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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第 4 章 时局如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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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五年秋,南京。
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那天,重庆城里鞭炮放得震天响,任少白正在国防部四厅的办公室里对着一摞后勤清册打瞌睡。他被鞭炮声惊醒,抬起头来,窗外已经是一片欢腾的海洋。街上的人抱在一起又哭又笑,卖报的孩子举着号外满街跑,连平时最严肃的站岗宪兵都咧嘴笑了。
任少白坐在椅子上愣了好一会儿,才慢慢站起来,走到窗前。
日本人投降了。
他忽然想起八年前那个春天,想起百乐门的水晶灯,想起陈先生那张瘦长脸,想起自己穿着一身白西装站在摄影棚里的傻样子。那些事好像就发生在昨天,又好像已经隔了一辈子。
一个月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
任少白跟着国防部的大部队坐船沿江而下,一路上看着两岸的青山慢慢变成熟悉的丘陵,看着江面上来来往往的轮船,看着越来越近的南京城。他站在甲板上,江风吹着他的脸,吹得他眼眶有些发酸。
南京还是那个南京。梧桐树还在,只是长得更高更密了;新街口还在,只是招牌换了不少;百乐门还在,只是门口停着的汽车比从前更多了。
任家那座老宅子也还在,只是院子里荒草丛生,墙角的青苔爬了半人高。任少白站在院门口,看着那扇漆皮剥落的大门,忽然有些不敢进去。
方云锦倒是坦然。她挽着袖子,指挥着跟来的两个勤务兵打扫屋子,该擦的擦,该洗的洗,该扔的扔,忙了三天,总算把正房和任少白的西厢收拾出来了。她自己的那间上房也收拾了一半,剩下的一半堆着从重庆带回来的箱笼,她说慢慢来,不着急。
“姆妈,您不觉得这屋子……”任少白站在上房门口,欲言又止。
方云锦正蹲在地上擦一只瓷瓶,头也不抬地说:“有什么好怕的?你爸爸的魂要是回来了,看见咱们把家收拾得这么齐整,高兴还来不及呢。”
任少白没再说什么。
他心里清楚,方云锦在重庆那八年,已经把这辈子的眼泪都流干了。任国禧殉国的消息传来那天,她没哭,只是把自己关在屋里坐了一整夜。第二天早上出来的时候,头发白了一片,眼角的皱纹深得像刀刻的。
一夜白发,任少白是亲眼看到了,方云锦仿佛是从少妇,一下子变成了老太太,原先那个穿旗袍、摇檀香扇、带着江南女子温婉气韵的方云锦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头发花白、脊背微弯、眼神里总带着几分倦意的妇人。她不再讲究穿着,不再打牌看戏,连说话的声音都低了好几分,并且开始在家吃斋念佛。不过她骨子里那股当家主母的威严还在,只要她一开口,任少白就不敢不听。
安顿好家里之后,任少白便去国防部报到。
他原本在重庆时的职务是四厅后勤处的一个科员,这次还都,人事上有不少变动。任少白也没太放在心上,他这个人向来不争不抢,给他什么差事他就干什么,混到日子就行。谁知道报到那天,人事处的张处长把他叫到办公室,递给他一张委任状。
“少白,四厅后勤处副处长,你的。”
任少白愣了一下:“副处长?”
“怎么?嫌小?”
“不是不是,”任少白赶紧摆手,“我是怕我干不了。”
张处长笑了一声,拍了拍他的肩膀:“少白,你这个人啊,就是太谦虚。你爸爸是烈士,蒋校长都记着呢。你在重庆干了这几年,虽然……虽然不算太勤快,可也没出过什么大错。再说你那个脾气,跟谁都处得来,后勤处要的就是你这样的人。”
任少白就笑:“张处长,您这是夸我还是骂我呢?”
