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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Chapter 1.1 彼此的眼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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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8月7日,荷兰,埃因霍温。
亲眼看到对面的弧圈球,我的拍子挥了个空的时候,世界“噌”的一下,开始格外面目可憎。这种三大赛上眼见为实的输球,不知会不会是最后一次,但绝对是第一次。她笑着放下球拍,笑着转过身向观众挥挥手,再笑着向我走来拍拍肩;让呆呆地立在球台这一边的我,瞬间觉得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起来。
我一路跑回休息室,瘫坐在墙边的长椅上时,已经累得气喘不已。仿佛一个充气的塑料人被针一顿猛戳,不是体力衰竭,而是无边无际的软弱无力。只有长眠不醒才能给以休息、解脱和慰安。于是头越来越重,眼皮也越来越沉。我睡着了。
但是不到两分钟,或许三分钟,我就吓醒了。吓什么?不知道。醒了就再也睡不着,却并不想什么。无喜,无悲,无虑,无欲,无感,无痛,无倦……一切都是无,我,张怡宁,也是无。我到底到哪里去了呢?哪里都没有。我在做什么?什么都不做。我需要什么?什么都不要。甚至连进进出出的人,和被汗水浸透了、冷冰冰地贴在身上的衣服也感觉不到。
第45届世锦赛,我曾经以为这会是一次最完美的处子秀。
并不是每一个第一次参赛的选手都有资格“完美”这个词来形容,而我,从进入国家队那一天开始,就一直在为这个词而努力。
来国家队就是要拿世界冠军的,单打。
可悲的是,仅仅半个小时之前,我还大比分2:0领先,仿佛吉盖斯特杯就在不远处招手,那么甜蜜那么默契。
我努力地想要回忆起曾经的尊严、梦想和信心,然而,如同一个破裂的肥皂泡,一面破损得无法修补的军旗;它们的真实程度,在我最后一拍挥空的时候,就遭到了毁灭性的质疑。
如果仅仅如此,事情也就到此为止。我可以像无数次队内练习或乒联的巡回赛一样,去和对方握握手,再回去找我的教练李隼。一顿劈头盖脸的训斥之后是技战术的分析,最后他用大手拍拍肩膀说,你还年轻嘛,有的是机会。
何况这是第一次世锦赛,十八岁的小将闯入决赛,拿了亚军,在所有其他人的眼里,我之于“完美”二字当之无愧。
而这一次我接过银牌时克制不住地泪如泉涌,是因为,那个正站在最高领奖台上,骄傲地抬起头聆听观众掌声的,是我在国家队中最不甘心的人,最想战胜的人。
王楠,这个名字对我而言从来不陌生。
事实上,我们俩在彼此的眼中互为奇葩,她烦我我烦她。
据说这人本来叫王囡,后来自己改名王楠。每一年龄段的人都有几个标杆,而她,是78年龄段目前为止爬得最高,给个梯子就能上天的主儿:十一岁进省队,十二岁在杭州夺了少年赛的锦标,十五岁破格进入国家一队(七运会上淘汰了刘伟、乔红、乔云萍,半决赛遇上了邓亚萍才收手),十六岁第一次折桂公开赛的单打,二十岁在曼谷亚运包揽了女子所能获得的全部四枚金牌,还以此当上了女乒的队长。用她时常向我五分玩笑三分炫耀两分认真的话来说,她本人遵循着一个运动员健康成长的客观规律一步步走到了今天,如同类人猿进化成人一样自然。
不过我不以为然。刚分到李隼教练手下时,我也和每一个人一样,对这位传说中的师姐表示极大的敬佩和好奇,但看了第一堂训练课我就知道,这个家伙完全可以用“言过其实”四字来形容。都说楠木以纹理细腻而闻名,果然不假,打球像从来使不上劲儿似的,粘粘乎乎,死缠烂打,远没有李菊师姐的潇洒,甚至连杨影的凶悍也不如。然而谁都不得不佩服她的小聪明,就像刚才的决赛,发球,抛起,拍面朝上,触球的瞬间却手臂快速发力。明明是摆短的动作,打出来的却是结结实实的搓球,这种球我不知道吃了多少次。
