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蔚为词宗——司马相如传》王颖1942

6、第 6 章

　　邓通其实什么都不懂，他正需要有这样一个精明的帮手来替他把铜矿石转换成铜钱，两人因此一拍即合。于是，卓王孙就成了邓记银行邓董事长手下的总经理。
　　严道铜山在临邛的西南方，距临邛不过七八十里地，卓王孙得了地利之先，帮邓通开矿铸钱，顺风顺水，毫无阻碍。只要邓通说一声什么时候需要用钱了，他就一次十数车地往长安送。那邓通既不懂得算账，也根本不去想卓王孙是否会从中藏私，只需他要多少立马能拿到多少就心满意足了，其他一概不管。其实他也不笨，他的“铜山”不是在严道，而是在宫廷，只要他巴结好汉文帝，让他高兴了，这不是比十座铜山还要管用吗？
　　邓通的这种行事作风便宜了卓王孙。
　　卓王孙送一半留一半，比他制盐冶铁还要快富十倍。这在今天来说，等于是他拥有了一台印钞机，想印多少钱由他自己说了算。他私下里挖了一个地库，铸的铜钱都存放在地库里，没有几年的功夫，已经富可敌国了。
　　卓王孙这种民间能够铸钱的举动，还与那时的政策形势有关。
　　汉朝统一天下之后，从汉高帝刘邦开国始，因嫌秦朝时铸的钱份量过重，百姓与商贾不便携带，就把原来半两一文的铜钱改成份量轻一些的钱，俗称榆筴钱。每文只重一铢半，径五分。但是由于这种钱又太轻了一点，遂致物价腾涨，一石米得花万钱。汉文帝又复改制，特铸四铢钱，取其份量之中。而且文帝还去除了盗铸法令，下达了一个允许人民可以自由铸钱的诏令。当时的官员贾谊、贾山对此很不理解，心想要是那样，整个国家不都乱套了吗？于是上书反对，然而没有用，汉文武还是固执地要求实行他的命令，——是不是他想为邓通大开方便之门，此中内情不得而知。
　　自然，普通老百姓是没有这个能力自己开矿铸钱的，这就便宜了那些富户与权贵。其时，吴王刘濞管领东南地域，他寻得了一座故鄣铜山，也铸起钱来，并且这些钱可以在东南地域流通。这样，在当时中国的东南疆域，流行的是吴钱；在西南地域，流行的是邓钱。吴、邓二人，都是那个时候的财神爷。
　　吴王依仗吴地近临大海，炼制的是海盐，而卓王孙挖的是井盐，但他们致富的手段完全一样，都靠了三张王牌、三座钱山——制盐、冶铁、铸铜钱。
　　这是不用思考人人都能明白的浅显道理，盐铁是老百姓不可或缺的食用材料，谁家不使农具，不吃食盐？而钱则更是万用物品，拿着它什么都能买到，把这三样东西掌控在自己手上，不富也难！
　　程郑虽然是从山东迁居过来的，但与卓王孙家世代修好，所以也能分一杯羹，参与了铸钱的活动。而其他的富贾们，就没有这种幸运了，他们不能开铜矿铸钱，只能熬盐与冶铁，即使这样，收入也十分可观。
　　于是，当时的蜀郡，就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要问临邛有多富，去问两牛四虎七十二条大黄狗。”
　　两头牛，就是卓王孙与程郑，两头大黄牛，黄金铸就的大黄牛。
　　四虎，是仅次于卓、程的四家富户。
　　而除此之外，还有七十二户是属于大黄狗级别的。
　　按照那时流传的说法，“牛”级富户起码得拥有1000万两黄金的资产；“虎”级富户为500~800万两；“狗”级富户则不少于300~500万两。
