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蔚为词宗——司马相如传》王颖1942

30、第 30 章

　　司马相如用自己的想象来描写一个人世间的大人——凡尘中的神仙凌空高飞的特殊感受。他嫌弃尘俗世界里的生活单调无聊、地势狭窄，决定去遨游天国仙乡，看一看神仙们的世界是如何生活的。他驾应龙、象舆，骑赤螭、青虬，以格泽星为旗杆，以欃枪慧星为旗帜，令五帝为先导，责诸神作跟随，遍游天上地下四面八方，多么的威风！多么的尊贵……
　　这样的神仙不是一般的神仙，有谁能把众神召来，为他驱使。一会儿斥责雷师，一会儿又惩罚风神；一会儿让女娲奏瑟，让冯夷为之起舞。尤其是那一句：“推开天门闯进帝宫啊，载着玉女与她同归。”像不像年轻时代的那个司马相如，闯到临邛把卓文君带走“与她同归”？
　　这样的大人其实比玉皇大帝还要玉皇大帝。是众神之神的宙斯。
　　难怪汉武帝看了这一篇赋之后，竟然自己也飘飘欲仙起来。因此扬雄说：“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风，帝反缥缥有凌云之志。”（《汉书扬雄传》）。
　　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承认司马相如的写作水平与艺术功力，竟可以让皇帝看了进入角色，与赋中的“大人”合为一体，飘然上天，自我陶醉，这种表现能力，恐怕其他文学艺术家谁也难以达到。
　　在这篇作品中，司马相如的夸饰、想象、飞扬的情思，极度的靡丽，似乎比起《子虚赋》与《天子游猎赋》来，也更有所发展，他创作上的张扬之气，似乎也有所增长。我们可以在他的个人创作生涯中，把这三篇作品看成了三个台阶，《子虚赋》——《天子游猎赋》——《大人赋》，一步步地前进。他愈写愈得心应手，意境愈加高远辽廓，想象愈加绮丽多姿，视野与心胸也愈加开阔，他已经达到了一个写作的高境界。
　　司马相如开创了一代文风、文法，我们就称他是“华美派”的文风好了，他这是在文学从奏章文、政论文、史学与哲学中分离出来之际，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让我们知道了文学是应该怎样去描写事物的，是应该怎样去推动抒情的，它可以不管不顾其他的政论文章、哲理文章是如何去写，只管文学描写应当是个什么样子的就行了，因此，他为我们树起了一个典范，一类样式，一种摹本。
　　司马相如对于这种神仙的讽刺也是显而易见的，像西王母满头白发，头戴玉胜住在洞穴之中，闲极无聊，无可事事，幸亏有三足鸟供她驱使，与她做伴这才有了一丁点儿生气。司马相如写了西王母的情景之后，接下来的两句话是：“必长生若此而不死兮，虽济万世不足以喜。”一定要像这样长生不死，即使能活万世有什么值得高兴呢（还不是一样冷冷清清、孤孤寂寂，乏然无味）。
　　尤其是最后一段中，“下峥嵘而无地兮，上寥廓而无天。视眩眠而无见兮，听惝恍而无闻。乘虚无而上遐兮，超无有而独存。”
　　这是什么意思呢？上无天，下无地，一切都是虚茫，没有生气，没有朋友，孤独一人，永远活着，却像永远死去。这真是一个标准的孤家寡人的形象，了无生气的永久长存！
　　不过，显而易见的东西在汉武帝眼里却没有看见，他只看见了那个飞扬拔扈而毫无拘束的“大人”畅快之极的一面——乐极而忘记了生悲。这怪得了谁呢？如果要怪司马相如，只能怪他文笔太过华丽了。
　　看过《楚辞远游》的读者，一定会有这种感觉：《大人赋》的内容、情节、结构，与《远游》颇有些相似，有不少句子甚至雷同。
