一树金黄。
就是从那一天起,我真的把钟鸣的这句话当成了一个郑重其事的约定。我没有在钟鸣面前提起它,而是将之深埋心底,独自一人悄悄努力。每天梳头的时候我都特别小心,生怕多刮下一根柔弱的发丝,睡觉的时候也不敢乱翻身,只怕不经意就扯下一束细发。可是即便如此,这一切仍旧不能阻止我的头发像冬天的雪花那样在帽子里和房间里散得到处都是。我甚至恳求过妈妈能不能不要化疗——话出口的时候我还低下了头,以为她会对我生气,而她却扶住了我的肩膀,用颤抖的声音低语:“妈妈也不想你受苦,但是……这能救你的命啊……”
这句话连同着输进我身体的药剂,让我难受得浑身都战栗了起来。我一边哭一边蜷在输液室的椅子上,根本睁不开眼,只是恍恍惚惚地想着,也不知道什么东西能救钟鸣的命呢。
自从入了冬,钟鸣的身体就一天比一天差。他再也不从床边跳上跳下了,走起路来也似有些摇摇晃晃的感觉,就连声音都不如以往清亮,说出口的句子总是被大喘气割得断断续续的。我很紧张,每天都问他要不要紧,要不要换我去看他,而他只是笑笑,说没事,他清楚自己的情况。
不过在我的坚持下,他终于不再每天出现了,而是每隔两三天,才会来我的房间里坐上一会儿。我盼他好好休息,快点把身体养好,但又担心他会像阿遥那样长久地躺在床上,整个人变得又干又黄。焦虑和期盼交叠着填满了白色的房间,在冬天干燥的热空调风下,每一天都过得无聊又漫长。
我原以为这样的日子会一直持续下去,直到春暖花开日,抑或是到我终于坚持不下去的那一天。我想过自己有可能会死,虽然我不知道死是什么味道的,但我觉得它应该不会像化疗的药水那样令人难受得想吐吧。
可是没想到,在刚过完新年的时候,医生就带来了一个天大的好消息。我还记得那天下午,医生在我病床前宣布“骨髓配对成功”的时候,妈妈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是抱着我不停地哭,任由泪水打湿了我的病号服,甚至连肩上都有凉凉的感觉了。
而我就问了一句话:“这是不是说,以后我可以留长头发了?”
“是的。”个子高高的男医生抓了抓我帽子上的绒线球,咧开嘴笑了一笑,然后松开手,让球轻轻地落在我的脑袋上。在那一刻,从他的脸上,我看到了钟鸣的影子。
我迫不及待地和钟鸣分享这个好消息,他当然也为我感到高兴。可是那一天,当他离开我的病房时,我却又高兴不起来了。他说他希望我能够离开这里,远远地离开,以后也不要再回来。种子只有散在阳光和雨露下才能长大发芽,而在医院这样的土壤里,就算能留长头发,也永远都开不出真正的鲜花。
我能听懂他的话,但我却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么说:“可是你还在这里呀!只要你在,我就会回来看你的。到时候等我的病好了,我就可以像你一样,每天坐在你的病床前跟你说话,给你看照片,笑你穿着的病号服的样子很丑……”
“不不不,你不应该回来。”他的语气很温柔,温柔得简直像在哄小宝宝睡觉,“你应该回学校去找你的朋友玩,跟他们一起听课考试、唱歌跑步。而我,也总有一天会从这里消失的,你决不能因为我就在这里停滞不前。”
“消失……?你是说,你会死吗?”我瞪大了眼睛,惊讶地看着眼前的钟鸣。这是我第一次觉得,他不再是我认识的那个钟鸣了。他变得越来越像阿遥,干瘦,消极,不愿意接受我的好意。
“当然不是。我也有可能会好,不是吗?”昏黄的灯光下,他的眼中闪过一丝晦暗。在那一刻,我看见他的眼白里,仿佛有一块已经变成了黄黄的颜色。
几天之后,我的骨髓移植手术顺利完成了。等我在无菌病房里熬过排异期后,已经到了快过年的时候。在这段时间里钟鸣来看过我几次,他进不了病房,只能隔着玻璃和我招招手,而我便也笑着对他招招手,只是我一边笑一边却又暗自祈祷着,希望他看不清我没戴帽子的大光头。
我恢复得很快,等到过完年,我的脸上已经开始有些血色了。妈妈开始帮我准备出院的手续,而我却愁眉不展地待在房间里,希望能在医院里待得更久一点才好。钟鸣再也在我面前没有出现过,护士姐姐说他很有可能被父母带回家过年去了,毕竟没有人喜欢在医院这种晦气的地方过年,火红才是属于希望的颜色。
我好想再见他一面呀,哪怕只有几分钟,让我好好地说句“再见”也好。
可是直到我出院了,这个愿望也没能实现。
为了给我治病,妈妈卖掉了原来的房子,而我的家也搬到了一个距离医院很远很远的郊县里。每当我在郊县的小医院里打吊瓶的时候,我就会无比想念钟鸣,我想知道他还好吗,所以有一次,我终于鼓起勇气问妈妈,能不能回原来的医院去。妈妈说,实在太远了,她怕我撑不住,而我却拍着胸脯向她保证,说我一定没问题。
