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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雨港一家人】之四 ...

  •   我想起一组来自维基百科的数据:
      1926年,台湾总督府对在台汉人进行籍贯普查。当年共计381万的汉族民众中,44.8%来自泉州,35.2%来自漳州。泉漳两地移民构成台湾汉人的主要来源。
      “加起来80%?差不多吧”,他用经验估算了一下,含糊地回答我。
      我明了他的心态。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回避谈及百余年前的祖籍。从“高压清乡”的“二二八”到之后长达数十年的省别歧视,在情感上,他对国民党政府和国小教科书中那张状如海棠叶的地图有本能抵触。
      海棠叶,那是1940年代初的中国版图,半个世纪后,却依然是台湾地理课本上白底黑字、言之凿凿的“中华民国”辖地。六岁蒙童从东北九省背起:辽宁、安东、辽北、吉林、松江、合江、黑龙江、嫩江、兴安……这真的是蒋总统麾下的祖国大好河山吗?
      无可斡旋的历史、啼笑皆非的“事实”,从何分辨?
      长江水、海棠红、醉酒的滋味、沸血的烧痛……
      他灰心地摇头:“那是外省军人的乡愁,和我们没关系。我们的根在台湾。要翻族谱,就从北海岸的金山老街翻起。”

      “和我们没关系”——这不是他的一己成见,而是时代转轨中数代台湾人无从抹平的伤痛。
      隔断亲脉血缘的,从来不是海天之堑,而是乱政人祸。
      历史深处的恩怨情仇,剪不断,理还乱。
      “我的曾祖父和祖父,大概在1885年前后,从漳州府渡海到金山。一下船,他们就和其他漳州同乡一样,四处去垦荒了。
      台湾的□□,大多数是泉漳人。可能是传统使然,泉州人到了台湾,习惯住都市,从事航海或经商。漳州人呢,多半散落乡野,专注农耕开垦。
      说是垦荒,其实不是他们亲身栽种,而是他们圈一大片无主的荒地,或者,用很便宜的价格,从原住民手里买到土地开垦权。从明朝中叶起,福建的种植业就已经很发达了,但台湾的原住民一直狩猎为生,没有土地经营的概念,这方面技术很落后。漳州移民带来耕作工艺和管理方法。他们把生地变成熟地后,就把土地分割成比较均匀的小块儿,标上边界,分租给佃户耕种。他们自己,自然而然,就成了地主。那时,台湾人少地多。他们当中的佼佼者,动辄拥地数千亩,成为一方豪族。
      我的曾祖父就是这样发家的。从基隆八斗子到今天的信义区周边,大半山林田地,曾经都是我们许家的。”

      “从八斗子到信义区?”那是多么辽阔的地域!我只知道他出身矿工之家,从小受尽贫寒煎熬,从未想过他也有阔绰的先祖。
      “时逢乱世,荣华富贵转眼就成烟云。什么变故都可能发生”,他很平静地说:
      “那是一百多年前的事儿了。甲午战败后,清政府和日本开始和谈。1895年3月,停战协议还没谈定,日本军队就攻破澎湖了。4月中旬,李鸿章忍辱签下《马关条约》,清廷正式把台湾割让给日本,本地军民开始武装反抗。
      你听说过唐景崧(1841年-1903年,时任台湾巡抚)和刘永福(1837年-1917年,时任台湾协防)的台湾民主国吗?他们也想过和日本人火拼,可惜大势已去,外无增援,内无补给,实力太悬殊了,溃不成军是意料中事。
      6月2日,李经方(李鸿章长子)与台湾首任日本总督桦山资纪在基隆外海换文。第二天,日军就攻下基隆港了。
      许多人说台湾人奴性十足,可其实,日本人接管台湾并不顺利,很多城镇都是日军靠武力占领的。你看过《赛德克巴莱》吧?到了1930年,日本人统治台湾三十多年了,原住民部落还在奋勇抗日。”
      哦,《赛德克巴莱》,魏德圣导演历时十二年打磨的史诗作品。这部片长153分钟的电影,在经年低迷的台湾市场上,创造了8.8亿元新台币的票房。
      “让我们与历史和解。”它触动的,何止是台湾人的灵魂?

