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过光阴的守候（原名：杳然往事）》林梓雁

3、此情不关风与月

　　因为从小到大，我生活的环境始终都是女多男少，所以，我一直都不知道应该怎么样与异性相处。通常情况下，如果和一个同龄的男孩儿呆在一起的时间超过十分钟，我就会莫名其妙觉得紧张和无话可说。表面上，我对所有人都礼貌恭敬，但实际上，就如舒菡所说，我是一个看上去很有距离感的人，这种距离感足以绝缘大多数的异性。
　　不过凡事都有例外，徐若谷就是我的例外。
　　大一刚开学不久的某个早上，我和舒菡去食堂打早饭，因为想家，我贪心地点了一个油饼，一个豆包，一份粥。结果油饼和粥吃完后，豆包就纹丝不能动了。舒菡见我又点多了，随口不屑地说了句：
　　“又高估自己了吧，浪费！”
　　我不服气地看了舒菡一眼，琢磨着能用什么方法扳回这一局。
　　抬眼间，我看到对面桌旁坐着一个干净清爽的男孩。于是灵光一现，不知道是哪路妖怪附体，我作出了一个开天辟地的决定：主动去和一个男孩儿搭讪！气势磅礴地端起盛豆包的饭盒，我颇有些横冲直撞地走到了那个男孩子的面前。然后，在他刚好抬头看到我的时刻，我却又瞬间变得底气不足，于是放轻了声音跟对方说：
　　“同学，我多点了一个豆包，吃不了太浪费了，你吃吗？我保证，我动都没动的，饭盒也是干净没用过的”。
　　男孩儿很诧异地看我片刻后，随即，嘴角微微露出笑意说：
　　“谢谢，你放在这里吧，我当午饭了。”说完，他伸手把豆包放到了自己的饭盒里。
　　“好的，那你当午饭吧。”我快速地说完后，转身冲着舒菡做了个完胜的姿势大摇大摆地回去了。
　　那天，因为没想过打听，我当然无从知道这个接我剩豆包的同学姓甚名谁。
　　这次之后没多久，我和宿舍的姐妹们蜂拥着去参加学生会的招新面试。
　　对这种新人选拔秀我本意上其实并不想去，我既不是美女也不是才女，又没有爽朗活泼的性格，怎么也想不出师兄师姐们有什么理由会挑上我。不过，整个宿舍的伙伴们都跃跃欲试，而且据传闻，参加了学生会的活动，未来在大四算综合分数的时候能多加几分。这个综合分数对许多在北京读书的大学生至关重要。因为，大学毕业在我们很多人心里是一次重新洗牌的机会，只要在毕业时能够得到一个北京市户口，从此你就有机会从容不迫地在中国的心脏慢慢挣扎，然后试着改变子孙后代的起点。我记得有一次在水房洗脸，听到上一年级的一个女孩非常直白地说“我留京就是为了给自己的孩子挣个北京户口，不然我自己去哪里不行呢？”
　　而如果毕业的时候想要留在北京，你需要两个指标，一个是学校的留京指标，一个是用人单位的进京指标，缺一不可。每年各个学校里得到的留京指标是有限的，可是想要留下来的人又很多，所以综合分数排名就成了分配这一有限指标的唯一原则。
　　一想到事关“留京”这个决定你人生路向何方的重大转折点，我也就胸怀壮志地跟着大家一起去凑热闹了，我的想法很简单：万一能被选上当然很好，选不上也不会让我缺胳膊少腿，反正是机会总得试试。
　　因为报名的新生太多，面试以宿舍为单位进行。一间不大的教室里除了我们一屋子等待被面试的女孩子，还有三个负责面试的高年级同学。到我的时候，果然不出所料，面对一大堆问题我逐一给出了毫无建树的回答，在回答完所有问题后，我清楚地注意到其中那个高傲的女学长不屑的表情。我也无所谓，反正我从小没被上天特别垂爱过，对于预料中的事情当然也不指望有惊喜。
　　等在场的人都被面完，我们准备走出面试教室的时候，坐在面试席中间的男孩子突然微笑着问我：
　　“你中午还打豆包吗？”
