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补习》兮何梵落

55、儿时故事

　　一天中午吃完饭听见敲门声。我跟王伦正摆好架势准备过招，思奇跟茹姐在床头窃窃私语，至于他们之间的小动作，我们遵循夫子教训“非礼勿视”。思奇离门口近，是他开的门，随后就听到他激动地喊我的名字，我赶忙转身，看到门口的张悦手里还提一大袋水果，思奇说：“来就来嘛，还拿什么东西。”
　　“看来我不留下也不行了。”
　　“最好人也留下。”
　　“陈思奇，你他妈就是一流氓！”茹姐吼道。
　　我赶紧把张悦接进来，折腾半天才让她坐下。
　　“过年的时候你一个人孤苦伶仃，如今倒是很热闹。”她说。
　　“都是来蹭饭的。”
　　“你不会就为这个抑郁了吧？”
　　“有点，最近粮油蔬菜价格飞涨。”这是正经的玩笑话。
　　“王伦，他说他的病是你给治的，我很好奇想问问，你有这么神吗？”张悦问道。
　　“呵呵，你信就神，不信就不神。”
　　“那我信，有空你也治一治我的胃病。”
　　“这个怕是得默涵来。”王伦的话总能让人听出点余音渺渺的味道。
　　之后，我把那晚王伦大侠如何败在我脚下，我如何顿觉神清气爽，一团雾气冒出头顶后病好如初的经过给她讲了一遍。说话间，竟鬼使神差，把张悦拿来的水果给大伙分了，袋子里只剩不多一点。没想到这一举动落下了把柄，后来我再申辩跟张悦的朋友关系时，他俩双双表示不屑。思奇说：“按说都是朋友，那包水果怎么着就轮到你做主？”我才知道事到如今自欺已经有点严重，盖不住往外溢的感觉。
　　过了一会儿，张悦要走，思奇起哄：“要么我们走，你们俩……”
　　“不了，我还有事。”她只是淡淡地说。
　　想到张悦此番来本意是看我，却碰上这么多人，胡乱应付一大圈，我着实心有歉疚。送她出门后，我说：“你过年一句‘有空再来’让我空等了半个假期，今天才算等到，不容易。”
　　“要么我以后天天都来？”
　　“不会也是来蹭饭吧？我可扛不住。”
　　“放心，我不吃你们家粮食。今天被我妈撵出了家门，只好流落到你这儿。”
　　“没事，你妈不养你，我养。”
　　她怔怔的看着我，说：“刚才还扛不住呢，吹什么牛。”
　　如果真能轮到我养她，这辈子都值了。可再想想眼下名不顺、言不正，只好作罢。
　　“那以后不再来了？”我问。
　　“不来了，再说你们那种阵势，我还敢去吗？不过你跟王伦俩大男人睡那么小一张床，有点让人想入非非。”
　　“有吗？”
　　“没有吗？”
　　“那我告诉你，那包水果可不是给你带的，没想到碰上一群饿狼。”
　　“哈哈，那你跟一群狼客气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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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我跟她出门后没再回去，绕着学校操场走了很多圈。操场上吹着暖暖的风，我们之间长久的沉默显得意味深长。
　　单独在一起时间长了，谈话不免陷入无聊，终至无语。我们俩都是喜欢安静的，也都很少为应付说些没意义的话，大多时候守着各自的孤独做抽丝般的感受。对于持久的沉默，我们都能够用相同的方式理解和处理，可是谁知道两颗寂寞的心在一起时会快乐还是会更寂寞呢？
　　我问她：“我们之间似乎能说的话都说完了，况且如今又是一个思维停滞的阶段，容不下矫情，每天生活重复单调，也没什么新鲜事可以絮叨，以后该怎么办呢？”
　　鸡零狗碎的事没兴趣谈，别人的闲话不好谈，男男女女的事不方便谈，朋友——这一人为的关系界定也为交流划出了很大一块禁区。
　　“那就讲讲你小时候地故事吧。”她说。
　　“小时候……”
　　“我出生在黄土高原大山深处一个下着大雪的入冬的晚上。童年留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整天爬在山坡上用两根指头从土里掏一种现在还叫不上名字的野菜根，搓干净了夹在馒头里边吃。那些年天旱，能吃到白面馒头算是一件特幸福的事，记忆中我儿时几乎所有的泪都是为吃不饱饭而流。后来日子就过不下去了，父亲就去城里打工，母亲一个人种几十亩山地，还养着一圈羊。我整天被锁在家里，在伤心、害怕中从早哭到晚，直到五岁能爬山坡的时候被带进羊群中间。那时候母亲常用来安慰我的话是：‘你爸再过几天就要回来了，会带很多好吃的，要听话才行’。母亲没有骗我，当父亲的自行车绕过远处的山脚，他向塬上我们母子招手，我便疯了似的跑向沟底，自行车上挂满了水果、泡泡糖、果丹皮，还有北京牌方便面……虽然父亲不久就又会离开，但这些东西足以让我乐上一个月。”
