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与三日月》再再盟主

6、第 6 章

　　冬天的第一场雪落在11月中旬。我去五公里外的店铺配了一副黑色边框的近视眼镜，回来以后，安东尼奥坐在椅子上笑个不停，被我用报纸狠狠地砸了脸。
　　12月，一场小火灾却不幸让柯克兰先生失掉了一部分的梵语研究成果。他把自己灌醉了在酒吧里跳舞，幸亏小提琴手和同班的男学生才把他运回了公寓。不过好在后来，梵语专家还是振作了起来。一个星期之后，他出现在语音实验室，穿着黑色外套和熨烫得笔挺的白衬衫，纽扣一丝不苟地粒粒到位。
　　现实总不会将你逼入绝境，年轻的教授指了指自己的脑袋，我们还有记忆永远烧不毁。
　　新年的时候，我把一件藏青色大衣当做给自己的礼物，用之前在书店打工积攒来的钱。
　　我想那是一段内容丰富又无比精彩的日子，甚至有些奢侈。虽然偶尔有极端的国家社会主义份子砸坏商店的橱窗或者烧了路边的车辆，但它与金融危机绵延而下的经济不景气一样，打搅不了我的生活主题。
　　我还是会每天早晨出现在安东尼奥的公寓，准时地叫他起床去学校。接着在实验室里帮助柯克兰先生调试仪器，记录笔记，协助他完成社会调查，赚一些体贴的小外快，又或者在图书馆里研究资料，赶写学期的最后一篇论文报告。
　　我猜测我恐怕忽略了一些事情，但是我不愿意细想它是什么。

　　2月底，当安东尼奥告诉我他将离开莱顿去美国的时候，天气依旧寒冷，街边结着薄薄的霜，破冰船在湖面上艰难运作。
　　我在音乐讲师的公寓里煮好咖啡，双手捂在杯子两边，身体靠在木头小餐桌旁，用点头代表了对他这个消息的看法。
　　还有半个月出发，他摆了个手势，这么说道，那里有一些演奏和讲课的任务。我注视着他绿色的眼眸，情绪格外平静，仿佛事先已经有过预言，明白重逢可以如此脆弱的。
　　两个星期以后，我送安东尼奥上了电车，然后便转身回去学校。我把大半的思维空间留给了柯克兰先生的那些印度语语法，只留出一点空隙思考我们九年后的角色转换。这一次，留在原地的变成了我，然而心情却与当时相仿，因为我同样无从知晓，下一个重逢的时间和地点。

　　安东尼奥离开以后的一个月，春天开始姗姗来迟。天气暖和起来，公寓旁的杂货店也愿意更早地开门营业。女主人喜欢扯着嗓门说一些邻居家的事，她告诉一位前来光顾的老妇人隔壁的伊斯滕达尔先生今早拖着行李携带财物移民去了新大陆。
　　他认为呆在这里将不安全，真是胆小如鼠。老板娘不耐烦地挥着手，与老太太一起摆出鄙夷的眼神。
　　我拎着水果路过店门口的时候，始终礼貌地与她点头问好。
　　然而生活的旋律确实逐渐变得紧凑，关于局势的消息在报纸和广播里铺天盖地起来。4月初，德国人打到欧洲北部，攻占了丹麦和挪威。莱顿的气氛越发凝重。
　　四个星期之后的5月9日凌晨，新闻从咔咔作响的收音机里传来，数量众多的不明飞机聚集在荷兰领土上方，一架战斗机划破人造林区的天空，机关火力全开。空气充满暴力。
　　5月12日是个星期天，德国飞机为许多城市送来炮弹作为小小的见面礼。犹太人开始逃往港口，惊慌失措地提着行李袋，希望能够赶上一班去英国的船。
　　这个国家的抵抗维持到德国人对鹿特丹制造的毁灭性轰炸，没有必要让乌德勒支成为下一个牺牲品，所以几天以后，莱顿也迎来了德国军队的进驻，数以千计的市民在路边观望。
　　我忽然意识到应该与哥哥联系，这个念头在思想中沉睡得太过长久，此时此刻仿佛一场彻彻底底的觉醒。

　　我与哥哥的通信保持在一个固定的频率，他用阿姆斯特丹的情况交换我的生活动态。我惊讶地发现我们之间居然能够冷静地交谈，说一两句关心的话语，淡然地融在夏天的空气里，尽管环境已经变得强烈激荡，一切都面目全非了。
　　德国人最初是温和的，把荷兰看作一个独立国家。柯克兰先生认为，他们正十分有远见地盘算着战争结束以后可以从中捞到的好处。
　　然而，情况到了秋天却发生了变化。“非犹太民族白种人血统声明”的表格仿佛意味着冷屠杀的开始，越来越多的犹太公职人员遭到解雇，骚动波及到了莱顿大学，几十位讲师被迫离开。这一行为点燃了学生们愤怒情绪的导火索，他们抗议和示威，男同学们将个子矮小的女生举过头顶，走在路上高唱着校歌，炸开的信念随处爆发弥散，笼罩着整个城市的上空。
　　我在公寓窗台后的书桌边给哥哥写信，呼吸急促，双手止不住颤抖。
　　许多无以名状的情感在心里捣鼓翻腾，然而我却清楚地感受到，迷茫与恐惧占了最大比例。