　　我看看他，瞬间意识到这是前两天收我豆包的那个男孩子。在挤出一个尴尬的笑容后，我低头出门。出门后，经过打听才知道这个男生叫徐若谷，也是法律系的，要比我们高两级，是系里有名的品学兼优。虚怀若谷，我当时在心里想这个名字起的真大气！
　　接着，惊喜发生了，我居然被学生会一个部门录取了。不过别人在学生会是施展才艺，而我无才无艺，就抱着一颗感恩的心，认认真真地打杂了。即便如此，我碰到徐若谷的机会并不多，他每天都忙着组织活动，参加活动，剩下的时间，听说就是泡在图书馆饱读法律典籍了。我能见他最多的时候是在系里办的各类讲座或者比赛中，而且多一半时间，他在台上我在台下，我们几乎没有交集。
　　即使如愿地进入了学生会，可大学对于新来乍到的我依然没有太多的新奇，从小到大我好像已经习惯了平淡和无惊无喜，这里只不过是时间和空间的一种转换而已。我不喜欢甚至是害怕被人关注，如果有人多看我一眼，我绝对不会认为是因为自己长得好看或穿得好看。相反，我第一个反应会是：我今天哪里没穿对吗？越在人群中你越孤独，当你真正一个人独处时，也许是你最怡然自得的时候：这是我的想法。所以，如果不用上课，我最习惯地就是躲开各色人等和各类可以不参加的活动去图书馆看书，只要找到一个空位子坐下来，我就能人畜无害地图得一个人的清净。
　　学期过半的某一天，在拥挤的图书馆，我好不容易于几十个缝隙中找到了一个空位子。谁知道，坐下去刚看了一会书，我就发现旁边的男孩不停地吸鼻子，估计是感冒了。
　　半小时之后，我明显感到旁边男孩儿鼻子的动静丝毫没有要消声的迹象，实在听烦了，就只好从书包里拿出一包纸巾一声不响地推到他面前。接过纸巾，男孩儿很诧异地抬头，然后小声说：
　　“是你啊，林依蕊。”
　　我这才发现居然是徐若谷。心里很感谢他居然还能记住我的名字。坦白说，我一直深信不疑的一个事实就是：无论是我的脸还是我的名字都不太容易被人记得住。
　　那天的阳光从图书馆明亮的玻璃里照进来，晒得人很舒服，我们就那样并排坐着静静地各自看书直到图书馆闭馆的音乐想起。在所有人都准备离开的时候，徐若谷礼貌而又耐心地等我收拾好东西，然后我们一起一路聊着天走出了图书馆。
　　走在路上，他很老套地问我“刚来Z大，还习惯吗？”
　　“还行，除了食堂的饭真难吃，其它马马虎虎吧”我说。
　　看来我们都不是善于找话题的人，聊来聊去，他很突然地问我：
　　“在大学的时候，还是要多读些书，最近有没有什么想看的书？”
　　“我想看些经济学的书，因为经济和法律其实很多地方是相关的。不过不想看太深奥的，但又没有找到通俗易通的，所以只是想想。”我随口说。
　　“我这里有两本简单些的，哪天拿给你吧”徐若谷说。
　　“好啊。”我随口答道。客套话，我从来听听就算的。
　　“怎么给你呢？”他问。
　　“……，啊？看我们什么时间可以碰到吧。”我一下不知道怎么回答，只好含混地说，心里却在想“他可千万当真啊！不然，这人情，我得怎么还呢？
　　“那我看情况吧”徐若谷客气地说。
　　一个多星期后的某个早上，当我迷迷糊糊地到了操场准备做早操时，身旁一个比我早到的同学忽然告诉我“依蕊，徐若谷在那边等你。”
　　听到这句话，我立刻就清醒了。顺着同学的目光看过去，果然，高高瘦瘦的徐若谷立在我们晨圈之外，正和班里一个男同学聊着天。
　　我们学校有个很不人性化的不成文规定，从法律角度这也可以叫“惯例”：大一的新生第一个学期必须每天早上6：40到操场做早操，但大二及以上就是自愿了。
