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是一座孤岛》肖斯塔

9、现在-5

　　“所以他从未直接首肯过你的说法？”

　　“并没有。我一开始就跟他说也不求他的承认，其实我是怕他发怒，才搬出’作者之死’。但结果他好似真的觉得他自己赞同与否，并不重要，我只管写就好。”

　　“但你知道，他对你这接纳本身就是默不出声的赞同。”

　　“是的。”

　　“你不能以为你完全猜中他的写作动机，说实在的作者本人的写作动机也未必一定要纳入你的论点，就像你自己说的。但你的论点确实踩中他从未被凿实的隐`私。作者有这样的动机，文本中又有这样重要的缺席，你的论文确有可为之处。”

　　“谢谢老师。”

　　周五下午，跟露西和她的小团体见面两天以后，我又回到博雅楼去找许方舒教授摊牌。许教授在K大任教逾四十年，上世纪末曾担任中文系主任八年之久。他的办公室在整个博雅楼的风水宝地，是二楼南侧朝阳的小屋，一边窗户朝海，另一边开门就是中庭天井里芳草依依。我把几个月来跟杨岑聊天的细节都和盘托出，先从我写《江月去人》的论文开始。

　　“我还有一个困惑，是我自己想问，与你论文无关，你如果不想回答可以不必理会。”

　　“老师您说。”

　　“既然杨岑始终没有肯定过你对他作品的论点，那他有无跟你讲过他自己的经历？”

　　我深吸一口气：“是有的。”

　　他没再问，我也没再答。我这沉默大概足够解答他最关心的问题了。

　　许方舒说：“你现在专心写论文，其他事情没有要紧的。但以后如果你有时间精力，能整理出一份谈话的文字稿或回忆录，也是好事。”

　　“我有这个打算，还正想找机会详细问您。我跟他聊天，都是口述，我有些笔记，但所有的话都没有实际证据。聊天又漫无主题，天马行空，中间有时说到触动他的地方，他便透露一丝半缕，我也更无从核实。”

　　“你现在还不用焦虑这方面。你半年后又要回去忙论文和答辩，这小一年内你也没有机会办这件事。明年如果有机会，我们再议不迟。另一件事是，你记得我跟你说过，要到107号去看他的遗作？”

　　“当然记得。我收到出版社张小姐的邮件。我这两天就跟她约见面。”

　　“不错。这也是一条渠道。那天在葬礼上我跟他的管家郑太太聊过，郑太太说杨岑这本遗作是故意如此，他生前其实早就脱稿，只在一直修改，不想发表。他遗嘱中有死后可以发表遗作的条目。这样一篇作品毋庸置疑要比他以前写的文章坦白许多。你有机会看到之后，肯定有新的想法。”

　　我连连点头。“老师，”我叫住他，“原先许多说辞，现在想来真是我自己心胸狭窄，我欠您一个道歉。这两天一直都惶然不安，放不下心来，也真是只有见您一面才能安心。总之您还有什么问题，我只要知情，一定尽我所知告诉您。

　　“不用道歉。”

　　我半晌没有答话，看他时发现他表情不再凝重，反而带着半分轻快，再开口时语气也完全舒缓了。“你这一出——哈。你这一出戏也真是出人意料了。我怎么也没想到接你来K大访问最后出的是这样的论文。但转念一想，这样也好，而且是更好。写论文总归不能车轱辘话翻来覆去地说。我与你说过，杨岑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作家，但作品就总要交到下一代人的手里。我们上学读书的时候学的还是新批评，女性主义都还没有出来，酷儿理论闻所未闻。以前我跟你说你的博士论文选题太大，也怕你论文写出来不好找教职。现在反而倒好。性别研究在上升期，各文学系都在开性与文学的课，对你是好事。”

　　我知道他是真的原谅我了。又有什么不可原谅的呢，也真是我好笑，居然觉得许教授会与我计较，我只是一个没拿到学位的研究生，他教过像我这样的人成百上千，我又有什么是真能让他计较的？