　　例如一开头两句“悲世俗之迫隘兮，朅轻举而远游”，以及结尾时的四句：“下峥嵘而无地兮，上寥廓而无天。视眩眠而无见兮，听惝恍而无闻。”都几乎一样，其余的相似之处也还不少。
　　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是司马相如抄袭了楚辞，还是楚辞《远游》抄袭了司马相如的《大人赋》？
　　郭沫若先生是这样认为的：“只是《远游》整抄《离骚》和司马相如《大人赋》的地方太多，而结构与《大人赋》亦同，我疑心就是《大人赋》的初稿。《史记相如列传》说：‘臣尝为《大人赋》，未就，请具而奏之。’据此看来，分明是有未就的稿本与具奏的定本两种。因为稿本未脱《楚辞》的窠臼，不好拿去见皇帝，所以他以‘未就’目之，待到具奏本，他只把稿本的精粹语保存了下来，而用自己既成的风格完全改作了一遍。稿本被后人寻得，因首韵有“远游”两字，遂摘以为篇名，又因多整袭《离骚》的地方，遂被收入《楚辞》而误认为屈原所作。”（郭沫若：《屈原研究屈原身世及其作品》，新文艺出版社１９５２年版）。
　　郭沫若先生的说法只是一家之言。
　　还有第二种说法是，这篇《远游》是屈原之后另一个人写的，不是屈原的作品。今人何其芳先生说：“《远游》的思想如‘至人’、‘无为’、‘登仙’等等，和屈原根本不同，如果屈原的思想是这样，大概就不会自杀了。这显然是一个道家的人写的，不过在文字上模拟屈原的作品而已。”
　　否认为屈原所作的主要观点是：屈原是以死萌志的一个爱国忠臣，他从没有想过去当神仙，求得个人的千年不死、万年不灭。
　　第三种说法则是，此篇是后人仿《大人赋》写的，如清吴汝纶说：“此文体格平缓，不类屈子，世乃谓相如袭此为之，非也。辞赋家輾转沿袭，盖始于子云，孟坚。若太史公所录相如数篇皆其所创为，武帝读《大人赋》飘飘有凌云之意；若屈于已有其词，则武帝闻之熟矣。若夫神仙修炼之说，服丹度世之旨，起于燕齐方士，而成于汉武之代，屈子何由预闻之”
　　甚至还有第四种说法，是武汉大学谭介甫先生在《屈赋新编》中主张的，说此文是西汉末年班嗣写的，但仅以班嗣亦有道家思想，论据还不够十分充足。
　　以上的种种说法都有可能性，但都无法取得统一的认可，因为这是近代人与今人的一些猜测，不可能得到验证。还是司马迁的那句话耐人寻味，那话好像是司马相如对着汉武帝说的：“上林苑我描写的那些事也并不足道，还有更加奢靡更加华丽的事呢，我想写一篇《大人赋》，只是还没有完成，等写成之后再呈给您看吧！”
　　向皇帝说这番话的时候，司马相如估计已有了草稿，只是还“未就”，而最后呈献给皇帝看的是定稿。
　　这起码说明了这样几个问题：1、司马相如的迟缓不是思维迟慢，而是他要反复修改、推敲，有时候写了一遍稿不满意，就再写二稿三稿，直到他完全满意了为止。2、起码司马相如的作品没有抄袭别人的，只有别人抄袭于他，或者是自己“抄袭”自己的。3、《远游》篇虽然标注是屈原所作，但其稿本本来就是司马相如的，或者是后人摹仿司马相如所作的。
　　关于抄袭，这里还得说上几句，在今天，抄袭是一种违背出版法的行为，也是违背道德的行为。中国的教授，外国的一些名流甚至部长、总理大臣，因抄袭论文而引咎辞职的不在少数。但是在西汉时代，几乎是抄袭成风。“扬雄在当时也算是一个风流人物，但他写赋公开模仿相如赋：‘先是时，蜀有司马相如，作赋甚弘丽温雅，雄心壮之，每作赋，常拟以为式。’以后的班固、张衡也都是学术界的一流人物，但他们作赋，也都是不忌公开抄袭他人之作。可以这样说，一部《楚辞章句》，就是一部抄袭文章，除屈原等少数人的作品外，其他人的文章都是公开地抄袭屈原的文章，只是抄袭的手法、程度不同罢了。”（《两汉赋评注》龚克昌、苏瑞隆等，山东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４月出版）。