在输液室里,我没有看见钟鸣,在散步的花园里,我没有看见钟鸣,在我原来的病房里,我也没有看见钟鸣。我甚至去问了病房外的护士姐姐,可护士姐姐却说他不是我们这层楼的,所以她也不知道他究竟住在哪间病房。
直到那时,我才意识到,我根本不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她,我只知道他叫钟鸣,但却从来都不知道他是谁,他在哪里。
我原先住的那间病房已经住进了其他病人,于是我便在病房外坐了整整一个下午。我伸长了脖子,盯着那些来来回回行走的身影,眼睛都瞧得酸了。偶尔有认识的病友和我打招呼,我很开心,但也会觉得失落,因为在他们之中,没有一个是钟鸣。
那天傍晚,在又颠又长的回家路上,我终于没忍住,一边哭一边吐了一地。妈妈没有怪我,而是抚着我的背脊,动作轻柔得就好像捧着一只易碎的瓷花瓶,这让我禁不住更加难过,简直都要把胆汁给吐出来了。
这天夜里,我梦见了钟鸣。他躺在阿遥的那张床上,双手交叠在胸前,像往常一样微笑地看着我,而我就坐在他的对面,抱着书本认真地给他读课文。在昏黄的灯光底下,他整个人看起来都黄黄的,我不敢抬头,怕他发现我眼眶里的泪珠。
第二天,当我从散发着阳光气味的被子里伸着懒腰醒来了以后,我告诉妈妈,从此以后,我再也不任性了。
我不想去那家医院了。
后来,我终于留起了长头发。我像钟鸣期望的那样回到了学校里,和同学们一起听课考试抄作业,偶尔会借着身体不好的缘由翘掉长跑。我的相册里装满了各种各样的照片,有学校的毕业照,有生日聚会的寿星照,也有在山顶上满头大汗的剪刀手,不过无论在什么地方,我的发型都是一样的长直发,安安稳稳地披散在身后,就像是一件不合身的针织外套。
女同学笑我古板,男同学说我执拗,但我却不想理会他们,因为只有我知道,这是我和钟鸣的约定,我在坚持的,是我们两个人共同的梦想——
散在阳光和雨露下,长成一朵真正的鲜花。
不过这并不代表我不爱美。我常常去理发店修剪长发,有时候也会一冲动就剪个刘海什么的,然后一回家就懊恼,过一阵就留长,可是这并不妨碍我坚守承诺。甚至连理发师都会跟我开玩笑,说我在排队的时候真是白抱了时尚杂志这么久,而我每次哈哈大笑完,都会坚定地继续抛出那三个字,“长直发”,从没有一次动摇过。
直到那一天,当我一如既往坐在理发店的等候区的时候,电视里的一个男生忽然就抓住了我的视线。那是娱乐新闻对一个年轻演员的采访,在谈起演技的时候,那个面庞瘦削的男演员说,在几年之前,他为了演好一个小病人的角色曾在医院的重症病房里“潜伏”了大半年,认识了很多病人和医生,而这段经历对他的演艺生涯有很大的帮助。
“那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身处其中时你会觉得特别投入,遇见的每一个人都会把彼此当作生死之交,所以怎么表演都不会浮夸。可是等你离开了之后,你就会意识到那是个必须远远躲开的地方。没人有人想回去,一旦出院了,大家就像是离了茎干的蒲公英,一吹就散,恨不得飞得越远越好。对于大多数病人来说,医院只是个休憩的中转站,它既不是过去,也不是未来。”
这段话像是扎入静脉的针管,随着血液曲曲折折地盘进了我的心田。我睁大了眼睛,脑中一时闪过无数片段,愉悦的、悲伤的、忧虑的、期待的,就像开闸的洪水那般瞬间灌满了我的大脑,让我一时都来不及思考,以至于当理发师来叫我的时候我都还没缓过神来,仿若又回到了当年酸涩着眼坐在病房外等待的那个时刻。
“今天想怎么剪呀?还是简单修一下吗?要不要剪个斜刘海?”
“不要刘海,修一下就好。”我听见了自己的喃喃,可那个声音却是那么遥远,好像根本就不是自己在说话。
随着一声轻微的“呼啦”,白色围兜围上了我的脖颈。剪刀摩擦着发梢,发出“沙沙沙”的响声。我能想象出我的头发已经一簇一簇地散落在了地上,轻飘飘的,用扫帚一刮就能全都刮走,就像我曾在病房里见到的那样——那个时候,每次看到自己的头发被清扫掉,我都会觉得特别难过、特别不舍,因为头发掉得快,却又很难长起来。
不过现在,我的头发可茂盛着呢!
“哎等等。我想剪个短发。”
我听见自己的胸腔里发出了明亮的声音,也从镜子里看见了理发师的表情,他先是惊讶,然后点了点头,抿着嘴微微笑了起来,就好像是看见一个吝啬鬼好不容易从口袋里摸出了钱包一样。
我闭起眼睛,轻松地享受着脑后传来密集的“沙沙沙”声,仿佛在听一首悦耳的歌曲。不知不觉间,我又想起了钟鸣曾说过的话:“你不能停滞不前。”
在这一刻,我想,我终于明白他的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