“夸你。”张处长把委任状往他手里一塞,“去吧,明天就上任。”
任少白拿着那张委任状走出国防部大楼,站在台阶上,看着眼前车水马龙的南京城,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副处长。二十六岁的副处长。放在别人身上,那是要摆酒庆贺的,可任少白只觉得好笑。他这种上班迟到早退、整天混日子的人,居然也能当副处长。党国真是没人了。
第二天他就走马上任了。
四厅后勤处管的是军需物资、营房修缮、车辆调度,事无巨细,全是些鸡毛蒜皮的杂事。任少白在办公室坐了两天,翻了两天清册,签了几个字,就再也坐不住了。第三天开始,他就故态复萌,早上十点才到,下午三点就走,中间还要溜出去买杯咖啡,或者约人去新街口吃碗鸭血粉丝汤。下午三点走人那是好的,有时候干脆一点多就没了人影,问起来,说是去仓库查账,其实不是去大华看电影,就是去夫子庙闲逛。
他手底下有十几个科员,见他这副模样,起初还战战兢兢的,后来发现这位副处长比他们还懒散,也就有样学样,整个后勤处松松垮垮的,好比草台班子。
后勤处长是个老头子,姓周,快要退休了,也懒得管他。再说任少白虽然吊儿郎当的,可对上下都笑脸相迎客客气气,逢年过节还要自掏腰包请处里的人吃饭,人缘倒是挺好。周处长有时候看不下去,就说他两句:“少白,你年纪轻轻的,别这么混,往后有的是机会。”
任少白就笑:“周处长,我这个人脑子笨,干不了大事。混着挺好,混着挺好。”
周处长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
但有一个人,任少白混不过去。
那个人叫李鹤林,是二厅机要处的处长。
李鹤林这个人,说起来和任家还有些渊源。任少白在黄埔军校念书的时候,李鹤林是他的战术课教官。那时候任少白才十八岁,穿着军装,戴着眼镜,坐在教室里听课,笔记记得一塌糊涂,考试勉强及格。李鹤林对他印象不坏,觉得这个年轻人脑子灵光,就是不肯往正地方使。后来任少白毕业,两人就没怎么见过面。
还都之后,国防部各部厅都挤在原来行政院的几栋楼里办公,二厅和四厅只隔了一层楼板。李鹤林有一次下楼来办事,在走廊里碰见了任少白,当时任少白正叼着一根牙签,跟一个女科员说说笑笑,头发油光水滑的,那副样子,跟纨绔子弟一模一样。
“任少白。”李鹤林叫了他一声。
任少白一回头,看见李鹤林,赶紧把牙签吐了,立正敬礼:“李教官!”
李鹤林打量着他,皱了皱眉:“你现在在四厅?”
“是,后勤处。”
李鹤林点点头,没再多说什么,就走了。可从那以后,李鹤林就盯上了任少白。隔三差五的,他就会在走廊里、楼梯间、食堂里撞见任少白,每次撞见都要说两句。有时候是问工作,有时候是训态度,有时候干脆就是叹气。
“任少白,你今年二十六了吧?”
“是,李教官。”
“二十六岁的副处长,不算快,也不算慢。可你知道跟你同期的那些人,现在都干什么了吗?”
“不知道。”
“周志清已经是二厅情报处的上校了,沈其昌在军令部当科长,就连那个当年考试总不及格的刘汉章,现在也是保密局的一个站长了。你呢?”
“我这不是副处长了吗?”
李鹤林气得直摇头:“你这个副处长是怎么来的,你自己心里清楚。你爸爸的余荫,蒋校长的照顾,再加上你那张脸讨人喜欢。可这些能用一辈子吗?任少白,你脑子好,我知道你脑子好。你在军校的时候,战术推演你比谁都反应快,要不是你整天睡觉,成绩哪至于垫底?”
任少白就低下头,做出那副认错的样子来。李鹤林每次看到他这副样子,火就发不下去了,只能叹口气,摆摆手让他走。
后来有一次,李鹤林在食堂吃午饭,正好坐在任少白旁边。任少白正在吃一碗馄饨,吃得满头是汗。李鹤林端着饭碗看了他半天,忽然问了一句:“任少白,你到底怎么想的?”
任少白抬起头来,馄饨汤还挂在嘴角上。
“李教官,您想听真话?”
“真话。”
任少白放下筷子,掏出手帕擦了擦嘴,想了想,说:“李教官,您看我这个人,我爸爸是烈士,蒋校长照顾我,我进了国防部。可您觉得我这种人,配坐这个位子吗?”
李鹤林没说话。
“我不是谦虚,我是真觉得自己配不上。”任少白望着食堂里来来往往的人,声音低了下去,“后勤处那些事,我不认真管,是因为我知道管了也没用。军需物资报上去,批下来的是好的,发到部队里就成了旧的;营房修缮的钱拨下来,一层一层截留,到最后连买砖的钱都不够。这些事我管不了,也不想管。我就想混着,混到抗战胜利了,混到现在,我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李鹤林听他说完,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所以你就在办公室睡觉,去大华看电影,去夫子庙喝茶?”
“嗯。”
“任少白,”李鹤林忽然笑了,“你比你看起来的要明白一些。可你这个态度……”
他话没说完,就被走廊里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打断了。
一个二厅的机要员冲进来,满头大汗地跑到李鹤林面前,附耳说了几句话。李鹤林的脸色一下子变了,放下碗筷就往外走。走到门口又回头看了任少白一眼,那眼神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复杂。
任少白也没在意,继续吃他的馄饨。
可没过几天,李鹤林就来找他了。
那天是十月末的一个傍晚,天阴沉沉的,像是要下雨。任少白正准备下班,李鹤林推门进来了,手里提着一瓶酒,一包花生米。
“任少白,陪我喝两杯。”
任少白看着李鹤林那张铁青的脸,把外套又挂了回去。
两人在任少白的办公室里坐下来,用茶杯斟酒,就着花生米,一杯一杯地喝。李鹤林平时不喝酒,喝了两杯脸就红了,话也多了起来。
“少白,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来找你喝酒吗?”