　　而事实上，除了大一的同学，不会有其他年级的人来做操了。原因很简单，从十月份开始北京的清早就已经是微凉了，如果不是迫不得已，谁也不愿意夜色还没有完全消退就赶场似得飞奔到操场上踢腿伸胳膊。当然，开学这么多天，我肯定也没在此时此地见到过徐若谷。
　　因为这个原因，我受宠若惊地走过去问他：
　　“徐若谷，听说你找我？”。
　　不是我不矜持，而是，长久以来，我已经习惯了被忽略，所以，在别人特地赶个大早为我而来的情况下，我哪里还有理由端着架子等他走过来。
　　他看到一大早还有些蓬头垢面的我，居然心情不错地开起了玩笑：
　　“看来还没睡醒，没惊着你吧？”
　　“不会，要有也是惊喜，不是惊吓”，我口不饶人地回答。
　　徐若谷把手里的两本书递给了我。因为徐若谷，我知道了茅于轼。
　　从那之后，冥冥中徐若谷居然成了我的福星，在我身处危机时，帮我一次又一次化险为夷。
　　大二的第一个学期，对女生而言，我们的体育课有几项可选科目：舞蹈、排球、篮球。我听从晓梵的建议选择了排球。理由晓梵分析的合情合理，我不得不听：舞蹈课要劈叉，以我的身板，显而易见的，就算是被踩断了双腿，我也无法把自己腰部以下劈成一条直线 ；篮球课，我弹跳力不准，视力欠佳，估计练到大四毕业也很难及格；唯独排球，没那么难，而且最主要的是听高一级的女生说去年教排球课的男老师非常体恤大家，所有人都顺利过关。
　　谁知道，上课第一天，我悲哀地发现，我们这一届，排球课的老师换人了！由怜香惜玉的好好先生换成了铁面无私的巾帼英雄。私底下，我们称此巾帼为“夺命天师”。
　　整整一学期的体育课，我们这群人在天师的千锤百炼下，排球练得痛不欲生。而且既然被称为“夺命”，她果然不按常理出牌。期末考试没有事先通知，某天上课的时候，在我们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天师心血来潮，当场宣布“今天考试”！尽管她用了非常轻松且宽宏大量的语气说“大家不用担心，考试内容非常简单，每个人有机会发10颗球，只要发过4颗就算及格，发过9颗就是100分”，但实际上我们大伙都知道前路凶险。
　　轮到我的时候，我站在场上还没开始发球，右手手臂就开始轻轻地发抖，第一颗：没过网，天师在旁边大声宣布“没过，还有九颗”，我有些紧张，发第二颗：又没过。然后我听到她中气十足地吼声“没过，还有八颗！”。结果她这种倒着数的方式非常奏效，我一边战战兢兢地发球，一边如闻来自天庭的判决般收到她的报数“没过，还有七颗！”；“没过，还有六颗！”……
　　终于我听到了天师愤怒的声音：“没过，十颗都发完了！”。
　　在我可怜巴巴地目光下，天师的表情已然达到了暴怒的顶点：
　　“你怎么回事啊，都一学期了，十颗球居然一颗都没过！”，她的声音帮我吸引了球场上无数的目光，认识的或者不认识的。
　　我顾不上什么面子不面子了，连忙抱着百分之千的诚心，恳求她再给我一次机会。
　　这位女英雄在嫉恶如仇地瞪了我一眼之后，斩钉截铁地对我作出一审判决如下：
　　“不可能！回去练，两周后补考！就给你一次机会！”
　　拿到了宽限期的我，当天下课后，手忙脚乱地去体育系器械管理处借了一颗排球出来，连晚饭也没吃，趁天还没全黑，忍冻挨饿直奔球场，预备苦练。
　　可是到了球场，我才发现，这发球没有人陪着打，练起来相当费力。就在我哆哆嗦嗦跑来跑去发了两颗球之后，猛地听到身后有人叫我的名字，转身一看，是徐若谷。
　　“在练排球啊？”他问我。
　　“嗳”我回答。
　　“你发球的姿势不是很对，我来教你吧。”徐若谷居然说。
　　“不，不用了。我很笨。”我在内心里向来都佩服自己的自我否定能力。
　　徐若谷笑笑，继续说：
