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台湾》前溪岸

7、雨港一家人（之一）

　　她坐在小板凳上折气球。左边是两大盆蝴蝶兰，花事正好，娇艳欲滴。右边是一排黑皮沙发，靠背上摆了好多好多个木头相框。
　　她把气球折成风车、花朵、南瓜、展翅欲飞的蜻蜓，甚至，折成那刚刚惜别基隆港的霍夫曼黄色小鸭。
　　Facebook上的提示音嘟嘟响。
　　她拿起手机拍自己的杰作，左比划，右端详，很得意的样子。
　　我盘膝坐在沙发上。茶几角落，有一盆她洗净切好的黑珍珠莲雾，每片果肉都插了竹签。我小心翼翼把手擦干净，隔着玻璃镜框，去摸那发黄的旧照片。
　　一张黑白全家福，四周镶了花瓣似的波浪线。西装革履的爸爸，穿旗袍烫卷发的妈妈，系领结的哥哥，还有一个胖乎乎的小女孩，眼睛圆溜溜，半倚在母亲怀中。
　　“那是我，五岁时的样子。” 她抬起头来，指指自己的前额，对我说。
　　我俯身过去，仔细看她的眉眼。
　　除了那烂漫如春花的笑容，好像，全无相似之处。
　　在社区大学教手工艺课的她，72岁。照片上那个穿小碎花短袖旗袍的她，5岁。
　　“这是我的养父母”，她向我解释：“我在妈妈肚子里时，爸爸被炮弹炸死了。我是遗腹子。
　　爸爸日本医学院毕业，听说很帅，收入也很高，你知道，那个时代的医生。可是，飞来横祸……”
　　她糯糯的台湾腔，把“爸爸”二字念成第三声，像幼儿园的小朋友在撒娇。
　　我听在耳中，只觉得分外凄凉。
　　那七十多年前的往事了。整个世界陷入疯狂的战争，盟军飞机在台湾海峡上空盘旋。
　　我想起吴念真的《多桑》。她的爸爸应该也是受日式教育长大的一代人，念书、从医、结婚、育儿，将毕生幸福寄托于曾经稳定的社会阶梯。可，这是多灾多难的台湾啊，浮生梦，家国恨，人的性命卑如草芥。
　　她轻轻叹了口气。
　　“妈妈快要生产了，可防空警报又响了，实在没有办法，只好躲进防空壕。妈妈肚子痛，爸爸出去求救，没想到美军飞机刚好折回来。爸爸被低空扫射的子弹击中，伤在心脏附近，还没来得及抢救，就去世了。
　　我是防空洞里出生的。妈妈伤心过度，产后失调，肺部又受到感染，她的身体就这样坏掉了。台北一直大轰炸，很危险。妈妈带着我和哥哥、姐姐回了罗东老家。”

