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公车令掌宫门警卫、接待、传达之事。
2. 司马门事件被视为曹植失宠的重要转折点。然对于这一影响了曹魏政治历史的事件,史书记载却并不详细,就连时间地点都疑点重重。《三国志·魏书·任城陈萧王传》仅载:“植尝乘车行驰道中,开司马门出。太祖大怒,公车令坐死。由是重诸侯科禁,而植宠日衰。”至今仍有不少关于此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原因的论文。单从文意来看,“司马门”虽然既可指皇宫之门,又可指诸侯王的宫门,但“驰道”当仅指天子所行之道,故个人以为此事件应发生在许都。《续汉书》曾载:“人有白修与临淄侯植饮醉共载,从司马门出,谤讪鄢陵侯彰。”曹彰封鄢陵侯在建安二十一年,而此事应发生在曹彰封侯之后。《三国志》又载:“二十二年,增植邑五千,并前万户。”若司马门事件发生于建安二十一年,则二十二年曹植不可能增邑。建安二十二年,曹丕被立为太子,若之前曹操曾为继承人问题而摇摆不定,则此事很可能便是曹操最终下决心的原因之一。然关于曹植为何私开司马门,一般皆认为是他酒后放纵。然个人觉得曹植虽然有着文人的狂傲之气,但绝非无脑之人,否则曹操也不会评价说“始者谓子建,儿中最可定大事。”再狂,理应也不会在曹操的眼皮子底下如此嚣张地明知故犯。纵然他喝醉了,那他身边难道就没人阻止么?还有曹操对于此事的处理: “公车令坐死”,那主犯曹植呢?虽然记载“植宠日衰”,但貌似并没有削爵罚俸之类的实质性处罚?就算曹操宠爱孩子不杀他,但如此大不敬之罪,难道就这么放过了?
3.《三国志·魏书·荀彧荀攸贾诩传》载:“是时,文帝为五官将,而临淄侯植才名方盛,各有党与,有夺宗之议。文帝使人问诩自固之术,诩曰:‘愿将军恢崇德度,躬素士之业,朝夕孜孜,不违子道。如此而已。’文帝从之,深自砥砺。太祖又尝屏除左右问诩,诩嘿然不对。太祖曰:‘与卿言而不答,何也?’诩曰:‘属适有所思,故不即对耳。’太祖曰:‘何思?’诩曰:‘思袁本初、刘景升父子也。’太祖大笑,于是太子遂定。诩自以非太祖旧臣,而策谋深长,惧见猜疑,阖门自守,退无私交,男女嫁娶,不结高门,天下之论智计者归之。”袁本初与刘景升即袁绍与刘表,两人都在继承人的问题上摇摆不定,最终舍弃长子而立幼子,却双双葬送了基业。贾诩此言乃是以此为鉴,劝曹操不可废长而立幼,而妙处就在于从头到尾贾诩都未明确表示什么。曹丕得以被立为世子,贾诩在其中自有其功劳。个人以为,贾诩在整个三国历史中是个神奇的存在,仿佛许多历史的转折点都与其有关。王允杀董卓后,是贾诩建议董卓旧部李傕、郭汜杀回长安,从此朝野混乱,天下战火亦纷飞而起,甚至有人说正是贾诩一言开了三国之乱世。宛城之战,贾诩之计使曹操失去了长子曹昂,如今亦有无数关于若曹昂不死,曹丕还能否成为曹操继承人的猜测,而若曹昂成为曹操继承人,之后的历史是否会发生改变?而到了曹操为继承人问题摇摆不定之时,又是贾诩一言定音,若非如此,曹魏是否也会走上袁绍与刘表的老路?更为难得的是,在三国一众谋士之中,贾诩是少有的能够在七十六岁高龄寿终正寝的,这固然与他低调行事、明哲保身有关,然而此人往往不开口则已,一开口便直击要害,还不令人反感,不得不说,实在是“老狐狸”一只啊。
4.“七子”之称,始于曹丕所著《典论·论文》:“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他们对于诗、赋、散文的发展,都曾作出过贡献。建安七子与“三曹”往往被视作汉末三国时期文学成就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