　　接下来的那一年冬天，寒冷催生出一场又一场的雪，枝条挣扎在雪绒的树上，教堂屋顶白茫茫一片。天空是灰色的，像死了一般。
　　哥哥的来信开始变得简洁，周期也加长了。我恐怕这是局势越发恶劣的原因，街道上散布的警告标示写满了对于犹太人的种种禁令，也成为了佐证事实的那些论据之一。国家社会主义者自诩为新秩序的化身，总是穿着制服在街道上游行，或者把犹太人从有轨电车里拖下来揍一顿。价值观变得扭曲而混乱，挑战着精神最后的底线。
　　四一年的2月底，阿姆斯特丹大罢工的消息飞上了报纸的头版头条，我试图与哥哥联系，可是他的回信却在整整一个月后。
　　这期间，某个浸泡在浓浓晨雾的早上，我反倒在信箱里发现了一封来自美国的信件，署名是安东尼奥，他询问我如今的状况。我只是把它折叠好了放进抽屉里，心里盘算的是先出门买一些面包做储备，接着去研究室。
　　我把回信的时间留到了晚上。钢笔、牛皮纸信纸，以及涂着白漆的书桌台与写字灯柔和的鹅黄色光芒仿佛能够带给我安心。不远处的港口里停着转满粮食的船只，船船相连，高大的船首和船尾随波浪起伏。夜深的时候，湖面上响起低低的梁铃，月亮被隔离在遥远的地方。
　　事后我想，这恐怕是我在莱顿第一次给安东尼奥写信，也是唯一的一次。

　　几个月以后，学校里的一些学生收到了遣散令，其中女孩子占了大多数。他们被要求集中到火车站，等着坐上去往东欧的列车。我从一开始的无知，到渐渐明白了这些列车的含义，然而人们却还是会心存希冀，他们向红十字会索要目的地的地址，询问着有无可能与去了那边的人经常通信。
　　而现在，年轻的米兰达小姐站在教室的门口，她是我关系亲密的学妹，这天早晨与她犹太血统的姐姐一起收到了遣散令。
　　优秀的成绩单被捏在手里，可是此刻的她孑然一身。她问我们应该怎么办，然而没有人真正知道该怎么办，更没有人可以提供帮助。
　　我只是坐在书写板的后面，看着她无依无靠的身影。

　　夏天过后，我写信给哥哥告诉他我毕业了，并且试图寻找一份可以维持生计的工作，可是这一切如今已经变得十分困难。最后，还是柯克兰先生提议让我留在学校继续作为他的助手。
　　生活天天都有新的变化。公寓旁的杂货店被要求不准与犹太人交易，还有人把刊登禁令的报纸送到隔壁的小餐馆，于是傍晚之后那里便空空如也，老板说他们没有了顾客，失去了一切。
　　我在圣诞节前夕收到了哥哥简单的回信，他恭喜了我，顺便提到一点自己的近况。我把信件小心翼翼地叠好，放进抽屉，这一年多来我们之间的书信都安安静静地躺在那里，它们与柯克兰先生的语音词汇研究一样，成了我的精神支柱。
　　我感到恍如隔世，深刻与激烈的动荡不安反而让我们能够心平气和地彼此对话。
　　学校里，英国教授的伟大研究每一天都在缓慢的进程中，他把大部分时间花在了工作室里，并且似乎从不为外界环境所困扰，下午茶的爱好像是培养已久的习惯，黑色大衣以及羊毛围巾和礼帽仿佛已经是生命。我未曾细细过问过他的私人生活，我们的立场密切又淡薄，维系的关键仅是学术。
　　进入新年以后，收到哥哥的回信变得越来越困难。柯克兰先生试图用各种客观缘由安慰我，但我依旧心不在焉。不安和恐慌还是在心里肆无忌惮地延展，我开始做噩梦或者整晚整晚的失眠，时而一个人坐在书桌后对着窗外，便陷入了呆滞的状态。
　　我每天都会检查信箱，失落的几率往往大过喜悦。住在隔着一条街的西蒙老先生在清晨路过的时候，都会摘了帽子与我问候早安，这样的情景有时会让我产生回忆的错觉。然而如今的荷兰天空是灰色的，任何形式的缅怀都显奢侈。
　　整整一年，我只在2月初以及7月底收到过发自首都的信件。等待催生出的焦虑几乎让我绝望，终于当又一年春末夏初临之时，我告别了柯克兰先生和莱顿的一切，带着小部分行李，义无反顾地坐上了去往阿姆斯特丹的火车。途中，我一遍一遍读着从哥哥那里收到的最后一封信。
　　信里，他告诉我要好好照顾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