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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3章 传呼机 19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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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年的镇子,能把钱揣进自己兜里的人,不多。
周建国坐在门槛上,心里那本账,翻到了传呼机这一页。
这是个许多人还没看明白的年代。眼下镇上能见着的 “洋玩意儿” 不多:一是录像厅里放的片子,二是镇信用社门口那台只吐一张条的 “点钞机”,三就是别在大人腰上的那块小黑匣子 —— 传呼机,老百姓都叫它 “BP 机”。谁要是在街上腰里一响,抬手一看,周围人的眼神都要跟着挪过去 —— 那是一种 “你混得比人强” 的证明。
周建国记得清楚,传呼机的红火日子,还能撑上好几年。直到 2001 年往后,手机才慢慢从 “老板专配” 变成人人有份。也就是说,这中间,还有三年,是一个能拿小本钱就刨出金子的缝。
更重要的是,他记得陈志远。
这人在他前世的记忆里,是个不大不小的人物。陈志远是镇上出去的,早年在广州打过工,见过世面。他回来之后,在供销社门口那条街上,支了个摊子,配钥匙、修表、修收音机,捎带着给人 “充台”—— 谁家的传呼机信号不好、开了号、要改个呼叫方式,都找他。前世的周建国,最穷、最难的那两年,向陈志远张过嘴,借过钱。陈志远没拿他当 “小孩” 看,也没拿他当 “乞丐” 看,痛快给了。
这一世,他要赶在陈志远摊子还小、人还年轻的时候,先把这根线接上。
吃过晌午饭,周建国揣着那枚铁环,出了门。
镇子不大,从家走到供销社门口那条街,也就三刻钟。路上日头毒,土路晒得发白,脚踩上去 “噗噗” 地起灰。周建国一路走一路记:路东头开饭馆的赵有福,家里大小子刚考上中专,听说前头就念叨过要买个 BP 机方便联系;开拖拉机的王麻子,给县里拉砖拉沙,腰上早就别了个 “摩托罗拉”;再往西,供销社的周会计,最是要面子,单位里新招的几个年轻销售,都别上了机子,他那个老式的,八成也得换。这些,都是 “能开张” 的门路。
供销社门口,靠墙支着个破棚子,棚下摆一张矮桌,桌上铺块蓝布,上头零散摆着钥匙坯、几块旧表、一把螺丝刀,还有一个半旧的铁皮工具箱。一个男人坐在桌后的小马扎上,正低头给块手表拧后盖。他三十出头,头发剪得短短的,穿件洗得发白的白背心,胳膊上是干活的人特有的那种结实。
“陈哥。” 周建国走过去。
那男人抬起头,眯着眼打量了他两眼。一张脸被南方的太阳晒得黝黑,眉眼间有点精明,也有点散懒:“你谁家的?”
“我姓周,” 周建国说,“我爹周有德,机修车间的。我听人说,您这,能给 BP 机开号、充台。”
陈志远把手里的表放下,来了点兴致:“你这么点个小子,打听这个干啥?”
“打听打听,总没坏处。” 周建国蹲下来,跟他隔着那张矮桌,“陈哥,你这摊,一天能接几桩开号的活儿?”
陈志远 “嘿” 了一声,倒真答了:“少的时候一两桩,多的时候,五六桩。镇子就这么大,能买得起机的,就那么些人。”
“那剩下那些买得起、还没买的呢?” 周建国问,“你,去找过?”
陈志远愣了愣。他这摊子摆在街边,多少年都是等着人上门的买卖,从来没人问过他这么一句话。
“你这小孩……” 陈志远把手里的螺丝刀往桌上一搁,“说话咋跟个大人似的。”
周建国也不藏着,直接摊了底:“陈哥,我看你这摊子守得好,来买,都是人找上门。可这镇上,能开得起机、还没开的,少说还有几十号人。你不去请,他们不会自己走上来。我替你跑腿,替你请人。跑成一桩,你多少给我点辛苦。”
陈志远上下打量了他一阵,忽然笑了:“你这毛都没长齐的小子,一口气就能把买卖说得这么清。行啊。”
“不过,” 他手一摊,“先拿来实在的。你说你请得来,那别光嘴上功夫。你今儿下午,替我请来一个,我当场给你钱,你看这个辛苦值多少。”
“两块钱一桩,行不?” 周建国开口,语气干脆。
陈志远又是一愣:“你倒会还价。”
“你请一个客,他开个号,你收人家五块、八块。我替你跑一趟,拿你两块,这数目,公道。” 周建国说得一字一顿,“你亏不了。”
那一下午,周建国跑了两趟。
第一趟,跑去了赵有福的饭馆。赵家堂屋里,赵有福正就着半盏茶盘账。周建国进门,先喊一声 “赵叔”,然后把话递上去,说镇上陈师傅那儿能开号、能教怎么用,比县里跑一趟强。赵有福眼一睁,正愁这事,拿烟盒拍了拍桌子:“你怎么知道我这儿要买机?”
“赵叔,” 周建国笑,“您闺女在镇上念书,您要跟县里那边随时联系,有个 BP 机,正合适。”
赵有福一拍大腿。
第二趟,跑去了周会计家。周会计本是个爱面子的主儿,被周建国把那句 “单位里那几个年轻的,都别上了” 一说,脸先红了一阵,随即就应下了。
傍晚,陈志远的棚子底下,两桩生意都成了。
陈志远数出四块钱,放在周建国掌心,又想了想,把钱收了回去换成五块,往他手里一拍:“这多的一块,是你这张嘴值。”
周建国把那五块钱,攥得紧紧的。
“陈哥,” 临走,他又回头,“往后这镇上的客人,你要是还想请,我就天天来。” 顿了顿,“不过我还有一句话你记着 —— 这行,往后会越来越不好做。”
“啥意思?” 陈志远把锁表的螺丝刀一停。
“我瞎说的。” 周建国笑,转过身,走了。
那天回家的路上,他把那五块钱,卷成一个筒儿,塞进了棉袄的内兜,贴着胸口。五块钱,是家里的两个礼拜菜钱,是一学期里头的两本作业本,可对周建国来说,这五块钱不是钱。
这是他撬开 1998 年的第一根杠。
他夜里睡不着,躺在炕上,翻来覆去地盘算。
传呼机的好日子,还有三年。三年之后,手机一来,这买卖就断了。所以这条路,只能当个 “起手”,不能当成 “家底”。第一桶金真正攒够了的时候,得把这只脚伸出去,伸到另一桩更大的买卖里。
哪一桩?
周建国的眼睛,在黑暗里,慢慢亮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