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也许注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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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5月中旬，当我在家门口的木质信箱里发现姗姗来迟的纽约大学录取通知书时，终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不管怎么说我总算不用想法子面对父亲严厉而阴鸷的眼神了。弗朗西斯科总是讥笑我是“克瑞恩检察官按照人体说明书精密打造成的量化成品”，每当这时我也只能无奈地笑笑，心里却莫名地泛起一丝委屈。
如果有可能，我倒宁愿跟他换换：有一个长年在海上漂的老爸和一个溺爱儿子的老妈，高兴时领着一帮更小的男孩子爬树、打架和对女孩子吹口哨，不高兴时满大街乱窜砸了人家的老爷车，而不是没完没了地跟着家庭教师学习小提琴和社交礼仪。
更重要的是我没有弗朗西斯科那样的智商。那家伙一学期逃了近三分之二的文化课，考试之前装模作样地突击一下至少也可以拿到B，这还是在几乎没有平时分的情况下——天知道他是怎么办到的。相比起来作为表弟的我简直弱爆了，每天为了论文和论述题忙得马不停蹄，最后一学年的理科Advanced Placement差点要了我的命，最夸张的时候我甚至每天只能睡四个小时，其余时间全部都泡在教室或者图书馆里。真是人比人气死人。
我拿起话筒给他们的宿管拨了个电话，没有人接听，我决定亲自去一趟。
算起来我们已经有两个多月没见面了，为了准备入学申请，我甚至推掉了他的19岁生日聚会。上车之前我去百货店给他挑选一份迟到的生日礼物，本来看中了一个领带夹，想了又想，最后不好意思地让售货员换成了一盒纪念版安全套。
这不是我第一次来到西点军校，也不是最后一次，可不知道为什么在印象里却格外清晰。小雨从我踏入校门的那一刻起就一直在下，幸而没有变大的趋势。水汽弥漫的雨幕中，天空是冰冷的灰，远山是沉郁的绿，我头顶上的法桐树叶沙沙作响着，混合着苏格兰民歌《Auld Lang Syne》舒缓隽永的旋律，竟让这座以朝气蓬勃闻名的校园显出几分与它非常不搭调的伤感来。
训练场上有几个穿着制服的毕业生在合影，彼此搭着肩膀，摄像机耀眼的闪光过后，一个男孩转过头去，深情地亲吻着毕业墙。
原来不知不觉已经到了毕业季了。
我感慨了一阵，走到图书馆的雕像前，却发现那里站着一个人。他脚边放着一个皮革行李箱，不走也不动，只是定定地立在雨中，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嘴唇却抿得紧紧的。那人金色的短发已经被淋了个透湿，沉重的雨滴砸在他纤长的睫毛上，一颤一颤的，如同飞鸟不堪负荷的羽翼。
——看起来有一点眼熟，却又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
我踌躇了片刻，走上前问道：“先生，你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麻烦？如果需要帮助的话，我很乐意……”
话还没说完，他突然抬起眸子，一对隐含锋芒的瞳孔如薄冰下的针尖。
该不会……是冒犯到别人了吧。我不由得倒退了半步，心下一阵懊恼：弗朗西斯科批评我的滥好心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可我就是没法改掉这个该死的坏习惯。
“不必了，谢谢。”他凉如雨水的声音适时地冒出来拯救了尴尬不已的我，那人将视线转过来，明显地讶异了一下，忙伸出手拦住我道：“等等，你是不是伊卡布·克瑞恩？”
这回轮到我发愣了。他趁着我挠头傻笑的时间出言解释道：“杰克提过你很多次。我们见过面的，还记得吗？就在去年的那场周末舞会上。再次自我介绍一下，斯温尼·特里克兰德，英国伦敦人，本校的应届毕业生。”
我老脸一红，结结巴巴地解释道：“咳咳，真不好意思……我想，我大概有一点点脸盲症。”犹豫了一下，还是没好意思问那个“杰克”是谁。
“没关系，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斯温尼笑了笑，又抬起头望了一眼高大的塑像、图书馆，以及远处历史悠久的建筑群，偌大的西点校园倒映在他清澈的眼睛里，仿佛一幅缩印的图画。在他转过身的瞬间，我看到他的瞳孔呈现出一种很深的颜色，似乎在无声地表达某种难以言说的情感。
“我的渡轮在今天晚上，是时候对这里说再见了。” 斯温尼声调平静地陈述道，他摸了摸我的头，又从行李箱的侧边抽出一把雨伞，不容分说塞到我手里，然后头也不回地大步朝校门走去。我望着他的背影，突然觉得他刚才的动作，意外地像弗朗西斯科。
——重点是他明明有伞，为什么非要傻乎乎地去淋雨呢？带着这样的疑惑我敲开了弗朗西斯科的房门。