　　一个作家，当他的一个作品产生之后，众人传颁，众人模仿，众人抄袭，有的摘抄了其中的句子，有的模仿了写作手法，那么起码可以说这个作家是引领了一代文风，一代潮流之人物，是当之无愧的一代宗师巨匹。从不模仿别人，却经常被别人模仿的，恐怕就只有屈原和司马相如可以做到，我想，这就是后人所以推崇司马相如的原因之一吧。
　　从《子虚赋》到《天子游猎赋》再到《大人赋》，这三篇重要著作构成了司马相如一条创作主线，后代评论家从这条主线上看出了司马相如的创作成就，也窥看到了他的局限，认为他“只为帝王写文章”，只向帝王拍马屁，只写歌颂文词而不作批判议论，认为这是司马相如作品的致命诟病。
　　这就牵涉到作品是否有社会意义的问题上来了。
　　说司马相如的赋是“只为帝王写文章”的，这话也说得不假。
　　试想，他在梁王那里作幕宾，写的什么《子虚赋》等文章就是给梁孝王看的，起码可以说梁孝王是第一读者。而后来到了汉武帝这里当了个郎官，也就是文学侍臣，他所写的文章则都是给汉武帝看的，《上林赋》、《哀秦二世赋》、《大人赋》等等，都是给武帝欣赏的，即便是《长门赋》，也是应陈皇后所作，为了感动汉武帝而写的。所以他一生所写的文章，都是与汉时的最高统治者“对话”。这些文章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给帝王欣赏、为帝王愉悦，在帝王狩猎疲惫的时候，能够得到精神上的放松，因此，在内容上的借题发挥、歌功颂德、吹捧皇帝的威武与国家的强盛，都是文中的主要内容。很可能，站在朝堂地位上的司马相如，一时还看不见当时民众的生活情状，当时百姓的疾苦与诉求，所以没有去关注他们，行文时也没有涉及他们。即使是他出使西南夷，到了蜀地，写了《难蜀父老》和《喻巴蜀檄》，也是站在朝廷的立场之上，去劝喻老百姓的，百姓的疾苦没有涉及，却大讲了百姓们应该如何为朝廷做出奉献等等。
　　这是司马相如辞赋的实际情况，也是他的缺失之一。然而，他的辞赋的社会意义还是十分强烈的。
　　中国经历了数百年的春秋战国时代，到秦始皇吞并六国，建立了统一的秦朝大国，这是中国从分裂走向统一的一个大好时代，所以人们尽管认为秦始皇是残暴的，还是愿意歌颂他统一国家的功绩。但是，秦始皇时代的中国，仍然是一个在狭小地盘上的统一。接着就是楚汉相争后的汉朝天下。
　　汉朝经过汉文帝与汉景帝两朝的经济积累，达到了仓满库足、百姓们丰衣足食的地步，随后是汉武帝借着的国力的雄厚，四方征战，扩张领土，建造了一个空前巨大的中央王国。这是一个欣欣向荣、开拓进取的时代，是国家意志与民众意志全盘高涨的时代，站在这个时代高处的除了汉朝的皇帝与群臣，还有就是像司马相如这样的御用文人们，他们的心情与大多数人一样，是充满着兴奋与豪迈的，是满含着开拓与进取的。而且我们可以肯定，如果在这个时候任命司马相如去充当卫青与霍去病这样的将军角色，他肯定会毫不犹豫地带领大军，深入瀚海沙漠三千里，大破匈奴，活捉单于，然后再燕然刻石的。
　　我们这里是说，国运昌盛而辞人情绪高涨，言词里就会充满着激越奋发之情，那样的辞赋，是讴歌朝阳磅礴欲出时的辞赋，是充满着张力和扩延性的文学。司马相如所写的，正是这种文学。我们还要说，这就是那个时代的文化基因，只要那个时代的文人，与国家兴衰融为一体之后，在辞人的身上，必定会产生出这样一种基因，与时代同歌同笑、同欢同乐。