　　“我觉得还好。反正我最近不忙，刚好打算这几天运动一下，我来教你吧。”
　　我好像没有什么继续回绝他的理由了，更何况，北京的冬天很早就日落，这黑灯瞎火的球场，如果只有我一个人，的确感觉到有些慎人。于是我对他点头称谢。
　　徐若谷先让我发了两个球，接着他说“你发球接球的位置点不太对。”
　　说完，他从我手里拿过球，一边示范给我看，一边告诉我正确的姿势。当天晚上，在这位天才学长地点拨下，我渐渐感悟到了发球的要领。
　　“明天晚上7点，还是这里，我等你。”在那天练球快结束的时候，徐若谷对我说。
　　我虽然觉得如此麻烦他，必定会欠他一个很大的人情，但心里却又巴不得他能从旁指点。抛开大晚上独自一人在球场上的恐惧不提，毕竟体育课的成绩也是要记录到总成绩中的，如果真的过不了，不但拉低了我的综合分，而且还有可能毕不了业。
　　就这样，那两个星期里，我和徐若谷有了7点之约，风雪无阻。在他的指点下，我的发球技术越来越好。两个星期后的补考，我居然十颗球全部过网。
　　“你就算是一百分，我也不会给你一百分，你是补考！”天师很较真儿地说。
　　“没关系，没关系，及格就可以了。”我点头哈腰地对英雄女教师说。
　　天师看我如此诚恳，放缓了语气说：
　　“就是，多练练对你将来会有很多帮助。比如说，你工作了，单位组织个发球比赛，你发的好，就脱颖而出了。”
　　我一面点头表示同意，一面在心里想：如果可能，这辈子我不打算再碰排球一下！再说了，哪个单位领导们集体被烧坏了脑子，组织比赛不打场子，而是比发球！
　　从考场出来，我直接跑到图书馆于人群中找到了徐若谷。因为不好意思在图书馆说话，我在他的笔记本上写下了“我排球考试高分通过。晚上别吃饭，我请你吃煎饼。6点钟，图书馆正门见！”
　　徐若谷看到我写的话后，开心地冲我摆出了一个没问题的手势。
　　当天晚上6点，我们如约在图书馆门前见面，一看到我，他先开口说“祝贺啊！”
　　我嘻嘻笑笑，对他说“说明师傅指点的好。赶紧走吧，再晚点，校门外的那个煎饼摊又要排长队了。”
　　等到我们走出图书馆，才发现外面下起了这个冬天里的第一场雪，虽然只是微雪，但星星点点的雪花在路灯下依然清晰可见。
　　“你还是走里面吧。路有点滑，车又多，里边安全些。”走出校门之后，若谷一面说一面把马路内侧的位置让给了我。
　　到了煎饼摊前，我豪气冲天地对老板娘说“要两个煎饼，其中一个要两个鸡蛋！”
　　在煎饼都摊好之后，我把其中大个的那一份递给徐若谷，然后说：
　　“谢谢你！趁热吃吧！”
　　他笑的很开心，爽快地接过煎饼，我们就着雪花和寒气痛快开吃。
　　我一边吃，一边告诉他“平时，每次下了晚自习，特别冷特别想家的时候，我就会到这里买一份煎饼，吃饱了，就不冷也不想家了。”
　　徐若谷抿嘴笑笑，回应我说“的确很好吃。”
　　就这样我们从素不相识的同校变成了熟悉的朋友。
　　又接着，大二的第二个学期，徐若谷又一次在我即将束手无策的时候神兵天降。
　　那个学期舒菡选修了中国文学史。这门课的上课时间在晚上。到了最后一节课，她因为要和君然去看电影，不得已让我去帮她划重点，记录考试内容。
　　讲课的是一位老先生，颇有些道骨仙风，再加上他讲的是文学史，一下子我有些恍惚，居然有些不知今夕是何年的感觉。
　　我舒舒服服地记着笔记听到下课，本以为圆满完成了任务。哪里料得到，老先生在宣布大家解散前突然临时起意，让所有同学上讲台签到。姜果然是老的辣，如果只是点名，还有机会帮着混在人群里多喊个到，可如果是上台签名，基本上没人敢在这么短的时间混上去两次。我终于明白舒菡下午为什么死气摆列地求我替她来上课了。
