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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第七十九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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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阿让走出后门,就看到了坐在花园角落的柯洛娜。
“让先生?”她凝视着面前的花丛,背向着他问。
冉阿让走过去。“您怎么知道是我?”
“即使是小露西姐姐,踏过台阶也有声音。您的脚步最轻。”柯洛娜说着,转过身来迎接他,“您找我有什么事吗?”
“没有。只是看到您的房门开着,您不在房间里。”
花园并不大,角落里有两个石凳并列着。柯洛娜一伸手请他坐下,于是冉阿让坐了另一张石凳的最边缘,离她最远的位置。柯洛娜无奈地望了他一眼。“您瞧,”她轻声说,“我小时候曾在这个园子里长大。”
按照卡顿留下的遗嘱,他的一切财产尽皆留给柯洛娜,唯独伦敦的这栋房子留给了达内家。现如今这房子住着小露西一家,柯洛娜和冉阿让回来后,均出了两间客房给他们住。
好像仍旧是原先的住处,却又好像已经面目全非了。
“在这儿原先有一片绣球花。”柯洛娜指着面前的草坪说,“那是我还小的时候——也许六岁吧——有一次我从哪本书上看到了关于绣球花的章节,颇为神往。晚上聊天的时候,查尔斯叔叔问起我今天看了什么书,我便顺带提了一句。没有想到,一周之后查尔斯叔叔就不知道从哪儿弄来了一包绣球花的花种。”
她轻轻笑了笑,“我当时惊喜极了。查尔斯叔叔、父亲和我一起研究着将那些种子种了下去,失败了几次,到了第三次才终于成功,夏天开出一大片粉色蓝色的花。可惜父亲生病那段时日里我无心打理花园,它们都萎谢了。如果还在,如今正该是花季呢。”
冉阿让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小时候他们特别宠我。父亲、查尔斯叔叔、露西阿姨——他们对我简直有求必应。连小露西姐姐有一次都曾经悄悄跟我说,如果她年纪再小十岁,她怕是都要嫉妒我。露西阿姨也说,她从没见过查尔斯叔叔侍弄花园,他对这些不感兴趣,却为了我随口一提而研究这些花花草草的事情。他们就像我的另一对父母……而我哪怕身在法国,我也总觉得,我还有父母在,我在这世上还有人可以作最后的退路。”
“他会没事的。上帝会保佑他。”冉阿让说。
柯洛娜苦笑一下:“您自己都不信的话,您就别来安慰我了。”
冉阿让叹了口气。
查尔斯·达内这次突发急病,当他们匆匆赶到伦敦时,他已经昏迷了几天。请来了最好的医生,也都说希望渺茫。虽说这个年纪已经算得上得享高寿,但柯洛娜和他的一双儿女仍旧有些难以接受。
“……我以前还一直总觉得,自己已经做好了自立的准备。”柯洛娜轻声说,“可如今我才知道,我完全没有预想过,他们这么快就要离我而去。查尔斯叔叔……就不必说了;露西阿姨的身体一直更不好些,医生悄悄地跟小露西姐姐说,要对她也多加留意。至于巴兹尔,道连·格雷那件事之后,他说英国是伤心地,现在环游欧洲,我已经有好几年没有见到过他。这样一数,我的长辈已经没有几个了。”
她转过脸望着冉阿让,苍白的天光下看得出她眼中盈满泪水。
“我今年才二十四岁,让先生。我才二十四岁!您不觉得这也太早了吗?”
冉阿让一声叹息。
“您知道我不是长于言辞的人。倘若有什么我能帮到的,您只管开口。”
“有。只有一件事。”柯洛娜说。
“让先生,请您保重身体、长命百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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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三零年,革命的火焰终于迸发了。
参加革命的人中不乏柯洛娜认识的工人和学生,甚至还有不少女工,她们拿着枪,按照柯洛娜所教授的那样扣动扳机,虽然未经练习,准头却并不比男人更差许多。这场革命在后来被称作七月革命,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它并没有达成热情的青年们所幻想的那样改变社会、消除人民疾苦的目标,但多少已经算是一次胜利。
这些热闹牵涉到了千丝万缕和柯洛娜相关的联系,革命的烈火却没撩到柯洛娜本人的半片衣角。整个七月,她沉浸在与此截然不同的消沉与悲伤当中:达内在一周的昏迷之后,短暂地清醒了一段时间,作了最后的告别,然后与世长辞。第二天一早,人们发现露西坐在他的床头,也安详地停止了呼吸。
再多的话语,又怎么说得尽几个孩子内心的悲恸呢!曾经最幸福、最圆满的家庭不复存在了,目之所及的一切,都令人触景生情、徒增伤悲。有时候,在饭桌上吃着吃着饭,就会有人毫无征兆地掉下眼泪来。柯洛娜格外多住了好一阵子,才最终提出告辞。
她来伦敦的时候还在初夏,回去时,八月已经过去了一半。小露西和小西德尼都到码头送行,柯洛娜在船舷边站了很久,直到船已离港仍旧注视着逐渐远去的码头。
她仍将小西德尼和小露西当做亲哥哥姐姐,但父母健在和父母离世的兄弟姐妹也是不相同的。三个人心里都知道,下一次见面,不知道是何年何月。大约有很久很久,她都不会再次渡过这片海洋了。
——即使渡过,即使再次见面,又怎样呢?
兄姐只是兄姐,不是父母。能够无忧无虑、撒娇耍赖的时光,能够让她撒娇耍赖的人,都已经一去不返了。
然而生活仍要继续。
九月份就要开学,新学校的招生工作是安妮、校长嬷嬷和几个老师一起搞的,柯洛娜既然回来,便立刻参与到了开学的准备之中去。而余下几人则恢复了原先的生活,只除了冉阿让在臂上系了一片黑纱,用以悼念达内夫妇。
但芳汀和珂赛特几乎没见过达内夫妇,并不能够对他们的悲伤感同身受。尽管柯洛娜和冉阿让的心情不好,也让她们忧心,可她们更多的是为了重聚而感到快乐。对珂赛特来说尤其如此:她毕竟是个正处于花季的少女,一天到晚地闷在屋子和小花园里,连上街走走都要小心翼翼,实在令人烦闷。
第二天上午冉阿让按照旧例,仍旧和珂赛特一起出门散步。这时革命最强劲的余波已经过去了,有冉阿让陪同,珂赛特出门也不再需要小心翼翼,这使她高兴得很,拿出了十足的劲头来妆扮。她穿了一件印有黑色暗花的薄裙子,配以同样料子的短披风,戴一顶白绉纱帽子,白手套显出一双细长的手,又带上一把中国象牙柄的遮阳伞。
他们惯例会从圣日耳曼大道走到卢森堡公园,绕着公园转一圈,而后坐在一条安静的小道尽头的木凳上。这一天自然并不例外。珂赛特叽叽喳喳同冉阿让说着这些时日来发生的事情的时候,由小道的尽头走过来一个穿着破旧,相貌却十分俊美的青年。不知怎么的,珂赛特在他快要走到两人面前的时候,无意间抬头望了一眼。那青年注意到木凳上的两个人,也转头在看着他们。
珂赛特看见了马吕斯,马吕斯也看见了珂赛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