　　罗东。
　　我在地图上找到这小镇的名字。它位于台湾东北部的宜兰县。Rutung这个发音，原本是噶玛兰族原住民对“猴子”的称呼。史载，清乾隆年间，罗东还是人烟稀少、野猴出没的山林地带，直到嘉庆九年（公元1804年），才有汉人与彰化地区的平埔族人陆续迁入。
　　日治时期，伐木业兴起，罗东才日渐昌盛，成为兰阳平原的商业中心。久居乡野的平埔族部落也渐趋汉化。
　　“我阿嬷（闽南语，指祖母）是平埔族人，爸爸有二分之一的平埔族血统”，她对追根溯源的我说：“我大哥肤色黝黑，眼眶很深，轮廓突出，很像你在电视上见过的原住民。爸爸如果在世，你可以问他很多事情。他是有学问、有修养的人，可惜走得太早了。
　　我出生时，大哥已经10岁。他还记得小时候，我们家境很好，有佣人服侍。爸爸一走，妈妈整个人就垮了。她的身体和心力再也没有恢复过来。一提起往事，就哭，咳得撕心裂肺……”
　　她珍藏的那些老照片里，没有生母的身影。那孱弱而凄凉的母亲，只活在儿女记忆深处。
　　“我三岁那年，妈妈身体更坏了，开始咳血。她实在没办法维持生计，只好把我送人。起先，罗东本地的一户人家说愿意收养我。但他们对我不太好，吃的用的，远不如他们自家的孩子。一天三餐，都是他们吃完了，才轮到我吃残羹剩饭。
　　妈妈虽然没有能力养我，但心里很疼我。每隔几天，她和大哥就到养母家附近，偷偷看我两眼。那天傍晚，她看到养父母全家围在桌边吃饭，我一个人坐在门槛上哭，很心疼，就把我抱回家了。
　　你知道，那个年代，收养都是口头约定，没有文书，更没有法律程序。她抱我回家，这收养关系就算解除了。
　　一家四口加倍省吃俭用，又苦苦支撑了一年。到我快五岁时，妈妈再次把我送人。实在是没办法啊……”
　　她一边折气球，一边断断续续，给我讲这些陈年旧事。
　　她生性爽朗明快，对世事从无怨怼。但说到父执辈时，“实在没办法”这句话，她强调了好多次。
　　世事维艰，造化弄人。凡夫俗子如你我，除了忍耐顺变，还能有什么招数呢？
　　她把手里活计放下，坐到我身边，一起翻看那些光影斑驳的旧相框。
　　基隆的早春，又下雨了。
　　我们的窗外，是遍染新绿的红淡山。杜鹃怒放，草色清新，那是四季轮回、生命不息的印迹。
　　“我还是很幸运的”，她感慨地说：“至少，命运让我遇到了‘木马阿嬷’……”

　　木马阿嬷？
　　“我的小孩都这么叫她”，说到孩子们的童年趣事，她忍不住笑出声来：“她晚年住基隆安乐区，社区门口有一匹很漂亮的旋转木马。孩子们一看到木马，知道阿嬷家到了，就齐声大喊：木马阿嬷！”
　　这亲昵而又滑稽的称呼！我完全无法将它与相片中的人物对应起来。
　　半个世纪的光阴穿梭而逝，她曾是那穿条纹旗袍的年轻女子，轻轻挽住丈夫的胳膊，端坐于他右侧，修眉朗目，嘴角微抿，纤秀中带着刚毅。
　　“她是我养父的续弦。养父和我爸爸是好朋友，前妻死于难产，留下呱呱坠地的儿子。光复后，他留在台北邮政局当课长，打听到我们家的境况，就把我从罗东接到台北。
　　我原本姓林，到他们家，改成了姓李。养母身体受过伤，无法生育，对我和哥哥视如己出。
　　那是我小时候最幸福、最优渥的几年。你看——”
　　她站起身，从书柜里翻出另一张相片，递给我。
　　那个年代的相片，都是在照相馆里拍的。在摄影师充满权威的口令下，规规矩矩地摆姿态，有一种精雕细琢的矜贵。
　　相片背景是一扇半开的窗，光影隐绰，枝叶婆娑。她站在一个插满鲜花的瓷瓶旁，穿着西式蓬蓬裙，足蹬绑了蝴蝶结的圆头小皮鞋，右手拎起裙角，很洋气很时髦。
　　落款，是民国四十年夏。
　　民国四十年。我沉吟了一下——
　　那是公元1951年，她七岁半了，即将上小学。
　　学龄的她，听说过“二二八”吗？
　　还有，“二二八”后那无处不在的□□？
　　“小朋友哪知道这些！”她断然摇头，但转念想想，又觉得不对。“其实，也不能说完全不知道。我有感觉，家里的气氛在变……”
　　儿时的惊悸与恐惧，记忆犹新。
　　“我们家是严母慈父。妈妈对孩子们要求严格。爸爸脾气很好，斯文又有耐心，经常买很贵的红富士给我们吃。我小时候脸蛋圆嘟嘟，挺可爱的，爸爸最喜欢用脚踏车载着我去上班。
　　可那两年，他每天下班回家，都阴沉着脸。和妈妈说话时，情绪也不好。我和哥哥开始有点怕他。我们年纪小，但多少也有点懂事了，知道他在邮局里不顺心，整天担惊受怕。
　　那年秋天，我刚入小学不久，家里就出事了——”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