　　在我当着老先生的面四平八稳签了舒菡的大名后，又一个没料到，他突然从眼镜上方仔细地瞄了瞄我，然后问：
　　“你是舒菡吗？”。
　　看来，这不止是个老姜，简直就是颗成了精的千年老参。
　　我当然不能说实话了，于是故意瞪大了眼睛作出一个绝对单纯的表情，简短地回答“是啊！”
　　显然，老教授不相信我的话。
　　正在我试图开始论证我就是舒菡的时候，徐若谷不知道从哪里冒了出来。他毕恭毕敬地和教授打招呼“陈教授……，”
　　然后，他又随意地对我说“舒菡，你也选了这门课啊？”
　　他那毫无异样的表情真让我觉得我和舒菡换脸了，我一边忙不迭地回答“是啊”，一边在心里想“这个人，不做演员真可惜！”
　　陈教授好像和徐若谷很熟，见到他后立刻变得很可亲，也不打算再和我多说什么，放我下课。
　　走出教室，我站在外面等着徐若谷，准备当面道谢。过了一会儿，看到他走出来，我上前对他拱手想向“多谢仗义相救。”
　　他眯着眼微微歪了一下头，露出一个少有的调皮表情，笑着回应我。我们一同走出教学楼。夜晚的校园，月朗星稀，空气中少了白天的炙热，偶尔的还会有些许清风。
　　“在校园里走走？”他提议。
　　不想辜负这大好的夜色，我点头表示同意。
　　“你怎么来上这门课啊？”我边走边问徐若谷。
　　“其实，陈教授对文学的见解很独到。刚好这个学期该安排的事情都已经处理好了，所以有空就来听听他的课。以后毕业了，再想听就不容易了。”他说。
　　“高考的时候如果不是我太功利，我选择的会是中文而不是法律。”关于这个问题，每次想起来我都会觉得有些遗憾。
　　“法律不好吗？”他笑着问我。
　　“法律是糊口的手段，但中文却是怡情的方式。”我说。
　　“只不过，对于我来说，必须先考虑糊口，怡情只能是未来衣食无忧后的奢侈品。”我补充。
　　“那你喜欢谁的作品呢？”他又问我。
　　“张爱玲。”我回答。
　　“那张爱玲的小说里你最喜欢哪一部？。
　　“《倾城之恋》。”我说
　　“为什么？”徐若谷有些好奇。
　　“因为这好像是她的小说里最圆满的一部。《金锁记》里七巧为了图个安稳，把自己和子女锁在一个金子的壳里，一世无爱；《红玫瑰与白玫瑰》让女人对婚姻不敢再有奢望，因为无论你是浓烈或是清朗，最终不过都会沦为对方眼中的蚊子血或者粘米粒；而《十八春》里全都是人为的错过，错了就再也回不去了。但《倾城之恋》不一样。一个将近三十岁离过婚的女人，无依无靠，不得已考虑再嫁，是人都会觉得还能找到什么像样的男人？所以小心计较的白流苏在遇到放荡不羁的范柳原后，在普通人眼里，原本是不被看好的。但在沦陷的香港，他们不知道明天的生死，除了身边人，别无所有。倾城之间，爱情得以被成全。这个故事圆满，圆满到脱离实际，几乎不可能在那个年代发生。这跟张爱玲其它多数小说的基调完全不同。所以，我猜，这大概也是张爱玲面对无奈现实所留存的幻想吧。生活中的爱情和婚姻应该不是这样的结局。”我有些忘情地说。
　　“你这么悲观？”徐若谷转头凝视着我。
　　“难道不是吗？无论多炙热的情感总有温度退却的时候，不过是早晚的问题。等感情没了热度，谁能保证爱情或者婚姻会一辈子没有变数？”我不想继续这种沉重，刻意转换了话题。
　　“你工作找好了吧？”我问他。
　　“找好了。”然后听他轻描淡写地说出了一家如雷贯耳的外国律所。
　　“去律所，你不考虑户口吗？”我很俗气地问。
　　“户口应该没有那么重要吧。”徐若谷轻松地回答。
