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与三日月》再再盟主

7、第 7 章

　　我循着信封上的地址找到了哥哥在阿姆斯特丹的住所。那是一栋简陋的二层楼房，在一条狭窄小巷尽头的地方。我从虚掩的后门走了进去，穿过厨房在左手边找到了楼梯，上了二楼在拐角的第一间房门前停下脚步。信上的住址告诉我，这里便是我要寻找的最终目的地。
　　怀揣着难以平复的心理，甚至没来得及预演面对重逢时将要摆出的表情，我便叩响了那扇木质的门。
　　沉闷的回音消失在一片不动声色的安静之中，我仍不放弃地继续敲着门，然而所有预计的答复都仿佛一声接着一声坠入了无止尽的深渊。
　　我呆滞地站在原地，直到听见身后传来脚步声，猛然间又如同找回了心跳。我回过头，发现楼梯口出现的却是一位陌生的老太太。她穿着几乎退了色的毛衣外套，手中的篮子里装着半颗花椰菜，刻满皱纹的脸上一双蓝色的眼睛里流出警惕的神情。
　　我想方设法用尽全力解释，甚至从包里翻出信件说明到访的目的，终于让她消除了疑虑。老太太说自己是这栋房子的主人，几年前把二楼租给了四五个外地过来的年轻学生。但是德国人来了后不久，他们就都搬走了，她稍稍停顿，看了一眼我手里的信，继续说道，只有一个身材高大，总把头发梳得直起来的男孩子还会偶尔过来，拿走那些寄给他的信件。
　　房东老太太说着，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让我跟着她下楼。我看她把篮子放到桌上，又去书房捣鼓了一番，回来的时候手里多了东西。
　　信，她说，那年轻人也有快一年没来了，这是你给他的吧，还在我这儿呢。
　　我虽然感到有些疑惑，但更多的却是从心里滋生出了单纯的希望。接过信，一股强烈的念头还未在意识里形成完整，话语就先从嘴里蹦了出来。我恳请房东老太太将二楼屋子租一间给我，并且承诺一定会尽快找到一份活儿干准时地付出房租。
　　我想我的眼神和语气恐怕真诚极了，善良的老太太斟酌了一会儿终于点头。
　　接下来的时间里，我在脑中构想了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未来。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会再遇见哥哥，只要留在这里。

　　然而更当务之急的现实，是我必须尽快为自己找到工作，为那个未来建立坚实的前提。
　　可是最初的几个月我只是在百货商店里打打零工，这显然不是一个长久之计，月底的时候我只能凑齐整个儿房租的最多一半。亨得利房东太太并没有过多的责怪反而增添了我的内疚感。不过好在下一个月的交租期限之前，我意外获得了一份家教的工作，去位于中央火车站附近的一户人家给他们的小儿子教授文学和文法，最初的起因只是由于我在柜台旁纠正了那孩子的法语音调和语法。
　　幸运有时就像小丑的帽子一般滑稽可笑，又隐隐透着亲切。后来我获得机会去一所私人学校任职，所有的学生都不过十岁，其中还有十几个有着犹太血统。我负责教给他们多种语言，英语、荷兰语，或者法语。虽然感情上，我拒绝使用入侵者的话语，然而作为语言学专业学生的理智却让我深深的痛苦。
　　但无论如何，生活渐渐稳定下来。这期间，我也试着写信联系安东尼奥，依照信封上的美国地址，告诉他我已经来到阿姆斯特丹。
　　哥哥始终没有出现，而这却丝毫没有动摇我的信念。我幻想着某一天，楼下传来敲门声，我跟在亨得利太太身后，看见打开的房门外正站着他，阳光烙了一圈好看的轮廓。

