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与三日月》再再盟主

2、第 2 章

　　有时，我会从尤金妮亚小姐的书架上拿一本叶慈的诗集，坐在花园的秋千上。秋天的阳光总是金色的，空气清冽而纯净。
　　早餐的时候，哥哥对我随意将帽子送人的行为发表了评论，他说你不能这样，至少应该收点钱。
　　我瞪着他，觉得世界上没有比他更无趣的人了。
　　而现在，这个吝啬鬼正蹲在花地边上，拿着剪刀修葺枝条，又有几株金鱼草在这一天开了花。我将注意力游移在书本和他的背影之间，时而故意提高音量诵读手中的诗歌。我感到他在笑我，决心心无旁鹜地做个高雅的淑女，不予理睬。
　　蹩脚的荷兰园艺师用废报纸把修剪掉的枝条包起来，他说，贝露你知道吗，纯种的金鱼草几乎全是白色的，而这些都不是。
　　我抬起头，看见他眯起祖母绿色的眼睛，露出得意的神情，颇有已然是位资深植物学家的态势。

　　中午过后，我像往常一样悄悄拿了哥哥的自行车溜出了门。隔壁院子的派克老先生正坐在椅子上素描沿街的风景，他经常会在早晨散步时路过我们的院子，然后摘下黑色的礼帽，朝我们点头示意。此时，一台破旧的小收音机放在一边的石阶上头，午间的新闻听起来像是关于时政，广播员一气呵成的播报没有一点抑扬顿挫。
　　我继续沿着小路往南边骑，一边背着诗歌一会儿又换成黑胶唱片里的歌谣，接着拐了弯经过那栋两层楼的白色小屋。那一带总是有香樟的味道，起风的时候，便把海水的咸味一道包裹起来。
　　银杏的落叶堆在路边，凌乱在单车驶过的节奏中。
　　我听见了小提琴的声音。意识里激起的共鸣迫使我把自行车停在了路边，循着声音穿过小小的树林，顺着下坡的草地走去，每一步都仿佛踏在柔软的音符上，音符铺成很长很长的路，引我通向尽头。
　　我看见了他，我想我认识他。
　　那是几天前站在罗维诺身边的年轻男人，张牙舞爪的头发和小麦色的肌肤是特征。而现在，他又站在我的对面，在他用琴声筑成的世界里。
　　香樟味道的风吹落了一片片树叶，安静的小河在琴手身后折射着阳光，河水氤氲混沌了思维，我只是用手撑着身旁的树干，看着眼前的画面，格外小心翼翼。
　　他抬起头睁开眼的时候注意到了我，然后收起演奏的架势，弯起绿色的眼睛张开笑容。
　　他说，你好，我们又见面了。

　　年轻的小提琴手有一串典型的西班牙人式的长名字，安东尼奥•费尔南德斯•卡里埃多。路口拐角的那栋两层楼白色房子便是他和父亲卡里埃多老先生的家。那是一位脸色红润、体型偏胖的快乐老头，胃口好得惊人，像是镇上的一个神话，据说能够一口气嚼食掉一块七八磅重的烤牛肉和一整只羊腿，喝掉六瓶红葡萄酒也不在话下。
　　他用声如洪钟的嗓门表示，自己不中用的儿子只有在演奏乐器时才像个人样。
　　我可以很肯定地认为，安东尼奥那如同他的卷发一样天然的性格遗传自他的父亲。
　　秋日的第一场雨落在圣•科斯塔的时候，我已经和罗维诺成了好哥们儿。来自那不勒斯的小绅士是小提琴手的远房亲戚，在这里度过冬季回学校前的最后一段时光。
　　我在厨房里，用热巧克力和华夫饼收复了他的胃，这通常是对付小孩子的最好办法。
　　天空放晴后几天，香樟树林的小河边又响起了小提琴声。每个下午，我都会来这里扮演听众，有时与罗维诺一道并排坐着。
　　安东尼奥问我为什么会听得懂西班牙语。我告诉他，海伦娜姨妈是个西班牙人，虽然她在荷兰住了几十年。
　　我从小就呆在她身边。我从草地上站起身，整理了裙摆和大衣领子，继续说，十六年前比利时被入侵的时候，我的父母就逃往荷兰投靠了姨妈。后来，他们在外出工作时出了意外，所以我就一直留在了姨妈身边。
　　安东尼奥的眼神看上去有些不自然，我猜测即便他长我5岁，恐怕也不擅长应付这样尴尬的气氛。
　　于是我昂起头，深吸了一口气用着欢快的语气说道，他们是优秀的语言学教授，我露出笑容，他们是永远的一个梦。