　　“我可没有你那么洒脱。对我来说，这个还是很重要的。我希望自己可以留在这里，为了我自己，也为了家人。自打来了北京以后，有好多次的晚上，当我担心太晚了宿舍会关门，而匆匆赶路的时候，我会看着路边各式餐馆里悠闲吃饭的人。然后想，真希望有一天自己会成为这个城市的主人。那样，我就可以从容地消遣自己的时间而不必担心通向自己房间的门会被锁上。我希望自己可以在这个城市有一个让我落脚的小屋，取代现在的无家可归。那样，我可以躲在家里舒坦地爱怎样就怎样，不必在意大家的眼光，不必顾虑别人的感受，也不必忧心忡忡地考虑自己是不是打扰到别人，让人讨厌。
　　徐若谷在一旁静静地听我说，丝毫没有要打断或反驳我的意思。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对他，我可以像对待一个知己老友般胡言乱语一些平时我不太可能会对任何人说的真话。
　　从那之后，我和徐若谷的联系渐渐多了起来。而我对他的称呼由“徐若谷”变成了“若谷”，他也很自然而然地称呼我为“依蕊。”。
　　若谷毕业后，时不时地需要从学校图书馆查找一些参考资料，每每这个时候他都会主动联系我。对若谷这样的好同学，谁都乐于相助，我当然也不会免俗。
　　而在心情不好或莫名焦虑的时候，我也会给他打个电话闲聊几句。他就像知心大哥一样，帮我化愁绪于无形。他好像就是有一种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本领，多麻烦的事，三言两语就会让你觉得“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用若谷自己的话说“只要无关生死，都不算是大事”。
　　若谷是南方人，为人细心周到。当他拿了人生第一笔微薄的工资后，为了感谢我帮他查资料，很大方的打电话给我，说是要请客。
　　我想想，随口说了句“那就请我吃话梅吧！”
　　结果，第二天刚好是周末，我吃过午饭正准备爬上床睡午觉，就被宿管大爷通过宿舍喇叭发出的“林依蕊，落下有人找”硬生生吼下了楼。
　　等到了楼下，我看到若谷手里拎了很大的一个塑料袋站在那里，袋子里面花花绿绿不知道放了些什么东西。
　　看到我下来，他冲我笑笑，把手里的袋子递给我“学法律的人最基本的素质就是契约精神，我是来兑现承诺的。”
　　我不解地打开袋子，里面有各色各样的话梅，至少有十几袋，并且每袋都不一样，我问他“怎么这么多”
　　他挠了下头，不好意思地说“你只说了要吃话梅，但没有说是哪种。我又没吃过。所以，就索性把商店里有的，每样都买了一袋。”
　　若谷的这个举动大大超出了我的预料，我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回应他的厚礼，就邀他和我一起吃话梅。
　　我们一起坐在宿舍楼下的长凳上，我从里面抽出了一袋西梅，告诉他“这个最好吃”。说完，拿了一颗递给他。
　　从那之后，每次我们碰面他都会给我带一袋西梅。
　　再后来，在舒菡和晓梵要求携眷出行的时候，为了避免自己如白灼灯般闪亮刺眼，我也会邀请若谷一起同行。时间一久，我们几个人形成了一个固定的小团伙。慢慢地我又发现，原来若谷打得好的不止是排球，篮球和羽毛球同样不在话下。
　　若谷成了我的世界里唯一的男性朋友，却不是男朋友。这样的感觉我很喜欢，因为我清楚地知道我欣赏他也依赖他，但这些都无关风月。有时候我甚至很担心他说什么做什么，会打破这份融洽。但好像，我又想多了，在我们的相处中若谷从未说过任何让我尴尬的话也没有过任何逾规越矩的举动，我们就这样很轻松默契地维持着彼此在对方心中好朋友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