      “这是一代又一代台湾人的命运,活生生的、流血流汗的人生——”他很郑重地对我说:
      “台湾太富饶又太弱小,孤悬海外,注定是反攻大陆的跳板和弱肉强食的战场,几乎所有统治者都没有长远经营台湾的心思。明朝末年,西班牙人和荷兰人打,双方都把它当成牟取暴利的中转站。清朝初年,郑成功和荷兰人打,画线为界,你要经济利益,我要政治资本。之后,清政府派施琅和郑经郑克塽打。康熙只有一个念头,歼灭郑氏乱党,永绝边疆后患。
      清政府接管后,中央政府明令海禁,闭关锁国。他们完全不了解全球化的趋势,更认识不到台湾在东亚经济与军事上的战略价值,对这福建省属下的小小台湾府,基本放任不管。清治年间的台湾,差不多处在自生自灭状态,岛内各派势力此消彼长,成天为江湖地位打架:汉人和原住民冲突,泉州人和漳州人械斗,闽南人和客家人不和……到十九世纪中下叶,宗籍种族矛盾好不容易缓解,外患又起。中法战争落幕不满十年,台湾就被割让给日本了。
      真正是命运多舛、灾祸如麻!
      乱世中的富贵,易取不易守。在这样的时势下,对福泽不深的年轻人来说,坐拥家财万贯才是浩劫。我阿公(闽南语,指祖父)就是一个典型。曾祖父去世后,他成了许家的掌舵人。他太年轻又太有钱,在那个世道中无所适从,完全找不到人生方向。
      结婚成家后,他开始结交三教九流的朋友,逐渐染上赌瘾。他是继承家业的二世祖,不知人间疾苦。在众人怂恿下,经常背着整袋金银财宝出门赌博,通宵达旦,数日不归。不到五年,家产就败光了……”

      这段往事,倒是我早就听过的。
      他的阿公,在千金散尽后,悔极酗酒,失足跌下山崖,结束了他迷茫又荒诞的短暂人生。他绝望至极的阿嬷,抛下年仅五岁的独子,改嫁他乡,一去不返。于是,那失怙又失恃的孤雏,就成了基隆乡间的流浪儿。
      这5岁的孩子——
      九十年后,我在户口名簿上见到他的资料。短短十余字,写尽他悲苦一生。他的名字叫“许顺”,生于公元1915年,卒于1980年。配偶姓名“何粉”,生于公元1916年,卒于2005年。
      这就是他的生身父母了。
      “我爸爸的身世很可怜,从小四处流浪,吃百家饭长大。他没有耕地,也没有正式工作,只好到山区去挖煤。基隆北郊的澳底、瑞芳、深澳坑、双溪一带,零零散散,分布着不少矿产。他就靠在矿场出苦力谋生。
      后来,经人撮合,他入赘到深澳坑何家做上门女婿。你知道,在汉族家庭中,‘倒插门’的地位特别低。结婚之初,丈母娘就要求他每个月的薪水必须留出一定比例孝敬岳父母。矿场的工作本来就不稳定,我妈妈是家庭妇女,没有一点儿收入。一家十口,就指望爸爸那点余钱度日。你可想而知,我们过得多可怜!”
      “你问我家族史?”他看着我,无奈地摇头:“那是书香门第的奢侈品,离我们太遥远了。
      我的父母根本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和小孩说那些闲话。我们住在深山的两间平房里,家徒四壁,到处漏雨。口袋是空的,米缸是空的,胃里也是空的。他们的生活,没有梦想,没有色彩,干活、睡觉、吵架,打骂孩子。对我来说,父母只是两个不断为生计发愁的沉默影子……”
      贫苦、卑怯、无望。
      这才是他的童年。
      漳州府、移民潮、金包里、八斗子、圈地垦荒……对出生于1940年的他来说,不过是长辈口中的早古传说。父母的人生,才是他看得见、摸得着、感同身受、切肤之痛的真实世界。
      这“真实世界”,决定了他前半生的艰难轨迹。
      二十多年后,他是许家八个子女中唯一走出山村的孩子,历尽千辛万苦,通过高等教育这张独木桥,从赤贫的矿工之家迈向小康的城市生活。七十年光阴弹指而过,原生家庭的烙印,在他身上依然清晰可见。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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