这么精细的手感控制,是我永远学不来的。
本来,赢球才是硬道理,打球风格是自己的事,谁也管不着。但这个人实在太不一般,把球风原原本本地照搬进了场下的生活。她的生活实在是够精细够规律的,一切全在安排和掌握之中,进国家队之前我还觉得这是一种美德,同门中有这么一位师姐可以相互监督,真的碰上之后,才发现简直是一场灾难!早上起床时间是固定的,无论春夏秋冬,永远是六点十分。早操是固定的,不管阴晴雨雪,永远在操场上小跑一小时。吃饭是固定的,严格按照队里营养师的每周推荐食谱。甚至连周末的整理性锻炼也是固定的,以前是在公寓的宿舍里一千次徒手挥拍,两千个滑步。今年放春节假期回来之后改了。国家队规矩严格,师姐这样训练,师妹自然得跟着,因此在修改计划之前还慎重且民主地同我商量过:现在我们都要到运动员的黄金年龄,是最该长球的时候,所以一定不能偷懒……你有意见没?哦,反对无效。
就这么定下了周末的锻炼计划:八点钟从天坛公寓晨跑去训练局,两千次徒手挥拍和两千个滑步。冬天,天要下雪,娘要嫁人,八点钟的出发时间也雷打不动。而夏天,太阳没出来天上已经像下了火,我想趁着热起来之前跑过去,那也不行。
总之,一切和我之前的十年经验完全不同。从什刹海体校到北京队的先农坛,再穿上国家一队红衣白裤的训练衫,我更多的是一路的天赋加运气,天赋是亲妈给的,运气来了山也挡不住,勤学苦练重要吗?当然。但那只是锦上添花,而不能雪中送炭。——所以,进国家队三年,我们两个人大大小小吵过的架加起来,差不多和一对儿结婚三十年的夫妻一样多。
比起她的努力,我更愿相信自己的天赋。
可是我输了。
是这个事实让我对着现场直播的镜头情绪失控。
是这个事实令我觉得,有问题的那个人是我。
我就这样坐在更衣间的长椅上,一味地发着呆,快要石化的时候,那个对讲器的铃声突然响了。门左侧有一盏灯光微弱的小灯,灯下面有一排铁牌子,上面写着一些字母,还有一些按钮。刚来的时候我花了好半天才弄清楚,更衣室的门侧有受话器和送话器(喇叭),里面的人通过某种“遥控”设施发出“指令”打开两道门,把外面的放进去。这样,就杜绝了例如小偷或者盗贼或者偷窥狂或者……一切不速之客进楼的可能。
而如果里面的人不愿开门,只消不理会铃声就是了。
这在中国有一种拒人于铁门之外的冷峻,我想。
会是谁要进来?是李指,还是蔡振华总教练现在就来兴师问罪了……后者的可能比较大。但这未免也太快了吧?
我按了右边一个绿色的按钮,倒吓了一跳,因为传来的是一个女声:
“是老张吗?”
地道的东北话,声线中凛冽带着一点柔和,而且听得见说话者的呼吸。
而我回答了一个“是”之后,那声音里面的柔和瞬间无影无踪了。
“张怡宁!找了半天都找不到你!你掉进茅坑了还是怎么地?赶紧出来,还有新闻发布会!”
我对着话筒愣了半天才反应过来,外面这个翻脸比翻书还快的人,是“她”——当着别人的面不得不叫楠姐,两个人单独相处的时候我直呼其名;而用第三人称的时候,我习惯用“她”来指代这个人。
不知从哪里横生的勇气,让我在愣了半天之后,冲着她说出了早就想说的一句话:
“你丫给我滚!”
这次换她呆住了,几秒钟后,听筒里传来了忙音。
我蹲在地上,房间里还回荡着刚才那声大吼的袅袅余音。做得好,张怡宁,两个小时之内,先是输掉了吉盖斯特杯,然后在颁奖仪式上对获得金牌的队友摆着一张不甘心的臭脸,最后是新闻发布会缺席。接下来,只要回到北京,你就可以因为“不尊重队友”和“没有基本的礼貌”,而等着一张国家队的开除通知了。
房间里一片寂静,只有时钟的指针向前移动的声音,随着一声清脆的咔嗒声,我下意识地看向挂钟。不是半点,不是整点,原来是严丝合缝的门被打开了,她进来拉了我就向新闻发布会的房间走,手里还拿着一把管理员才会有的钥匙。
我不明白她怎么拿到钥匙的,却顺从地跟上了她的脚步。
几天之后,我也是以一个差不多的姿势,跟在她后面上了回北京的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