　　这还是一般老百姓的说法，并不是卓王孙真正的财产，很可能，老百姓的传说只说到了卓王孙冰山一角。那么，就是按这种说法，这些富户在今人的感觉中他们到底有多少钱呢？
　　汉承秦制，只是黄金称量中改鎰为斤，一般物品用十六两为一斤。一斤之重以250克为标准。一两为２５克（以10两制计算），以一克黄金４００元价值算，为一万元。那么，卓王孙与程郑的财产，至少是１０００亿人民币。这么多的钱，恐怕要赶上美国的比尔盖茨了。
　　邓通的第二个故事，其实是他做了一件大好事，却无意得罪了一个影响他后半生的关键人物。
　　汉文帝不幸得了一个背痈，由于太医院没有特效好药，使得这个痈开始溃烂，不时地凸出疮脓、流淌脓血，而且散发出一阵阵恶臭。太医们只能用手来挤脓。本来手挤是挤不出脓头来的，而且这个痈又生在皇帝身上，太医还不敢使劲，怕挤疼了皇上会遭到责骂甚至杀头。所以，汉文帝的痈病始终不能好起来，且日夜疼痛不安，哼叫连连。
　　邓通是长陪在皇上身边的人，他见皇帝如此痛苦，就说道：“圣上，臣听得民间说，人身上生了疮，用手是挤不干净的，必须用嘴去吸，我们蜀郡那里，就传说过一个孝子用嘴吮吸父亲身上脓疮的故事。”
　　“用嘴吸，叫何人来吸？”
　　“臣愿意为圣上吸脓。”
　　说毕，竟弯下身子，趴到皇帝的背上，吸了起来。
　　他吸一口，吐一口，等吸得差不多了，就用一杯清水嗽了嗽口，擦了擦嘴之后，叫太医给皇帝上药。然后，又恭敬地站在汉文帝的旁边，陪着他说话，一点也没有皱眉嫌脏的表情。
　　汉文帝看着邓通。十分感慨，他随口问道：“朕拥有天下，普天下的人都是朕的臣民，你说，要挑出一个人来，谁最爱朕？你说是谁呢？”
　　其实汉文帝说的是你邓通是最爱我皇上的人。但邓通没有会过意来，随口说道：“那还用说吗？除了皇后、太后，就是太子了，天下最爱皇上的人莫过于太子啊！”
　　邓通还算是机灵的，他知道文帝之位，迟早是要传给太子的，他这么一说，等于先拍了一下太子的马屁。
　　谁知，这句话在汉文帝的心里旁生了另外一个想法。
　　第二天，太子到父皇床前来省疾问安。正巧文帝的背上又流脓血了，汉文帝就说道：“启儿啊，朕听闻邓通说过：这种脓疮，必须用嘴吸出脓血方能好起来，汝是否能为你父皇吸去脓血？”
　　太子刘启根本没有思想准备，但是父皇如此一说，他又不能违背皇命，就只得皱起了眉头，趴近皇帝的身边，几度犹豫，几度嫌弃，终于用嘴凑到疮口上吸了起来。
　　太子从不曾接触过如此污秽之物，只吸得一口，便止不住要吐，连忙将吸到嘴里的东西吐到了御床前，又赶快叫宫女端来清水，嗽了几次口，还忍不住干呕了几下，他怕再呕出隔夜的宿食来，吐到御床上，让父皇不高兴，就连忙唔住嘴，跑出房去（据说，为了吸这一口的脓，太子竟然好几天没吃下饭去。）
　　太子走后，汉文帝长叹了一声，没有说话。
　　太子刘启私下里叫人打听一下，是谁在帮助父皇吸脓？父皇为什么会想到让他吸脓的？结果打探的太监来向他报告，说邓通叫皇上让他吸脓的。
　　其实邓通并未叫太子吸脓。但邓通如此得到皇上的宠幸，皇上身边的近臣太监不免心生嫉妒，也就乘机构陷，让太子好记恨于邓通。
　　太子仍然吃不下饭，一想起此事，又愧又恨，从此就记下了这个邓通。
　　公元前１５７年夏六月，汉文帝驾崩于未央宫。他享年４６岁，当了２３年的皇帝，继位的是太子刘启，开始了一个景帝新时代。
