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夏天的海风》沧海蝶

2、蜂群来客 1955年

　　1955年（昭和30年）

　　和诚离婚以后，已经没有人愿意再花十六万日元，请我去做一场关于如何维持婚姻的讲座了。《爱情实验室》节目被停播，而我当初一时冲动离开广播台，结果证明是个严重的判断失误。
　　自由撰稿的工作并没有像雪片一样飞来。
　　我在女性杂志《女性风尚》上还有一个固定专栏——这本杂志的销量正在急剧下滑——那是我唯一仍以自己名字署名的工作。虽然我的大部分收入来自填字游戏，但这个专栏对我有象征意义。
　　学会使用InDesign制作填字游戏版面，让收入减少了一半。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对我的心理倒是一种净化，毕竟过去几年发生了那么多事。我从填字游戏那种严格而有限的规则中找到了一点满足感。找到一个恰好符合字母数量、能够准确填进方格的词，那种胜利感绝对不容小觑。
　　遗憾的是，最近我最大的客户——填字游戏杂志《怀旧填字》——开始对我的工作提出意见。听说有些读者认为，我出的填字游戏差不多总是同一个样子。考虑到我付出的努力，这种抱怨实在让我觉得忘恩负义。
　　无论一个人多么努力，总有人能找到抱怨的理由。
　　不过，我承认，自己确实应该更加认真地对待仅剩的几项工作。否则，我就不得不转去做创意更少、报酬也更低的数独。我紧紧握着手机。那句俗话怎么说来着？咽下自尊心，又不会把人噎死？我决定再给直美打个电话，她在第五声铃响时接了起来。
　　“喂？”她听起来有些气喘。
　　“嗨，抱歉，我想问一下……如果这个夏天已经有工作机会，你会联系我，对吧？我还有几个空档可以填上。”
　　“你现在打来还真巧。”
　　“哦？为什么？”
　　“我们正好需要一位作者负责一个新项目，原本答应接手的人觉得报酬太低，不愿意做。”
　　“听起来不错。”我在床上坐直了身体，“是什么项目？”
　　“是一组关于长期伴侣的系列报道，比如在一起二十年以上的夫妻。说起来，这正是你以前擅长的领域。”她清了清嗓子，“我们想采访年长一代，看看随着时代变化，人们对爱情的看法和期待发生了什么变化，诸如此类。已经有三篇报道准备好了，但还需要第四篇。不知道你愿不愿意接，是一次人物采访。”
　　“我当然愿意。”我立刻回答。
　　“那我得坦白说，这篇文章需要带一点讽刺意味，轻松一些。总之，不要写得像世界末日。”
　　“我明白。”
　　“一万字，两周后交稿。你能完成吗？”
　　“我要采访谁？”
　　“问题就在这里。原本打算采访的那位女士已经去世了，我们现在有点儿一团糟。必须另找一个人。”
　　我嘴里发干，却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把话说出来的。
　　“也许我认识一个合适的人。”
　　“谁？”
　　“一位……熟人，一位老朋友，她结婚六十年了，而且婚姻很幸福。”
　　“六十年？”直美听起来难以置信。
　　“是的，不过她丈夫前些时候去世了。我想她应该会接受采访，但我得先和她谈谈。”
　　“她在日本吗？”
　　“在静冈县东部一带。”
　　“那当然还是日本。”直美沉默了一会儿，“好吧，你去问问她。得到答复后尽快告诉我。”
　　“当然，没问题。”
　　“太好了。还有，阳子，记得照顾好自己。”直美的声音柔和了一些，尽管只是一点点。
　　我继续躺在床上，卷帘窗帘歪向一边，已经很久了，可我一直没有力气把它修好。床底下堆着脏衣服，浴室里的毛巾，边缘已经磨得起了毛。过去九个月里，我任由一切变得一团糟。有时，沉浸在痛苦里反而比试着走出来更让人安心。向前走，会让人觉得离过去的时光越来越远。并不是所有时候，我们都想翻过人生的一页。
　　有时，我们宁愿紧紧抓住过去，哪怕它让现在变得更加悲惨。
　　人也会通过停止照顾自己来惩罚自己，把周围的一切也一起拖进崩溃之中。
　　这些就是我在过去一年里逐渐明白的事，虽然它们可能并不是我原本希望学到的东西。
　　我的儿子悠斗正要和父亲以及父亲的新伴侣小川真理一起去北海道北部的山地旅行。
　　真理是一名生物老师，在我和诚离婚一年后搬进了诚的家。她很快就在家里建立起严格的行为规则，接管了我前夫那种混乱不堪的日常生活。他们会开车出行，晚上住在帐篷里。两个尊重自然的小学教师，去钓鱼、采蘑菇。晚上，我仿佛能想象他们从背包里拿出羊毛衫，在帐篷里玩桌游。
　　我没有任何计划。