　　后来，天气渐渐冷下去了。最后一批金鱼草过了花期，花园如同瞬间褪尽了颜色。清澈而又冷冽的空气在每一次深呼吸过后，都仿佛图谋已久似的在喉咙深处捣鼓一番，才慢慢地在胸口消散。
　　我试图在阳光充满整个书房的三个小时内，背诵尽量多的诗歌，它们可以是波德莱尔，也可以是华兹华斯，甚至依旧是叶慈。
　　好天气里，尤金妮亚小姐家的聚餐总是络绎不绝。我听到细碎的钢琴声伴奏着模糊不清的歌声掀起白色的纱质窗帘，从底下飘进来，同时也掀起窗外一片阳光明媚。
　　我想楼下的那一群绅士和小姐也许会在余兴之时继续他们上一次的话题，他们理性而辨证地思索“为何自然冲动往往纯洁无邪”，又或者热火朝天地争论“一个人能否靠播撒花种来驾驭花朵”。
　　我觉得我必须尽快逃离。

　　安东尼奥带着罗维诺出现在街对面的时候，我正在后院清扫堆积了薄薄一层的银杏落叶，并想着把垃圾装进一边的大塑料桶里。
　　我看见他们冲我挥手，突然间便有了兴致。将扫把放回原处，迅速地跑过了狭窄的街道。
　　我们穿过圆拱桥，绕过热闹的周末集市，走在安静无人的小道上，一路上开着不大不小的玩笑。我拾起地上的小石子用力朝远处扔去，然后用眼神示意身旁的那不勒斯小绅士敢不敢来比一场。安东尼奥摘了路边野花的叶子放在唇间吹起了音乐，阳光在他褐色的头发上留下好看的光晕，叫他看上去像极了一位多才多艺的流浪乐手。
　　乐手先生说，他将带我去一个奇妙的地方。
　　东边海滩上的那间小小的酒吧是我们的目的地，它在沿海公路的尽头，木质结构的店门时时面朝大海敞开怀抱。
　　店主是一对来自德国的贝什米特兄弟，哥哥基尔伯特是安东尼奥的朋友。他有一头奇怪的银白色头发，说话的时候嗓门很大，仿佛可以把酒吧屋顶的积灰都震下来。然而与安东尼奥却异乎寻常的一拍即合。
　　他拍着小提琴手的后背，示意我们靠着吧台坐下，接着转身去准备啤酒和下酒的小点心。
　　贝什米特先生的弟弟只有9岁，名字叫做路德维希，个头比吧台还矮了那么点。清澈透亮的水蓝色眼睛和金黄的头发是典型日耳曼男孩的特征，他不爱说话，只是站在柜台后边安静地看着我们。
　　罗维诺不喜欢他，他形容比他小一岁的德国男孩子装模作样和了无生趣。但我觉得那孩子也许不过一点少年老成，然而当贝什米特先生把啤酒端到我面前时，他沉默寡言的弟弟终于开了口，他对我说，我认为女士不应该喝太多酒。
　　我突然感到一种被激怒的忿恨。

　　太阳落山之前，安东尼奥借了贝什米特先生的三轮小卡车把我送回家。我坐在车斗里，抬头看着被夕阳余晖染成明快色彩的一片片火烧云，感觉思维异常清晰，可是头却痛得要命。
　　我们绕到尤金妮亚小姐家的后门。我发现哥哥正靠在后院的长登上，看见我的时候迅速站了起来，眉头揉成一团，使得原本就严肃的脸更加滑稽。
　　事后他说，那天傍晚，我不停打着酒气熏天的嗝儿，还一个劲儿地冲他傻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