　　“话说回来，对作者和作品顶礼膜拜的，那是宗教信仰，不是文学研究。文学系的学生，乃至文学批评学者，与他们研读的作品之间有的不应该是崇拜或遵守，而是一种远更古怪的关系，就像年轻人谈恋爱分分合合，往往是一阵子爱一阵子恨，但不论爱恨都跟自己身体发肤密切相关，是以文学研究永远不可能客观。

　　“九七年我还在给本科生上世界现代主义的时候，我头一次讲了两首奥登。我是做小说史的，以前教那门课都是看小说为主，但课程大纲不能一成不变，于是那年换掉了乔伊斯，放了《荒原》再加上奥登。后来班上就有一个男同学，拿着一整本奥登诗集来办公室找我。我课上讲的是一首《纪念叶芝》一首《暴君墓志铭》，但他偏偏不问这个。你猜他要我看的是什么？”

　　我刚开始还不知道许教授跟我讲这些是什么意图，只是全神贯注听他讲，死死抓住他每一个字，好似听漏一个字就会错过解谜的密匙一样。到此时我才明白过来。许方舒在K大中文系任教近四十年，跟我这场谈话也这绝不是他的第一次。我只顾盯着他看，手里捏着随身带着的一本笔记本，书脊都快被我指甲掐出印来。我回过神来，猛然松开手。

　　我说：“他是看了诗人传记，知道奥登的性取向了。”

　　许方舒说：“他把一本奥登选集弄得满本都是折角，一翻到折角的页面，看过去全是情诗。一个本科生，那时能有多大，《世界现代主义》是文学院高年级选修课，不过二十一、二十二岁，指着奥登的情诗，小心翼翼，手都几乎发抖——那还是九七年。”

　　“比《江月去人》出版还晚十年了。”

　　“那是我第一次遇到学生向我出柜。”

　　我抬头看他。

　　“一个文学的读者，或者研究者，跟其所喜爱的作品之间总有难舍难分的关系，所以文学让人认识自己，自我暴露，以至于剖白心迹，都是不稀罕的事情。我刚开始教书的时候，有女同学在讲萧红的课上痛陈女性受迫害之苦，家境贫寒的优等生看了《识字的用途》来找我哭诉，都有过，在K大呆上四十年，什么作品什么学生都遇到过。九七年，我教书三十年，才遇到第一个学生向我出柜，后来我每年都讲奥登，也讲过他的摇篮曲，于是这十多年里陆陆续续又有一些，男生女生都有，研究生比本科的甚至还多些。

　　“你今日转告我你与杨岑的交流，和你自己论文的主旨，这里面意义重大，对你对我，对杨先生，都是如此。如今你定下你博士论文的选题，这也是一锤定音，你近十年里的研究和授课就跟这个再分不开。现在你是博士候选人，两年后你要担上助理教授的头衔，你的论文和著述，你的每一个研究，你教课所选的材料，对学生讲的话，必有千钧之重，对你、对其他人而言也都是这样。你可明白我的意思？”

　　我被他的话击中，惊慌失措，匆匆开口：“老师，我这回真的也是想来跟您道歉，半年过去才跟您讲这些——”

　　他摆手：“不必道歉。今天你对我说的话，日后别人会对你说。”

　　他寥寥两句话捏出剪影幢幢，好似推开一扇封锁已久的窗，尘土飞扬中有日光斜照，窗外的风景建筑终于隐隐可见。我离开博雅楼时百感交集，不急着下坡去校门，反而转到晴天广场上坐着发呆。有杨岑和许方舒指点，我的论文实际上进展顺利，回去半年不难写完。只是我远非一个只需要专心读书就足够的中学生，许方舒能解的疑团只是一个小线头。从晴天广场上能眺看到海边，这海岛新春有千帆竞发。我还在寻找我的灯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