　　第二年春天，埃德尔斯坦夫妇住进了我的公寓，他们是奥地利籍的犹太人，德奥合并后就来到了荷兰。机缘巧合，遇见他们的时候，这对夫妇正逃脱了三月初犹太医院大楼的搜捕，无处可去。我便把他们带回了自己的住所。也许是因为某个微小的瞬间，那时米兰达小姐无助的身影在脑海里闪过，也许又仅仅只是因为人心最原始的本能。
　　埃德尔斯坦先生曾经是位悬壶济世的外科大夫，业余爱好是多种乐器，与艺术沾着边儿使得即使一度流离失所也始终气质非凡，优雅得如同贵族。他的妻子伊莉莎白是位可爱的女性，性格爽朗又不失温柔，包揽了从那天起之后我们所有人的一日三餐。然而家里忽然多了两个人，难免会让亨得利太太奇怪，但我不想给她添麻烦，所以只说他们是我的外地朋友。
　　埃德尔斯坦先生没有工作，无法支付房租，因此他们只能住在我的那一间屋子里，睡觉的时候，伊莉莎白与我挤在床上，而唯一的男士坚持睡沙发或者打了地铺。埃德尔斯坦先生通常睡得比较晚，他习惯坐在那台积了灰的写字灯下看一会儿书，我和伊莉莎白就在床上聊天，从过去的回忆一直到未来的妄想，偶尔夹带着少女情怀，然后两个人一起咯咯咯的笑。
　　淡色的灯光亮在狭小的房间里，那样安静的，温暖的。

　　后来，当埃德尔斯坦先生说他想去找一份工作的时候，我们都以为他疯了。我想他也许是在房租的问题上过意不去，所以试图进行安慰。然而曾经的医生先生异常固执，几个星期以后，他通过抵抗组织和就业办的一些工作人员毁掉了犹太人登记卡，假冒“北欧日耳曼人”的身份及姓名奇迹般地去了一家工厂工作，叫我们大跌眼镜。
　　收到安东尼奥回信的那天，我正在小圆桌边批改孩子们的作文，思忖应该在结尾留下什么批语，鼓励他们用文字锁住饱满的记忆，牢牢地印在心中。
　　安东尼奥在信里告诉我他即将离开美国，与一些志同道合的讲师跟随红十字会去世界各地，为困境中的人们提供帮助。他说，也许会带上我的琴，必要时它是不可或缺的力量。
　　我本想给他回复，支持他或者说一些自己的近况，比如我的犹太夫妇朋友——埃德尔斯坦先生会弹钢琴会拉提琴，他会各种乐器，比某位大学的音乐讲师可厉害多了。
　　但我最终还是没有把信写完，不知出于何种原因，也许只是简单的遗忘。最后，它安静地躺在书本资料的最底下，直到很久以后，等我再次意识到，却发现已经无法知晓安东尼奥彼时彼刻的联系地址。

　　之后的每天早上，伊莉莎白都会从信箱里拿回报纸，或者一些宣传单，它们大多来自地下抵抗组织，记录着铿锵有力的口号，充当一时的精神支柱。
　　埃德尔斯坦先生的工作也日趋稳定，拿着假冒的身份在德国人眼皮底下干活儿，反而成了一种安全。我原以为这可以是目前生活的全部，等待铺成长长的信仰，每一天的时光点缀了具体的细节，而我可以对着孩子们用稚嫩文笔筑起的关于回忆的句子时露出会心的微笑，然后，从心底深处把属于自己的那部分捧起来擦拭又细心地重新埋藏好，接着，自我暗示它们是永远的宝藏。
　　休息天，我去运河带附近的商店排队买面包，听着店里收音机循环地播报着简短的新闻——人们开始意识到被运往东欧的犹太人可能惨遭杀害，方式也许是毒气。播报员断断续续的句子一个音节接着一个音节钻进我的耳朵。我深深地呼吸，目光无处安顿。
　　回到公寓，我把面包放在盘子里，端上餐桌。伊莉莎白在厨房烘烤着蛋糕，暖融融的味道。我走过去亲吻了她的脸颊，随后拿了晨报回到房间。
　　我粗略的翻看报纸，随意读着那些机械又令人窒息的字句。版面的下方刊登着非洲战场的新闻，一些写实的照片记录了惨烈的真相。我注意到一个熟悉的身影安静地睡在最中间的那张相片里，尽管过了十多年，可他在我的印象里一直是孩子。他拿走过我头上的帽子，他给过我红色的发带。然而黑白单色的照片是那样模糊不堪，事实又是如此出人意料的戏剧化，所以我不敢相信，我告诉自己不能相信。
　　但当意识苏醒，膝盖上的报纸已经被抑制不住的泪水打湿了页面，晕开了墨迹。我想那一条发带还在我的行李包里，可我竟然不敢拿出它，只是一个人蜷缩在沙发上。
　　伊莉莎白走进来，没有说话，她捡起地上散乱的报纸，把它们叠好了放回桌上，然后蹲下身，慢慢地把我揽入她的怀抱里。我靠上她的肩膀，闻着她的发丝里淡淡的玫瑰花味道，一股怀念的力量不可自抑，眼泪随之决堤。
　　我颤抖、寒冷和害怕，曾经逃避的种种绝望全都涌上了心头。

