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是一座孤岛》肖斯塔

8、过去-4

　　我第一次见杨岑的经历狼狈不堪，简直是铩羽而归。但是最后他终于愿意跟我再见第二次，是因为我跟他坦白我真正想做的题目。先生不置可否，只是叫我一周后再回来见他。他唤管家郑太太来跟我约好时间，记录在日程簿上，然后送我出去。

　　“是你得说服我，不是我说服你，”我走之前他这么讲，“回去想好了再来吧。”

　　在杨岑书房中闷出一背一身的汗，一出到蒲湾道上，发现气温骤降几度，又是一天暴雨来临前的征兆。扑面而来的是马路对面半山青翠的陵园，和更远处浪涛滚滚的海湾，下午暴雨前的海风把我吹得猛一激灵。

　　当天晚上我一到家就翻出移动硬盘里各种文献出来，又给关倚文发邮件咨询去K市图书馆找文献的事。千里迢迢回国来找他是我背水一战。这一场我不能输。

　　一周后再见到杨岑，我拿一把刀子把自己残存的粘连赧意全都斩断：

　　“《江月去人》我有另一个解读。观点跟已经发表过的论文全都相反。”

　　他一点不着急。“你要喝点茶水吗？”

　　“不用了。”

　　他自己倒了一碗茶，然后好像带着点谐谑盯着我。大概是我这一周的态度转变太过剧烈，连他都觉得好笑。“你说。”

　　“以往的论文写《江月去人》——当然说来说去也就有那么几篇论文——大多是关注爱情与革命的母题，情感如何是政治的，公共生活如何本质上必然是私人生活，诸如此类，而且都带一些女性主义色彩。这些论点本身自然是很好的，但它们也把《江月去人》框在历史中出不去，因为一篇好小说必然不能只是柴米油盐的，也必须是哲学的。”

　　“那你说什么叫哲学的好小说？”

　　“黑格尔的承认。情感生活的政治，说白了就是主体之间的关系，冯月心不只是一个民国革命女青年，于远翥也不只是个革命男青年，他们还就是他们本身，他们之间的连线如何出现，如何连上如何消弭又如何重新引起，这个叙事里面总有些东西是能对这个世界上的一切时间和地点都有效的，并不只是囿于那一场革命本身。”

　　“你想用黑格尔，那你也得用柴米油盐的话来把你的论点解释出来。”

　　“是，我这就说。”

　　我顿了顿。杨岑的目光从茶碗上抬起看我。

　　“总之《江月去人》虽然是女学生视角，对民国时代女性权利多有关注，但说到底冯月心能否被定性为革命女青年的代言人，还是很有争议。冯月心虽然是上过学得中上阶级家的女儿，但她徒有头脑，身体是空的——全文没有一处涉及她的女性身体，也从来不写她的物质观感、生活趣味，仿佛冯月心三个字只是个壳子，里面的东西都是可以再装的。整篇小说里唯一的身体就是于远翥的身体，他有肉身之重，通过冯月心看他，能看到他是欲望的焦点，他是切实存在的。

　　“尤其是那场巷战里搏斗的戏，于远翥被打伤，而后洗浴更衣敷药，统共这些都跟以前那些观看女性身体的言情小说完全相反，让人疑惑这个故事里如果真有什么爱情念想，那也是对一具男性身体的念想。冯月心是男是女不重要了，总之这文本是爱男子的。”

　　“有趣。你还有别的吗？”

　　“还有结局，”我说。

　　“结局怎么样？”他问。

　　“冯月心觉得她如果嫁给于远翥，必定是颠沛流离一生艰难；如果不嫁，就要做一辈子□□，再没其他结婚的可能。这点放在一起，如果照异性恋理解，简直偏颇到有些跟全文沉郁克制的基调不符合了。首先于远翥在报馆前途一片光明，两家之间也没有成见，冯月心何以觉得如果嫁给于远翥就会过上只有爱情没有面包的日子？其次即便不嫁，为何绝对不能再找别人，那单身终老的结论是怎么来的，里面跳跃太大，逻辑欠奉。最后她决定还是要去找他，这结局被此前所有研究者认为是全篇小说的败笔，认为是特立独行的气质到最后流于庸俗大团圆结局的一刻。许方舒教授九几年那篇写《江月去人》的论文，引题叫《现代主义的黄昏》，就是说结尾太过悲观主义，几乎否定了前面所有革命的尝试。

