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台湾》前溪岸

4、半边天

　　我想写一篇短文，来聊一聊台湾的女权，踌躇数日，却无从下笔。1987年后的台湾是个文化大熔炉。近四十年的戒严结束，形形色色的思潮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怀旧、追思、回溯、还原、展望、融合……挣脱心灵枷锁后，台湾人民终于有了寻根的自由。闽南人、客家人、原住民、外省人、半山人，各有各的信仰，各有各的习俗，各有各的创伤。这新旧交错的时代，我们如何能在大样本数据缺失、田野经验又匮乏的情形下妄断：台湾的女权是这样或那样的？
　　话虽如此，一股“信口开河”的冲动，却始终在我心头萦绕不去。
　　说来奇怪，最初让我动念的，不是某位杰出的台湾女性，而是一幅门帘。普普通通的布帘，粉红色的柔滑的薄纱，挂在阿碧的卧室门口。
　　门帘外侧，是餐桌、几把椅子、家什用品和一条窄窄的走廊。夜色迷蒙，幽幽的夜灯打在白墙上。
　　这场景，其实，许多朋友早见过。在侯孝贤的《悲情城市》里，林家的卧房门口就挂着这条布帘，不同的时代，同样的颜色、意义与况味。
　　襁褓中的光明不住夜啼，母亲从被窝中坐起，吃力地拍打他。月光如水，透过粉红色的布帘，照见文雄脸上化不开的忧愁。
　　夜半，里长带兵来家里抓人，文雄被喧哗声惊醒。他从床上坐起，冲出卧室，震怒之下，一把甩开的正是这布帘。
　　轻飘飘的帘子，带着暧昧的粉色，在侯孝贤著名的长镜头里，胶着，凝固，倾诉。
　　《悲情城市》描写的是1945年的台湾。六十七年风刀霜剑——光复之初的欢歌、“二二八”屠刀下的悲泣、□□中的煎熬、“解严”后痛定思痛的省思……时势动荡、天地色变，这些惊心动魄的大事，不曾改变台湾人家庭生活中的一个小小习俗。
　　这七尺长、三尺宽、不过几十块钱的布帘，促使我去思考一个大命题：
　　是不是，在大时代的洪流中，那以家庭为核心的文化未曾改变？这浸润于炉前灶间的点滴温情，便是民族性的坚韧包容、源远流长？
　　我用手去抚摸那布帘，阿碧站在我身后用梳子卷头发，带了一点小小炫耀，说：“很美，对不对？”
　　我心神激荡，回身抱一抱她。
　　宜兰姑娘阿碧今年70岁了，她的生父是闽南人，生母是阿美族原住民。她出生在光复前一年，年少时的她像张惠妹那样，活泼，爱美，唱声嘹亮，有一双梅花鹿般的大眼睛，还有一对四十码的大脚板。
　　她是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姑娘。19岁，瞒着父母，抹胭脂，穿泳装，去参加港都小姐评选。21岁，又违逆父母，与在庙里认识的、一贫如洗的“山顶仔”私奔。
　　“山顶仔”毕业于中兴大学法商学院，在国中教数学。嫁为人妇的阿碧开始洗手做羹汤。她的家庭是台湾最常见的“男主外、女主内”。先生开补习班赚钱，她奉养公婆，拉扯四个孩子长大。
　　在我眼中，阿碧是“太称职”的主妇。结婚四十年，她的先生从来没有进过厨房，退休后，才学会使用洗衣机、微波炉和烤箱。她的次子赴台北读高中前夕，才学会自己洗头。放假回家，大包小包都是脏衣服臭袜子。
　　“16岁之前，都是妈妈给我洗头的。”迈克向我坦白。
　　最小的女儿上了高中，阿碧才走出家庭。46岁的她甫入社会，就做了一件轰轰烈烈的大事。像19岁去选美那样，她参选市议员。
　　彩旗飘扬，人声鼎沸，她在台上演讲，右手高高扬起，带着灿烂的笑容。两个美如春花的女儿站在她身后，当助选员。
　　这是1992年的台湾了，草根民主方兴未艾。阿碧是其中的弄潮儿。
　　二十年后，我在书架上看到她和许多“大腕”的合影：李登辉、连战、宋楚瑜、叶启田……这二十年来，她当里长、选议员、出国游览、编书、唱歌仔戏、到社区大学授课、结交三教九流的朋友。手机响个不停，她忙着在Facebook上贴照片，她俨然是这海滨小城的明星。
　　可是，就是这臭美又爱出风头的阿碧，每到中午11点，就着急地对我宣称：“我要回家，给先生煮饭了。”
　　我问她累不累，她一边描眉，一边答：“就是再忙，也要回家给先生煮饭。这是做太太的本份啊！”
　　这“本份”，融在她血液中，成为毕生本能。那么，讲台上、舞台上、里民大会堂里眉飞色舞的她，是另一位台湾新女性吗？
　　不，不，她们是同一个人。
　　阿碧1992年的变身，是台湾传统女性的大转轨。她们从庖厨走向厅堂，又从厅堂走向政坛。光阴荏苒，嘉义布袋镇的渔家女萧丽红变成了台北广告公司的女强人廖辉英。
　　这就是台湾女权演变的全部吗？
　　我常常在网上看到各种相关的争论。有人说，台湾女性地位太低了——因日本文化影响，台湾丈夫多为大男人主义，十指不沾养阳春水。妻子进门不仅要冠夫姓，还要三从四德、伺候公婆。什么叫“相夫教子”？不过是把青春消磨在柴米油盐中罢了！生不到儿子，还要看公婆脸色呢。
　　也有人说，台湾的女性地位才高呢——□□、吕秀莲、龙应台、赖幸媛、洪秀柱、游月霞、邱议莹……11位女内阁，41位女立法委员，哪个华人地区同时有这么多女性从政？哪个华人政治圈，有数位可期待的女总统？
