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补习》兮何梵落

70、考前气氛

　　对我来说，六月从一开始就充斥着神秘色彩，这份神秘由各种情绪交织而成，恐惧、担忧、怀疑以及时不时的自我感觉良好……，我变得对凡事都敏感起来，放肆地揣测着命运。渐渐地，生活中任何一个细节变得仿佛都跟未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习惯差不多是从娘胎里带来的，根子里无药可救的宿命论让我不容易相信“命由人造”的时代宣言，时刻都不会忘了把生活中一连串大小事情放在一起强拉硬扯，试图洞见其中不可思议的因果联系。从小便如此，尤其遇着大点的事便会习惯性地敏感起来。
　　佛说：万法皆空，因果不空。我借此问王伦：“每临大事时到底存不存在征兆，应该怎样面对似乎已命中注定的结局？”
　　他说：“即已注定，又何必在如何面对上计较？”
　　“一个好的心境起码是需要的吧？”
　　“你那个求来的心境怕只是做作。”
　　因果律作为有史以来最悠久的一条真理放马克思那儿怕也是成立的，任何人都逃不离，做到头也只是“不昧因果”，而说到底，任何看似注定的结局又何不是人自己做作的结果？
　　“那你现在心境如何？”
　　“默涵，凡事都要想明白的话会很累的，咱凡人最好的活法就是四个字：难得糊涂。过日子可没空去追究那些为什么，往往是一件事连着一件事，你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击倒在地，如果在你心里倒地是一种常态，站起来就不成问题。”
　　“没错，像我这样扛着浆糊一样的脑袋，有些事想整明白，怕是得把自己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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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归说，落实到生活就不是口头那回事了，该敏感照样敏感。尤其当校园里开始出现两辆警车后，我几乎有点过敏。王伦告诉我这主要是为防止高考前打架报复等事件发生，就算管不了，也能起点威慑作用。因为这类事以前发生过，学校特别重视，政府当然也得管着。
　　两辆警车无形中将大考之前的气氛弄得格外紧张。
　　高考自从发展成全民参与的事业，便调动了全国人民无限高涨的热情与积极性。对学生来说，它是支撑半生的梦想，对父母而言是改变数代人命运的翻身仗，对于除此之外的老弱妇孺则不失为茶余饭后最饶有趣味的谈资。专家学者们都在呼吁取消高考，可他们不晓得这会打击多少人生活的热情和信心。
　　而在小城，这种全民参与已达到了如火如荼的境界，在这样一个奉行“教育先行”的小县城，教育所创造的效益就是考出去的人们给家中父母寄回来的养老钱，可这就算够了。在没有任何工业、农业靠天吃饭的情况下，这点钱占着地方国民收入的最大比重，任何一届地方政府如果不抓教育，就没什么可抓，所以说在这举世瞩目的关头，就算把整个公安局搬进学校来维持治安，也能说得过去。
　　我很久以前埋下的隐患被这全校戒严的盛大场面证明是多余的，因为除了像茹姐这样的炮手，很少人敢顶风作案。
　　王伦依然与我形影不离，早上会等我一起出门，吃饭时必定叫上我，晚自习后回家的路上恨不能扎着我的手。
　　他说：“你是学校挖回来准备考名牌的宝，保护你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听着你怎么像校长安排在我身边的保镖，抑或间谍。”
　　“对啊，可别以为你干那些丑事没人知道。——不过说实话，你要再考不好可就谁都对不起了。”
　　我心里自然有点不是滋味，整整一年，当爱情不知不觉成了我生活的主题，我便从未再想过考什么名牌，潜意识里只要和“她”能去一个城市就知足了，况且去年两分之差留下的伤口很深，几乎成了对那个学校的恨。北大，我只能对其挥挥手再使个眼色，带着不知是轻蔑还是无奈的情感转身离去，对于学校所寄予的厚望我注定是要辜负的，至于到时候怎么交代，那是全国人民的事。
　　“不说我了，你准备考什么学校？”我问王伦。
　　“一直在准备，可就是不知道在为什么准备，只能到时候看成绩说话了。”
　　“我觉得你倒是考北大的料。”
　　“我们两个就在这儿痴人说梦吧。北大荒还差不多。”
　　“老王说你状态一直很好，要我向你学习。”
　　“不是我状态好，是你状态太差。”
　　后来，王伦无意中透漏出想考军校的心思，说是只有一个目的：为家里省点钱。我想以他的身手在军队里混必定是个人才，够得上□□保镖的级别，但这必定非他本怀，他是个修行人，所追求的真理与军队的理念、生活方式格格不入，一个人要悠游于慈悲济众与杀敌报国之间，又得需要多大的心量去“随缘”，这无疑是对自我最高级别的挑战。
　　在后来的日子里，随着同学们之间对报学校的话题谈的越来越多，一个巨大的问号在我心里潜滋暗长：她会考什么学校？这方面的话题我们之前并没有谈起，即使人不在，我这份期待依然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