　　说实在的，西汉的文帝与景帝时代，正是西汉社会相对稳定，国力不断增加，人民可以暂养生息，安居乐业的时代，所以历史把景帝与他的父亲文帝并称为“文景之治”，这是西汉最安定繁荣的一个时期。
　　但是对于邓通而言，由景帝来当这个国家的最高元首，却是让他最走背运的时期。
　　汉景帝记着邓通的这笔账，上台不久就把他这个大中大夫免去官职。
　　邓通等了一段时日，没有官复原职的消息，就开始拼命使钱给皇帝身边的近臣和太监们，虽然没有复官的音讯，却得到了他为什么被罢官的消息，那就是他无意中得罪了汉景帝刘启：正因为他邓通，逼着刘启去吸父皇脓血的。
　　邓通认为这是天大的冤枉，于是想通过原来认识的宫廷中的太监，引他去见景帝，说明原委。谁知道又一道诏书，竟把他下到了大狱里。
　　审讯他的官员如狼似虎，不断给他制造了更多的罪名，说他不但私自铸钱，不交税收，而且用这些钱去贿赂丞相、大臣，卖官鬻爵。结果像滚雪球一样，越滚罪行越大。景帝更不怀疑审讯官的报告，立即又下了一道严旨，抄家，没收邓通家的全部财产，同时收回严道铜矿为国有。
　　一个全国首富，此时真的应了相士之言，成了一个穷光蛋。
　　邓通又苟活了两年，开始还能寄食在一些人家，这些人都是当初受到他恩惠的。不过这些人都是势利眼，还以为他有东山再起的一天，渐渐地看到他根本没“戏”了，也就从怠慢到讨厌，将他赶出了大门。
　　邓通终于像俄国童话《渔夫和金鱼的故事》里的老太婆，又回到了从前的流浪生活，最后饿死在长安街头。实现了相士的预言。
　　总的来说，邓通还是有幸的，不管他如何被人评价，但在司马迁的《史记佞幸列传》中，已被记上了一笔，可以让千古之人都知道有他邓通这一号人物。：
　　“孝文时中宠臣，士人则邓通，宦者则赵同、北宫伯子。北宫伯子以爱人长者；而赵同以星气幸，常为文帝参乘；邓通无伎能。
　　“文帝病痈，邓通常为帝吸吮之。文帝不乐，从容问通曰；‘天下谁最爱我者乎？’通曰：‘宜莫如太子。’太子入问病，文帝使吸痈，吸痈而色难之。已而闻邓通常为帝吸吮之，心渐，由此怨通矣。及文帝崩，景帝立，邓通免，家居。居无何，人有告邓通盗出徼外铸钱。下吏验问，颇有之，遂竟案，尽没入邓通家，尚负责数巨万。长公主赐邓通，吏辄随没入之，一簪不得著身。于是长公主乃令假衣食。竟不得名一钱，寄死人家。”
　　“一钱不名”这个成语，就是来自于邓通这个故事。
　　邓通的严道铜矿被抄没封存了。但卓王孙并非是官吏，只是个矿主，既无法免他官职，也没有受到抄家之祸，只是不让他经营铜矿了。但他还有两项生意，即熬盐与冶铁可以做，所以他依然可以朝着致富的大道上向前奔，只是没有先前那样可以在高速公路上驰骋了。
　　在邓通得到严道铜矿后，卓王孙辅以铸钱的那些年里，卓老汉到底得到了多少钱，因为当时没有查账或抄没他家产，所以至今还是一个谜。
　　试想，有这样一个巨富当了司马相如的老泰山，这座泰山岂不是一座真正意义上的金山吗？
　　不过，卓王孙生有一男二女，卓文君是这个家的小女儿。她的姐姐已经出嫁，她的哥哥帮助父亲打理生意。在那个时候，财产是由儿子来继承的，女儿一旦出嫁，等于是泼出去的水，不再享有继承的特权，所以卓文君能否得到娘家的资助，或者分得娘家的财产，就要看她的运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