“不知道。”
“汉奸清算的事。”李鹤林把酒杯往桌上一墩,“你听说了吗?有个在汪伪政府里干了多年的,其实是我们二厅的人。潜伏了八年,情报送出来无数,结果日本一投降,保密局那边先把人抓了,说他是汉奸,要枪毙。我们二厅想捞人,手续还没走完,保密局那边上午就把人拉到雨花台毙了。”
任少白皱起眉:“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李鹤林冷笑一声,“因为二厅和保密局不对付。戴笠那边捂着信息不跟我们通气,我们这边也懒得跟他们协调。人都毙了,家属下午才拿到证据,哭着闹着跑到国防部来喊冤。这事戴笠问责下来,还是你帮忙和稀泥混过去的,你忘了?”
任少白想起来了。确实有那么一件事,他帮着写了几份报告,又托了两个熟人,把家属的情绪安抚下去,事情就这么过去了。当时他还觉得自己挺会办事,现在听李鹤林这么一说,只觉得胸口堵得慌。
“这还只是一件。”李鹤林又灌了一杯酒,“现在外面什么情况你知道吗?汉奸清算,成了各部门吃拿卡要的机会。有钱的,有关系的,送几根金条,找几个人保,就逍遥法外了。没钱的,没关系的,该枪毙的枪毙,该坐牢的坐牢。可那些真正的汉奸呢?那些在汪伪政府里当大官的呢?他们早把钱转到钱庄、股市、拍卖行了,洗得干干净净,回头照样夜夜笙歌。”
他越说越气,脸涨得通红。
“我今天经手的一个案子,一个姓唐的,你知道是谁吗?原汪伪政府的国防部长,唐墨森。他杀了多少我们的人,你数都数不过来。可现在呢?有人保他,说他‘身在曹营心在汉’,说他‘暗中为党国做过贡献’。放屁!他跟渡部称兄道弟的时候,怎么没想着为党国做贡献?”
任少白听着,没说话。他想起父亲当年因为后方贪污吃空饷导致补给困难、力战不敌殉国的旧事,心里一阵一阵地发凉。
“老师,”他给李鹤林又斟了一杯酒,“这些事,您一个人管不了。”
“我知道我管不了。”李鹤林端起酒杯,手有点抖,“可我看见了不管,我心里过不去。”
他喝了一口酒,忽然把杯子放下,看着任少白。
“少白,我算是明白你了。”
“明白我什么?”
“明白你为什么混日子。”李鹤林苦笑了一声,“你比我聪明。你早就看透了,这个地方,认真做事的人没有好下场。你混着,至少还能保全自己。我认真做事,可你看我,落到什么好了?”
任少白没说话。
窗外已经下起了雨,雨点打在梧桐叶上,沙沙的。办公室里光线很暗,只有一盏台灯亮着,照着两个喝酒的人。
“李教官,”任少白终于开口了,“我爸爸当年在四川打仗,后方有人贪污吃空饷,他的部队弹尽粮绝,最后全军覆没。他给我姆妈留了一封信,信上写着‘不悔以身许国,只恨不能死在冲锋的路上’。我那时候还小,不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后来我在重庆待了八年,看透了,我才明白,我爸爸不是死在日本人手里,是死在自己人手里。”
李鹤林抬起头看着他。
“所以您说我混日子,我认。可我能怎么办呢?我一个后勤处的副处长,能改变什么?我连自己都改变不了。”
李鹤林沉默了很久。
雨越下越大了,打在窗玻璃上,一片模糊。
“少白,”李鹤林终于开口了,声音很低,“你比我年轻,你还有机会。我老了,我这辈子就这样了。可你不一样。”
他站起来,把剩下的半瓶酒塞进任少白手里。
“你留着。以后想喝酒了,来找我。”
他走到门口,又停下来,背对着任少白说了一句:“你爸爸是条硬汉。你别给他丢人。”
然后他就走了,走进外面的大雨里,连伞都没拿。
任少白坐在办公室里,听着雨声,看着手里那半瓶酒,忽然想起了很多年前,想起自己十八岁那年,在南京的梧桐树下,穿着一身白西装,满心欢喜地以为自己能当电影明星。
那时候他以为世界很简单,以为自己长得好看就能拥有一切。后来他才知道,长得好看没用,家世好没用,爸爸是烈士也没用。这个世界太复杂了,复杂到他不知道该相信什么,该坚持什么。
他给自己又倒了一杯酒,一饮而尽。
第二天,任少白照常上班,照常迟到,照常早退。走廊里碰见李鹤林,两人对视一眼,谁也没提昨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