　　四四年诺曼底登陆以后，我们都以为德国的占领会在9月之前结束，却不想它又持续了整整一个冬天。
　　地下抵抗运动愈演愈烈，而德国人的报复也如火如荼，除去无法计数的秘密枪杀，某个雾气厚重的清晨，他们在铁路高架桥附近的路边处决了五名抵抗组织成员。这样的公开行刑在最后的几个月里散布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执行者们要求市民在一旁观看，并且命令在原地暴尸，然而第二天，这些遇害者的尸体往往会被勇敢的人们用荷兰国旗盖住。
　　寒冷的季节来临，德国人破坏了所有的机场和港口。冰霜与低温触发了一场严重的饥荒，食物和燃料一同短缺。埃德尔斯坦先生甚至不顾形象地悄悄取走横放在电车轨道之间的木头，作为烧火的材料带回家，被伊莉莎白调侃了很久。
　　在一袋土豆便需要八百弗洛林的那几个月里，亨得利太太给了我们一些甜菜根，她说合着稀糊汤也可以很入口。
　　每一个下着大雪的夜晚，呼吸都好像被冻住了。外科大夫就用房东太太怎么也不肯卖掉的管风琴开起了独奏会。有时，被激起共鸣的情绪会引出酣畅淋漓的齐声合唱。熟悉的旋律和歌词往往从我的意识深处一点一点飞跃出来。

　　在那神殿圣堂升向
　　真理和光明的地方
　　我们高声赞美
　　能人志士君子的
　　天赋才能

　　然后，我便沉沉地睡去。第二天醒来，眼泪湿了枕头。
　　这是一段噩梦般的时光，阿姆斯特丹仿佛变成一片废墟。然而信念在死寂一般的缝隙里最终绝处逢生，曾经构想的未来形象再度鲜明，那些重新燃起的单纯希望借着堆积的木柴迅速燃烧，愈发强烈，直到成为习惯。
　　可是我想也许更多的，是我并不清楚，除了相信还能思考什么。