　　“可是如果《江月去人》不是一个革命女学生的意识流，而把它看成一个自我伪装的同性恋者的意识流的话——如果翻过来能照这样说，那结尾绝不是悲观，而反而是最为革命的。”

　　我看向杨岑。他没说话；他一动不动，目光如炬般盯着我。

　　我说：“因为他决定哪怕过隐姓埋名的在山里砍柴的日子，他也可以跟他在一起了。”

　　杨岑给自己重新斟满了茶。他把另一碗推到我面前。

　　“所以你是需要我的首肯，证明你的解读是正确的？”杨岑问。

　　“我不需要。”

　　“不需要？”

　　“对文本的解读，本来就不需要作者本人来盖章证实。不论您觉得对错都好。况且这不是一个关于解读正确与否的论点。酷儿解读本来也不旨在发掘关于文本的某种真相。这个论点，与其说是一种对于过去的事实考证，不如说是更加政治性的。在这个时代，这样的文本，能有这样的生机在里面——这本身就足够了。”

　　“上礼拜你来的时候，我跟你说过，对《江月去人》的解释和批评，全都是扯淡，你可记得？”

　　“是。我记得。”

　　“这会是你博士论文的一个章节？还是打算作为单独的文章发表？”

　　“两者都是。我想先写出一篇完整的论述，投给会议和期刊。然后也是博士论文计划中的一节，但不是全部。”

　　“那你怎么预期其他人的反应？许教授呢？你准备好怎么面对他们没有？”

　　“我还没有跟许教授聊到，但我一定会去。我跟我自己的导师聊过。她很支持。”

　　“你们现在发这样的论文也算是没有障碍了？”

　　“在学术圈里没有障碍。走在大街上，那是不知道。”

　　“这一仗打得代价真高啊。”

　　“您怎么知道？”

　　他没有回答，而是他毫无征兆地转而问我：“你的学校。你们那小镇子，现在怎么样了？我八七年在那里呆过两个月呢。”

　　我一时愣住，看着他说不出话来。他的视线越过我的肩头盯着窗外浪涛。我半晌组织出语言：“学校还是老样子。您要是想回去，我——”

　　“——不是说你啊。”

　　“什么？”

　　“不是说你啊，这一仗的代价。这一仗的代价高，是以前人付的。过去总要为未来抵债，人总是这么依赖远视，为什么以前和以后永远不平等。这时间性好可怕，你说是不是？”

　　我一时恍惚，好像看到我上本科时那绿野如茵的小小校园，乔治亚式的红色楼房，门前穿过的依稀人影。胸前和背后又已经被汗湿透，除此之外并无话可答。

　　杨岑又说：“算了吧。帮我到走廊上叫郑太太好么？”

　　我满腹狐疑。“好的，马上去。”

　　我穿过走廊到旋转楼梯边上去。郑太太不见踪影。楼下客厅里，杨岑的家仆，那个一双桃花眼、清秀瘦弱到简直有点妖艳的男生，正坐在沙发中间，翘着二郎腿，翻看一本杂志。

　　“请问郑太太在吗？先生有事要找。”

　　他一下子抬起头看我。“在厨房。我去找。”

　　“好的，谢谢。”

　　他起身之前朝我眨眨眼：“叫我阿谦吧。”

　　我回到书房里。“郑太太马上上来了。”

　　这话刚说完她就到了。她站在门口，伸手敲了敲开着的木门。

　　“先生，”她说。

　　杨岑抬了抬手里的空茶碗：“时候不早了。留客人在家吃饭吧。”

　　郑太太看了我一眼。“没问题，先生。”

　　在那之后的五个月，我每两周就有一个周三下午来蒲湾道107号，先跟杨岑在书房里说话，晚上他让郑太太留我下来吃饭。直到2月底，杨岑在静山堂的讲坛上摔倒在数百听众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