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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过去-3 ...

  •   上个学期我代过一节的课是英语系必修的《英国文学II》,课程设计里是从十九世纪讲到当代。英语系的英国文学跟美国文学概论各自都有上下两部分,一共四门,全都修完后才能修高年级研讨课。讲这门课的副教授是我硕士同校的学姐,但年纪比我长有十岁。她知道我在做性与性别研究,于是这回毫不犹豫找我替她上吴尔芙的《达洛维夫人》。我一年前在我自己带的本科生讨论课上也讲过同本小说,所以也很乐意。我更好奇K大本科生是什么模样。

      中文系、英语系和各国外语系都在博雅楼里。博雅楼是K大最古老的建筑,三层楼高,中西合璧,怀旧风情荡漾,刷成雪白的楼梯扶手和深黄色墙壁相映,院子里的喷水池和盆花都一样惹人注目,每年无数多校友和非校友来此处拍摄婚纱照片。博雅楼最好的景色在西面和南面,窗外要么远眺一小片海域,要么是老派庭院里的水池,东倒西歪的荷花,棕榈树和爬山虎。朝东朝北,则完全被后来一百年间拔地而起的各种高科技教学楼所遮挡视线了。文学院把老教授的办公室都安排在好的朝向里,而剩下有窗也等于无窗的就是课室跟我们这类闲杂人等的歇脚处。

      那天我到博雅楼一层的课室讲《达洛维夫人》,屋子里坐着十五六个人,我看一眼花名册上人数,顿感他们很给面子,没有因为自己教授不在就缺课。我照旧一开头先自我介绍,然后概述吴尔芙家世婚姻英年早逝种种。《达洛维夫人》对本科生来说并不好懂,全篇人物散乱,线索太多,叙述视角在无数角色之间转来转去,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揉在一起难以区分。

      我问他们:“我也是大二上英国文学概论的时候第一次读这本书。这肯定是本很难懂的书没错,但你们觉得,作者为什么要用这种七零八落的叙述方式?为什么不能还按奥斯丁和狄更斯那种方式写小说?”

      后排一个男生举手。他说:“因为她想要表达任何人与人之间都是互相联系的?”

      “很好的回答。但我还要逼你们往另一个方式去想:为什么偏偏在一九二五年用这样的方式写作?为什么一八五零年没有人这么写?”

      蒋露西坐在第一排,直至此时一直在低头敲键盘,她手指力气奇大,那声音听得我不安,我简直怀疑这位同学是在做笔记还是其实在大摇大摆地开小差。但在这时她突然停下敲键盘的手,抬起头来直勾勾地看着我,眼睛老大。她编着一个时髦的麻花辫,偏向一边垂到胸前来。我知道这是一个学生有答案的表情。

      “这是因为——这是因为世界不一样了,”她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科技发展,尤其是各种媒体发展。人们突然意识到,以前的表达方式没法再精确地描述现在的生活了。我的意识是说,意识流也可以是一种现实主义,不是吗?好比当我走在校道上,我看着路人和树木,我想到过去今天和未来的事情,这些念头随机出现,本来就是不遵循时间顺序,也不遵循地理方向的。所以意识流未必比现实主义更不真实。”

      我点头。这是那种让教授印象深刻的回答,一瞬间这个学生的面容就留在记忆中了。我表示谢谢她提供我所需要的回答,她咧嘴一笑。于是接下来便是读剧情读人物,达洛维夫妇的鸡肋婚姻,童年的死亡阴影,女儿的叛逆母亲的怨恨,退伍士兵的创伤后遗症等等。最后五分钟,我说:

      “这本书还有很多层面,我们一节课没法讲完,但我可以抛砖引玉。如果你们还没有被意识流折磨死,还感兴趣的话,这里还有很多细节。你们手上的版本可以翻到第68页。不知道你们看的时候有没有留意这段:

      “她跟莎莉落后于其他的人了,”我读道,“这时,当她们走过一个种有鲜花的石瓮的时候,她一生中最奇特的一刻来临了。莎莉停步;摘下一朵花;吻了她的嘴唇。整个世界都可以天翻地覆了!别的一切都消失了;就只剩她跟莎莉两个人。”

      第一排的女生顿时高高举起手来。我说:“你觉得怎么样?”

      她说:“所以女主角其实是喜欢女生的吗?”