“噢，你说我们的诺尔曼舰长？说实话我已经有将近二十个小时没见过他了。”威廉·特纳摊了摊手，作出一个无奈的表情，他把我让进宿舍，并大发善心地泡了一杯热咖啡递给我，“不介意的话你就在这儿等他吧，不过我不保证他什么时候回来。”
我纳闷：“难道他就不用上课吗？”
威廉嘴里发出一声轻蔑的哼笑：“别逗了伊卡布，我敢保证如果任何一个教授在考试里出‘下面四个头像中哪个是给你们授课的男人’这样的题目，弗朗西斯科选中的概率绝对不会超过四分之一。”
我只好跟着他一起发出嘿嘿的傻笑。
就这样一直等到天快黑了我也没把弗朗西斯科盼回来。这其间威廉一直在做他的傅里叶分析作业并上了三次厕所，最后一次当他听见窗户边有人在叫他，立刻毫不犹豫地抛下我飞奔了出去——用脚趾头都猜得到，那一定是伊丽莎白。
现在好了，空荡荡的寝室里就只剩下我一个人。我坐在弗朗西斯科的单人床上，百无聊赖地盯着他满满当当的书架，默念着每一本书名。
第一排。
“战争论、理论后勤学、海权论、战争艺术、军队大脑、兵法简述、装甲战……”
果然和我想象中的一样无聊。
接着默数，第二排。
“加勒比女海盗、性感家教、后宫三千、九个女神爱上我、法兰西一夜、手把手教你当种马、穿成凯撒去泡妞……”
……果然和我想象中的一样无耻。
而当我把目光移向最上面一排的时候，我愣住了。
在书架的最高层，有些凌乱地摆着《战争与和平》《论美国民主》《国富论》《法国革命史》等等一些和他八竿子打不着的书籍，我摇了摇头，深沉也不是这么玩的，他一个不着调的花花公子装文艺青年简直想想都觉得可笑。
我信手取下书架最右边的一本黑色封皮的书，它的名字叫《我的奋斗》，作者是阿道夫·希特勒——一个在当时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却注定给整个人类带来毁天灭地的灾难的名字。我兴趣缺缺地翻了翻，更吸引我的是反而是另一个人在扉页上的留言。
“给我的朋友杰克：
克劳塞维茨说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我认为战争不仅仅是一种理论上的必要，更是实践上的必行，以及逻辑上的要求。国家的本质是权力，一个民族的生存空间要靠铁和血来攫取，而不是徒劳的抗议与谴责；同样，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过度执迷于对和平的虚幻向往，就必然会在孤立中衰败，进而走向不可救药的灭亡。”
下面没有任何署名，弗朗西斯科的回答是用铅笔在旁边批注了几个大字——God’s Logic。虽然他后来不知道是出于爱惜书还是其他什么缘故又后悔地把这几个单词擦掉了，但痕迹依然清晰可辨。
我很快找到夹在书页中间的几页信纸，有些皱，是由两个人分别写成的。这两个人的字非常好区分，一个是扉页的那个斜体字，漂亮得堪比印刷，另一个嘛……“尚能辨认”是我能给予它的最高评价。弗朗西斯科一直是我见过的字写得最烂的人没有之一，虽然这个记录几年后就被我未来的情人约翰·迪林杰给轻松打破了。
尽管知道翻阅别人的笔记不是什么道德的事，可我却没有丝毫的愧疚感。比起我这位表哥每次到我家的第一件事就是自发地翻箱倒柜找东西吃，我已经算是很客气了。
第一页是弗朗西斯科的字迹，洋洋洒洒数千言，非常符合他风格地将该书作者及他的观点大肆嘲弄了一番。第二页又换成了另一个人，这个人的笔触要平和文明得多，却有理有据，善于找漏洞，毫不客气地将弗朗西斯科的观点通通驳回。一连好几页，两个人针尖对麦芒，你来我往，吵得不亦乐乎。
我从来不知道弗朗西斯科这个脑子里除了军舰就是女人的家伙竟然也会热衷于打这样的嘴仗，不由得大吃一惊。而当我瞥见由于这本书的取出而露出的塞在书柜里的相框时，却一下子就明白过来了。
……他一定是因为不想看见又舍不得扔掉才把它塞在这么隐蔽的地方的吧。
那是一张在图书馆门口拍摄的黑白照，照片上是分别穿着陆军和海军制服的两个学生，肤色微黑的混血儿夸张地搂住白人少年，笑得顽皮而张扬，而俊俏的白人少年表面上一脸不耐烦的模样，眉毛蹙着，可眼神却出卖了他，那双琥珀色的眼睛里流光溢彩，卸下了惯有的冷漠自持，酝酿着这个年纪特有的干净纯粹的深情。
这两个人我都认识，是弗朗西斯科和斯温尼，可我却从来不曾见过这样的他们——这样温柔，这样天真，这样单纯和美好。
原来这就是爱情么？当你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无聊都会变成有趣，坚硬都会变得柔软。这个想法让我一阵心跳如鼓。
我惊异于自己竟然如此轻易地察觉，如此平静地接受，甚至不觉得任何有违常理之处。我当然不是什么离经叛道的人，甚至一度信仰着基督教，可潜意识里我却并不觉得亚当和亚当的结合就是错误的、病态的，真正的信仰不是盲从，宽容博爱的宗教理应学会包容那些不同。他们本应该像每一对异性情人一样接受世人的祝福，而不是谴责甚至审判。
我将这本书放回原位，揉了揉眼睛，脑子里模模糊糊地想：如果有一个男人肯为了我抛开一切，不顾世俗的眼光，我就是为他死了，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作者有话说
第5章 也许注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