　　顽强而又固执的信念维持到战争结束。德国人投降了，我们最终胜利了。一九四五年的夏天在人们口中变成了奇妙而美好的。
　　城市各种形式的活动正在逐步苏醒，秩序慢慢建立，脱胎于废墟和混乱之中。
　　我在接近五月底的时候收到一封陌生来信，写信人要求见我，并在末尾署名威廉•海布兰迪，日期写着两天前。
　　我寻着信封上的地址在滑铁卢广场附近找到了目的地，那是一家咖啡店，名字叫做破冰船。我小心翼翼地推开木格子门。清脆的风铃声绕在头顶。
　　右手边靠近窗户的座位，一位穿着深蓝色外套戴着细边框眼镜的年轻男士正在朝我挥手。我走过去，满腹疑问地坐在他的对面，礼貌地点头问好。
　　陌生先生为我要了一杯咖啡，随后又开口道，我看过您的照片，在您哥哥那里。他顿了顿，棱角分明的严肃脸庞飞上一闪而过的笑意。
　　我随意地整理了裙摆，保持沉默，带着试探，等话题继续。
　　几个月前，我路过您的住处，不过我想您当时也许不在家，海布兰迪先生低着头，手指在咖啡杯口来回摩擦。您知道的，他说，您的哥哥曾经也在那儿呆过。所以我有些疑惑，最后还是房东太太解答了我。我很早便想联系您了，但是您明白的，总有一些别的麻烦事儿得先解决。
　　我点点头，作为聆听的答复，并开始试着消化对面这位先生一口气陈述的事实。我想他也许与哥哥有关系，同事、同学，甚至是邻居。然而没有依据的无端猜测总是叫人不自然。
　　于是我打断他，问他是不是哥哥的朋友，以及，他究竟在何处。
　　海布兰迪先生叹了一口气，我知道您会有很多疑问，小姐。他用小勺子调匀了咖啡，把它摆在一边，拿起杯子顿了顿，终于又放下了。我看着他，透过窗外斜照的夕阳，觉得他的表情严肃极了。
　　战争开始的最初几年，您的哥哥就成为了抵抗组织的成员。而我们，是战友。海布兰迪先生的叙述语气极其平静，尾音却陷入了一片深邃的思索之中，三年前，他的分队计划袭击关押犹太人的监狱，可是失败了。他负了伤，逃到我的住所，在那里给您回了最后一封信，并且委托我寄给您。但是德国人搜捕严密，他又离开了，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他说着，不停地眨着眼睛在克制什么，所有的情感都包含在一声叹息之中，是的，我一直想，也许会有个好结局，他又得到了别的队友的帮助，去了一个安全的地方。
　　我静静地注视着对面，不动声色得仿佛这只是小说里一个虚构的故事。黄昏暖色调的阳光洒在海布兰迪先生的侧脸，竟然没有温度。突然，他像是想到了什么，侧身翻开一旁的手提包，然后把一条绒线长围巾放在桌子上。他说，行动的时候恰好是夏天，我想他没来得及带上这个。
　　我发着愣，似乎被掠走了能够活络的所剩无几的思维空间。它是那么熟悉，就像是刚从回忆里找出来的，虽然色彩不再鲜明了，大部分泛了黄褪了色，如同我们的过去。
　　之后的对话是苍白的，记忆缺失。我只记得最后海布兰迪先生说的那一句话。
　　——我说过我看过您的照片，贝丽琪小姐，是的，您至今还留着十年前的影子。

　　我几乎忘了自己是怎么离开咖啡店来到街上的，忘了天是怎么黑的，忘了应该走哪个方向。
　　路上到处是庆祝胜利的人，广场中央有露天的舞会，欢笑的声音都在擦身而过的地方，却离得那么遥远。
　　我在路边，穿过又唱又跳的人群，没有目的地走。天空最终飘来了雨滴，旋即越来越大，大雨打散了欢声笑语，人们撑开伞，或者惊慌失措地奔跑。
　　我停下脚步，脆弱的情绪防线终于崩溃，不计形象地蹲在地上放声大哭起来。我想我在别人眼里肯定滑稽极了。可是我把头埋在哥哥的围巾里，泪水怎么也止不住。
　　教堂钟塔里的大钟缓缓敲了十下，金属质感的声音穿透这一片夏夜。
　　我忽然听到身后传来脚步声，均匀的有节奏的，一声一声回响进了心里。他在我身边停下，大雨便如同被阻隔去了另外一个世界。
　　他一直站着，没有说话。我却闻到了他带来的香樟味道，是回忆的气息。它们那么深刻，那么有力量，使得我仿佛看见了那些画面，一直都被埋藏着的。

　　画面里，小纸船乘着海面漂泊，漂泊，去了未知的地方。
　　远处，夜幕，明月当空。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