      “这没有必然答案。你可以写一篇论文认为她是,也可以写一篇论文认为她不是。或者你可以认为她是双性恋。”

      她耸耸肩,又说:“我觉得赛普蒂莫·史密斯也喜欢他的战友。他本来就不是因为爱情才娶他妻子的。所以他看见他战友死了他才留下巨大创伤。”

      “有的评论家跟你观点一致。你感兴趣的话,这方面的论文还有很多。不过我们时间到了,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我话还没说完,课室里已经稀稀拉拉地一阵拉动椅子的声音。本科生个个都脚底抹油,片刻就全都散掉。蒋露西把东西都装进一个巨大的棕色单肩包里,她站起身来,简直要被那包压垮一样。我还在讲台后面收拾讲稿,教室里只剩下我跟她两个人,她往前走两步,把手放在讲台边缘。

      “学长——我能叫你学长嘛?”她说。

      “当然,”我抬起头来看她。

      她连珠炮地说:“我叫蒋露西。大家都叫我露西。学长现在你是在哪里读博士?”

      我告诉她了,她又问:“你过来一学期?”

      “我打算呆一年。”

      “好棒!你还会教课吗?”

      “应该不会,除非你们的老师又要出差。我现在在准备我的博士论文,所以有论文经费。”

      “啊——好可惜呀。但是这样真好。我也想读英语的博士,但是现在还根本不知道怎么办呢。”

      “我在比较系不是英语系。不过你想读是好事。而且你现在还很早,有很多时间考虑。”

      她吐舌头:“学长你是什么时候准备申请的?”

      “……你现在就开始考虑申请的问题也太早了一点。我本科毕业之后工作了一年,然后读了两年硕士。我本科和硕士都是英语。然后才进比较文学项目读博士。”

      “所以博士要读多久?”

      “前三年是上课,第三年考资格考。我春天刚考完资格考,所以现在出来访问和准备论文。希望第五年能写完,如果写不完就还要第六年。”

      “你的论文是什么?”

      “我现在在做华语离散作家的现代主义。在K市有几个作家可以采访,你们学校的图书馆也有很多资源。”

      她眨眨眼睛:“学长,你刚才最后讲那段,我还以为你是学同志文学的。”

      我被她突然问倒。现在在学术圈中如果一个人说自己是学同志文学的,那简直就跟出柜一般无二。虽然所有的文科学生都多多少少要接触关于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的研究,但专长同志文学的学者和学生里简直没有直人。

      问题在于,我就是学同志文学的。我只是在回来K市的途中捏造了一个并不完全虚假的伪装,我确实也研究离散现代主义,杨岑就是其一,但说到底我是个研究同性恋的同性恋。只不过这句话无法出口。

      我不愿看她眼睛,弯下腰去拔笔记本电脑插在投影仪上的接线,那鸵鸟般的三秒钟飞快就过去了,我直起身来,她依然保持原来站姿,一动不动,简直比白杨树还生机勃发。她满怀期待地看着我。

      我说:“我也在学同志文学。这跟现代主义不矛盾吧。”

      她飞快地笑了。我拿好东西出了教室,她继续缠着我问东问西。最后她抛出杀手锏:

      “学长,我们其实有一个读书会,每两周一次。我们就是讨论同志文学跟电影的。学长你要不要来一次?我们都是本科生,有你在肯定很棒!”

      “你们这是校园同志学生组织?”

      “啊,不是,我们是无组织无纪律的——就是一个小读书会。每次只有五六个人啦。”她摇摇头又说:“我们学校不批准同志学生组织的。”

      “读书会。你们在读什么书?”

      她看着我。我到如今也不知她当时是真已经确定这本书目,还是为了哄我参加而临时决定。总之那一刻她读透我如最训练有素的批评家读一本流行小说,露西说:

      “下个礼拜是福斯特的《莫里斯》。”

      啊莫里斯。多少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捧着这本书,被其中默不声张的禁忌的爱激发过自己的情欲。蒋露西和她的小团体把我俘获;我留了联系方式给她,答应她会赴约。于是在过去的半年里我跟他们碰面过五次,读过五本不同的书。事到如今,这一次竟然是他们几个本科生主动要看《江月去人》,而杨岑本人竟已作缆山之土,先前又怎么能料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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