　　南宋词人辛弃疾有一首《木兰花慢席上送张仲固帅兴元》，前面几句是这样写的，“汉中开汉业，问此地，是耶非？想剑指三秦，君王得意，一战东归。追亡事，今不见，但山川满目泪沾衣……”这是说，刘邦当初不愿意只当一个汉王，下决心夺取三秦之地，一战而夺得天下，那样的意气风发是多么值得人们怀念，而现在我们南宋小朝廷呢？窝囊透顶，再不见那种雄风豪气，而只剩下“山川满目泪沾衣”了。
　　这里就是说的是一个国家的文化基因，试想，在南宋那个小朝廷里，有秦桧这些主和派的投降屈膝政策，有岳飞的抗战派的含冤屈死的先例在，所有的志士仁人们，所有的有志文人们，都产生了有志难伸、有气难平的压抑感，于是，南宋的词人们，包括辛弃疾、陆游，也包括李清照，就只能写一些悲愤怒怨、寂寞气塞之词了。诚然，我们更多地喜欢那样的词，那样的词人。那样的词太有味道，太有嚼劲，许多词都能成为千古绝唱，但是我们不要忘记，那样的词表现的是中国偏安一隅，屈辱悲愤时的人们情绪，词人的情绪都是那个时代的反映；而司马相如赋中的情绪，则是中国创建了统一大业、汉朝勃兴向上时代的民众情绪的反映。在司马相如的辞赋里，他的想象可以无所边际的，他的夸张可以是没有约束的，他的感情抒发可以是任意放飞的……或者我们极言之，像司马相如那个时代的文人，他们写出词来（尤其是司马相如的），竟然是皇帝每辞必看的（达到了辞人与皇帝的互动）；而辛弃疾与陆游他们写出词来，想要上达帝听，却是难上加难。
　　这样一比较，我们就知道了，汉武帝时代是一个中国的“朝阳”时代，而北宋靖康初年（1126年），金兵攻破京城（开封）俘二帝及其家室一万四千余人北行，到今天的依兰五国城，最后仅剩140余人。然后二帝便开始了漫长而屈辱的“坐井观天”囚禁生涯，这就是著名的靖康耻。而南宋的小朝廷偏安于江南一隅，过着金人威胁下的屈辱生活，这实际上是大宋朝廷的一个“夕阳”时代，司马相如是在唱“朝阳之歌”，辛弃疾与李清照是在唱“夕阳之歌”，他们各代表着自己身处那个时代的身份，打着那个时代的烙印。如果我们不从歌颂与暴露这个侧面去看问题，而是从表现时代这个角度来看问题，司马相如的文章同样具有反映时代的强大功能，他的这些作品所以能够流传千古，也正是这个道理。
　　还有一点，是司马相如没有看到或想到的，但作为最高统治者汉武帝很可能是朦胧地意识到了的，那就是他汉武帝需要“两只手”，而且两只都要很“硬”的手：一只手去开疆拓土，实现领土的扩张，这是他令武将们所为，另一只手是歌颂他领导下的鸿图伟业，这是文人们的功能。司马相如虽然没有迎合皇帝的心思，直接去歌颂汉武帝雄霸天下之壮举，为润色鸿业与吹捧功劳为己任，但是他以朝阳的心态与亮丽的文笔在歌颂西汉非凡的气象与强盛的态势，很对汉武帝的胃口，所以司马相如的文章也就深慰“朕心”，他因此也自然而然地成为那个朝阳时代能够为朝廷歌功颂德的那帮文人的领袖。
　　司马相如虽然对做官抱消极的态度，然而他的名声却愈来愈响亮了。这是因为，他每写一篇赋作，汉武帝必看，而且看后都会击节叫好，像这样一种君臣之间的关系过去也从来没有过，一个皇帝如此爱才，对一个臣子的著作每文必看，试看历史上有哪位皇帝会像汉武帝一样？同样，历史上也没有一位皇帝会像汉武帝一样，口里一个劲地夸奖这位文人是旷世奇才，却又冷藏不重用他，只叫他写赋作陪，只充作优倡一类之用。
　　但是，不管怎么看，“只为帝王写文章“是容易造成轰动与名人效应的，这不，汉武帝刚刚夸奖过他，汉武帝的老婆又来找他写文章了。
　　这一日，有两名太监，伴着一名颇有身份的宫女，坐着马车来到了茂陵司马相如的家，要求见司马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