　　这是过去一百五十年来最热的五月末，樱花早已谢尽，丁香也已经过了花期，整个夏天都在等着我。
　　我没有可以躲藏的地方，无论如何，不妨试一试：找到那个女人。
　　那位爱做梦的人。
　　只要愿意，几乎任何人都能被找到。当然，有些人确实能躲过所有搜索，但实际上，想让自己彻底消失并不容易。一个人在网上找不到任何信息，反而会让人觉得可疑。我们大多数人总会在某个地方留下痕迹，即使本人并不愿意：也许是某个不起眼的董事会成员名单，也许是寄给当地帆船俱乐部或公寓管理委员会的一份文件里的脚注。但由于那位女士写信时没有留下真实姓名，我只能联系刊登这封信的周刊。
　　我写了一封电子邮件，说明自己是一名记者，希望能够联系到“一位爱做梦的人”。我解释说，我正在为一篇关于长久爱情的报道寻找采访对象，认为写信的人或许能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内容。
　　两小时后，我收到了回复。
　　您好！
　　感谢来信，很高兴您也在阅读《家之灯》！顺便提醒您，我们杂志曾推荐过您的新书。不过，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您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发表新作品了？无论如何，我已经把您的请求转交给我们的灵媒森山玲子，希望她能尽快答复。也希望您继续支持我们的杂志。我们目前正在推出一项优惠活动，只需1500日元，即可订阅六个月。订阅后还会获赠一只由阿尔瓦·阿尔托设计的精美花瓶。如果您感兴趣，请点击此链接了解详情！
　　此致
　　井上真理子
　　主编
　　我尽量不去想一个事实：如今，我作为潜在订户的价值，似乎已经超过了作为名人接受采访的价值。如果灵媒过几天还没有联系我，我就直接去找她。在那之前，我能做什么呢？躺在沙发上等，看几集电视剧，也许擦擦窗户，把上面沉积的花粉清理干净，这样我就能看见院子里开始开花的忍冬。好好清理一番之后，我还可以剪下几串粉红色和橙色的花，插在厨房桌上的花瓶里。
　　也许就插在那只阿尔瓦·阿尔托设计的花瓶里。
　　1955年（昭和30年）。
　　那年夏天，蜜蜂侵占了旅馆，没人知道它们从哪里来，也没人知道蜂巢究竟藏在哪里，但它们仿佛无处不在，尤其喜欢往建筑物内部钻。它们成群结队地出现，在地板上、桌腿上爬来爬去；有的掉进水果糖浆里，被黏在酒吧那些沾满糖渍的酒瓶上；有的已经僵死在窗台上，还有的钻进了浴缸的排水管。
　　夏初的时候，大家都以为那是黄蜂。早餐时，客人们互相交流驱赶它们的办法。用醋擦脖子！别穿颜色太鲜艳的衣服！不要光脚走路！一位每年都会来的客人小野寺夫人声称，应该在花坛里撒上白胡椒。另一位则信誓旦旦地说，对付黄蜂蜇伤最好的办法，是把刚切开的洋葱敷在伤处。事实上，她正坐在躺椅上，脚背上贴着半个洋葱，还用一根橡皮筋固定着。
　　到了七月，和子从静冈县一位行事低调的官员那里得知，那其实是一群正在分蜂的蜜蜂。经营旅馆的母亲很快就被客人们的问题淹没了，所有住客都迷上了这个谜团。整群蜜蜂怎么可能就这样凭空出现？它们是不是离开了某个养蜂人的蜂箱？如果是，那又是谁的？还是说，它们是野生蜜蜂？听说野生蜜蜂会在地上挖洞，或者躲进废弃的鼠洞里筑巢。可附近明明有那么多地方，它们为什么偏偏选中了这家旅馆？对此，大家各有各的看法。
　　厨师千代在露台的桌子上摆了几瓶果汁糖浆，想把这些该死的虫子引过去。大多数客人都躲到花园的遮阳伞下，打几局槌球，或者在最热的时段躺在吊床上打盹。还有一些人去了海滩，那是八月，海水温度已经升到了二十摄氏度以上。大家都在说，这是创纪录的高温天气。
　　夏末，和子的一位表姐节子来到旅馆帮忙。她比和子大几岁，刚和一个名叫大野修的年轻人解除了婚约。说实话，她懒得很，根本帮不上什么忙。她几乎总是躺在厨房入口后面那块小草坪上的吊床里；只要有人从旁边经过，她就装出一副正要起身的样子。吊床下的草地上堆着一摞摞从报刊亭买来的廉价言情小说，她还不停地喝冰茶。这习惯是她在大阪养成的。她曾在那里住过一年，参加速记课程。说到底，节子压根儿没打算当速记员，她想当演员。在她看来，速记倒是可以成为进入演艺圈的一张门票：假如她能在剧院售票处或办公室找到一份工作，哪天要是有女演员生病，她就可以主动提出顶替。众所周知，女演员总是三天两头生病。关键是要有点主动精神。
　　这个年轻女人住在旅馆的一栋附属小屋里，整天对着镜子端详自己，把自己和玛丽莲·梦露作比较。