　　“上小学时。每天得翻山越岭来回走十多里路，冬天几乎都是半夜起来，可除了能认清脚下的路，其它地方一片漆黑，我手里经常捧着起床后没顾上吃的馍馍，走几步咬一口，等走到学校时，天才麻亮，我手中的馍馍却已经冻得硬邦邦的。一年级一个冬天下来，我的手被冻得跟馒头似的，手背上开着口子，因为怕疼不敢洗手，口子旁边积攒着厚厚一层黑垢，于是在一次卫生大检查中被扣了分，学校取消了我评选少先队员的资格，还罚我在教室外头洗了一个早晨的手，那个深冬的清晨，我的眼泪不停往下边的水盆里掉，伤心地全然忘记了疼，结果两只手到过年时因为流脓被包上了纱布。后来的六一儿童节那天，也就是全校给低年级少先队员发红领巾的日子，我怕戴不上红领巾回家丢父母的脸，便鬼使神差地混进少先队员的队伍里，大队长把红领巾绑到我脖子上时，脸上笑开了花。回家的路上，路边的乡亲揪着我们鲜艳的红领巾说‘都成少先队员了’，那一刻我只能像个贼一样小心收藏着偷来的这份荣耀。”
　　“八岁，我们终于因为天旱吃不饱饭，从黄土高原迁到了西北戈壁滩，全家人挤进一间用土块垒起来的二十平米的小房子，房子不着村不着店，孤零零坐落在戈壁滩上，没有水、没有电，但重要的是旁边有十几亩水浇地，它可以让我们不用再过挨饿的日子。而搬家之前，我傻傻地以为自己要去的地方是一个大城市、有花园、有河流、有大马路、有楼房，一路上兴奋不已，可是当第一步踩到那片土地上时，心头升起的荒凉便从此保留了十多年。”
　　“因为语言不通，在距家五里地外的村小里，我经历了长达近三年的沉默，被人们叫做‘哑巴’。三年之后，当有人变本加厉地欺负我时，我第一次毫不客气地撂给他一句很脏很脏的话，用的竟是他们的方言。从那以后，我就学会了他们的语言，从此开始了正常人的生活。但毫无疑问，那三年的经历改变了我一生的性格。”
　　“虽然搬到有粮食吃的地方，但也就是在那里，我目睹了中国农民跟官府最艰苦卓绝的斗争。那个地方后来陆陆续续又在党的移民政策下搬过来几户人家，为了能得到跟老户一样的待遇，能减掉多收的水费、地税，为了能通上电，结束长达四年点煤油灯的日子，能享受到国家的惠农政策……，移民们联合起来上访、游街、静坐、告状、打官司，所有能想到的招都尝试了，甚至不惜三进三出派出所，被折磨地不成人形……，这样的斗争直到今天依然没有消停。”
　　“也许就是因为跟父母一起受过的这些罪，因为过早地看到了社会的不公，生活的艰辛。上初中以后，我在学习上特别要强，因为时刻都有一个声音在耳边提醒：你不好好学习，以后就会被人欺负、看不起。那时候，我们都住五十人一间的大通铺，一个人能占一小块地方，经常有人占位不公半夜起来打架，更夸张的是宿舍离学校唯一的厕所搁着百米远的操场，半夜起来上厕所就等于出一次操。因为家里依然穷，我每周只能带十多块钱的伙食费，早晚五角钱的臊面汤，泡着家里带来的馍馍吃，中午吃一块多钱一碗的面，周五的时候就从早到晚饿着肚子等回家后饱餐一顿。在那条十几公里的回家路上，我肚子里咕咚咕咚的响声伴着自行车走在石头路上噼哩咵啦的声音，成了初中生活的主色调，周日下午返校的路程在我十多岁的生命记忆里则有着切肤之痛，因为上学就意味着去受罪。记得刚上初一饿了一周后半夜回到家里，母亲把一大碗面摆在桌子上，说已经等了两个多小时，我在微弱的煤油灯光下往嘴里刨饭，鼻涕眼泪一齐往外流，抹得满脸都是。也许正是这些原因，我今天对黑夜特别钟情。”
　　“所以今晚陪我走夜路，你也会感到幸福，对吗？”张悦说。
　　我抬头时，清楚看到她眼里的泪光。对我来说，这些故事早已成为生命的一部分，无数次抚摸、缅怀，不再有太多伤感；而就在那一刻，感动着我的只是身边这个女孩，这是我今生最珍贵的收藏。在我的意识里，一个深深的相拥发生着，它不带欲念，超越时空，定格为永恒。
　　许久的沉默后，我努力控制着情绪说：“之后的事就不要讲了吧，反正你也能猜到。”
　　“留到以后慢慢讲。”
　　“那你的呢？”
　　“我——，明晚吧。”她看看表，“我妹给我妈告状了，说我跟男生如何如何，我妈还是很理解地告诉我：以后不要太晚。我想她老人家的宽容是有限度的，我得早点回去。”她指着前方亮着的最后一盏灯说。
　　“你妈这么大的包容，看来我得感激涕零了。”
　　“你还真别急着感激，天下母亲面对儿女的时候都一样，心眼都不大，而且会随着与日俱增的担忧越来越小。她现在理解我只是因为必须得像父亲一样爱我，我也不知道在她身上这两个角色什么时候会转换。说不定昨天的理解只是为了表现得很有涵养，明天就不一定了。”
　　“我懂，以后注意收敛，理解万岁。”
　　说完她把信递给我，骑上车离开了。
　　宿舍里，思奇借了茹姐的Mp3，塞着耳机一边听，一边哼着：“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在一起慢慢变老……”
　　看着他得意忘形的样子，想到张悦方才那句“留到以后慢慢讲”，我忍不住落了泪，也终于冲动地想在这个女孩身上要一生一世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