　　专业机构出品的研究报告也各执一词。亚洲哪个地区女性地位最高？联合国计划署说是新加坡，香港城市大学说是香港，万事达国际说是泰国，见仁见智，莫衷一是。
　　何谓高低？这只是一个相对意义上的概念。
　　一位叫Typhon的豆瓣网友说得全面：
　　“在传统家庭伦理观念方面，由于大陆曾经是极左意识形态盛行的地区，大陆女性在家庭角色的定位中，受到的社会压力要比台湾女性来得小。但在公共领域，由于台湾是民主法治社会，所以对女性的从政权、工作权以及各种社会福利的保障，要比大陆做得好得多。”
　　这是非常中肯的分析。我个人的观察与Typhon的观点相近：在家庭范畴，大陆的女权强于台湾；而在公共领域，台湾的女权远高于大陆。
　　这差异的背后，除了Typhon提到的体制因素，另有历史、文化原因。
　　举一个以偏概全的例子来说，为什么港澳台的全职太太比例远高于中国大陆？台湾行政院主计处的数据称：1990年代中期，台湾已婚女性中的全职太太占比高达58％；近年来，随着台湾经济滑坡，“双薪”家庭渐多，上述数据已下降到47％。
　　47％的已婚女性是“不事生产”的全职太太？这个创台湾历史最低的数据，在中国大陆最现代化的城市——北京、上海、深圳、广州，仍是高不可攀。即便在公认女权最为鼎盛的上海，全职太太的占比还是极低。
　　台湾朋友好奇地问我：既然与港台地区相比，大陆女性在公共领域的权利较低、机会较差、不易获得认可，那为什么各位女同胞还要前赴后继出门工作？
　　我应当怎么回答呢？
　　经济考量？事业心？不完全是。在我了解的许多城市家庭里，即便丈夫一人挣钱，境遇也绝不至于拮据，太太们外出就业主要是为了寻求婚姻的平衡。
　　对我们来说，职业是安全感的主要来源之一。
　　没错，安全感，这个在当代中国极其泛滥又格外金贵的词。
　　今天，在中国大陆的各大都市，传统文化的色彩已经相当淡了，我们很难笼统地说，在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三口之家中，究竟是男权占主导还是女权占上风。婚姻是一张跷跷板。在许多家庭，夫妻间似乎有一条不成文的“潜规则”：谁的综合实力强，谁的嗓门就大。
　　何谓综合实力？其重要组成部分，就是经济能力。
　　不夸张地说，中国大陆的两种主流意识形态——“枪杆子里出政权”以及“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目前，同样适用于城市家庭的夫妻博弈中。婚姻内在的不稳定性，让身为女性的我们越来越无法从传统角色——妻子或母亲的身份中获得成就感或安全感。在众多血淋淋的婚变案例面前，我们认清了一个事实，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女强人至少比当贤内助有保障。
　　每次与在北上广或其它沿海城市打拼的女友聚会，一个绕不开的议题就是“钱”。二十年前沉迷琼瑶三毛席慕容、视金钱为粪土的我们，今天最有共鸣的，竟然是与钱相关的话题。
　　亦舒和梁凤仪笔下的香港，俨然是21世纪的北上广。全职太太的悲剧，在小说里，已经说滥了。《我的前半生》里的子君、《激情三百日》里的宝缘、《第二春》里的曼明、《我心换你心》里的颂恩……已婚女性没有属于自己的职业，必然会脱离时代，渐渐变得烦琐庸俗、面目可憎，一朝韶华不再，先生出轨就在旦夕之间。
　　在那些亦真亦幻的案例中，他在嫌弃你的同时，必定还会幽怨地对那与时俱进的“小三”哭诉：我和那糟糠妻之间，已经完全没有共同语言了……
　　失业的下一步即是失婚？这样的逻辑早在我们接受范围之内。
　　所以，在《牵手》里，当全心全意为家庭服务的夏晓雪失去钟锐时，我们并没有太多地同情晓雪。我们只是感慨地说：晓雪，你怎么能傻到放弃自己的事业？
　　这感慨背后，是我们早已默认的——“婚姻是脆弱的”、“男人是薄情的”、“下堂妻是随处可见的”。
　　社会保障不健全，枕边人不可靠，我们还能依靠什么？靠自己的一双手！
　　这是中国大陆鲜少有全职太太的主因吗？
　　我们不得不承认，在今日中国，公共领域的信任缺位、价值失范已经蔓延到了最私密的家庭内部。经济基层决定上层建筑。枪杆子里出政权。我们都从现世中接受了一种理智而凉薄的哲学。
　　张爱玲说：不过是个男人罢了！
　　亦舒说：生活中一切都变成公事，互相利用，至于世态炎凉，人情淡薄，统统是正常的。
　　梁凤仪说：女人经济不仅要独立，更要从精神上不依赖丈夫，这样的婚姻才幸福长久。
　　这些警世恒言，被奉为至理，被视为人生智慧的结晶。
　　一语惊醒梦中人，至少，它可以保护我们少受伤害。
　　而我，却不知为何，不合时宜地记起了阿碧门口的粉红布帘——那年年岁岁相似的容颜、绵密的温情、避风港般的家，它们遗失在了哪里？
　　其实，“红妆”也罢，“武装”也罢，“半边天”也罢，“油麻菜籽”也罢，我们机关算尽、营营役役，只是为了找到来时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