　　她用双氧水漂浅头发，把卷发钳放在厨房炉灶上加热，还会在走廊尽头的盥洗室里待上好几个小时，惹得客人们怨声载道。家务活是她最不放在心上的事。实际上，扫地、铺床，以及在床头柜上摆上新鲜花朵的工作，主要都落在和子身上。
　　和子十七岁，那是女孩们渐渐长大、对人生满怀美好幻想的年纪。年纪较大的女客人有时会捏捏她的脸颊，带着几分调侃地问：“已经找到一位英俊的骑士了吗？”或者说“啊，年轻真好，整个人生还摆在眼前呢！”和子不喜欢听这些话。
　　至少在她内心深处，她并不觉得自己有多年轻。她不像节子那样懂得享受生活，也不相信未来一定会一片光明。
　　她当然更不认为自己会幸福。
　　其他同龄女孩似乎毫不怀疑，自己的人生会按照某种既定模式展开：丈夫、孩子、房子、假期，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琐事，都会严丝合缝地拼在一起，组成一个和谐而井然有序的整体。和子不明白她们怎么会如此笃定，比如，她知道节子就理所当然地认为，只要自己哪天愿意从吊床上爬起来，很快就会遇见另一个男朋友。
　　而她更担心的，却是那些可能永远不会发生的事，是那些可能出错的事。人生在她看来像一道无法跨越的障碍，带着那么多要求，逼着你去学习、面对、解决和克服那么多事情。只要看看旅馆里的客人就知道了，有些人已经被生活击败，孤独、不幸、满腹忧虑。和子很清楚这一点。
　　她经常在公共休息室里听年长的住客向她倾诉。他们紧紧握住她的手，滔滔不绝地讲述自己的病痛、死亡和疾病。通常，她都会尽力安慰他们，尽管她对这类问题其实一无所知。但有一点她已经明白：没有人能够逃过生活安排的那些沉重考验。
　　很多时候，表面看到的并不是真相。
　　尽管她知道自己不该期待太多，内心深处却还是有一些期待。那是一种很难形容的感觉，仿佛打开一本蝴蝶标本集时的心情，又像读鬼故事时，在结尾即将揭晓之前感到的紧张。
　　她盼望某种神秘的东西到来，盼望生活里出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尽管她并不知道那会是什么。
　　她刚从职业学校毕业，她从未真正爱上过谁，只是对那些其他女孩迷恋的男孩子有过几分好感。有时，她也试着把某个人当作可能的恋爱对象来想象，却始终无法在自己心里唤起真正的兴趣。那些同龄男孩会羞怯地走近她，尽管她至少比他们每个人都高出一头，可她对他们毫无兴趣。她觉得他们那些笨拙的追求方式，几乎总是令人失望。有时，追求她的甚至是喝多了酒的年长住客。面对这些人，她不得不使出一些狡猾的小伎俩，才能让他们放过自己。她不能直接顶撞他们，那样不够礼貌。唉，总是得耐心听别人说话，表现得心情愉快、善解人意，真是累人！有时她简直受够了。客人们离开时，心里轻松了许多；她却留在原地，独自背负着他们倾诉出来的所有沉重故事。
　　她实在太高了，曾有一段时间，她的身高在班里排第二。每当有人提起她那过分出众的身高，她就会心怀感激地拿这件事来辩解。可是，等她的个子连森川真由美都超过了，大家便开始叫她“灯塔”。
　　“把背挺直。”母亲责备她，“你就算弓着背，也不会显得矮一点！”
　　但和子不这么认为，把脖子缩进肩膀里，至少应该能让自己看起来矮一些吧？这不是很合逻辑吗？有一阵子，她和班上一个矮胖的女孩走得很近，那个女孩被叫作“拖车”。“灯塔”和“拖车”，那曾是一对在日本地方巡演、颇有名气的滑稽搭档的艺名。这个绰号很快就黏在她身上，想摆脱可不容易。后来，和子有一段时间长得特别快，快到夜里背部都会疼。她不得不去接受一位曾在美国学习过的脊椎治疗师的治疗。那位专家解释说，她的肌肉跟不上骨骼生长的速度，骨头长得太快了。
　　有时，到了中午，和子会躲进旅馆的公共休息室。那里光线昏暗，气氛舒适，摆着几张低矮的天鹅绒扶手椅、一张铺着绿色呢面的桥牌桌，以及一排书架，里面放着客人留下的书。房间里还有一张写字台，备有信纸、信封和钢笔，供有需要的人使用。常客们会把寄给自己的信转寄到旅馆。偶尔，有客人靠着墙纸睡着了，发出鼾声；也有人坐在那张圆形红木桌旁打牌，卡纳斯塔、芝加哥牌戏、卡西诺牌戏和金拉米。
　　就在不久前，那些年长的常客才不再一看见她走进房间，就打开钱包递给她一枚硬币。给孩子们买点零食吧，也许去安藤冰淇淋摊买支冰淇淋，那原本是一种习惯。许多常客，至少那些女士，名字都以“子”结尾：富美子、悦子、英子、惠子、百合子、多喜子。也许她们的母亲是想给那些传统的乡村女孩名字添一点柔和的味道，让它们听起来更精致些，尽管这些女士往往身材相当结实。她们常常随身带着一些手工活，装在特别的印花棉布袋里，袋子配着竹制提手，布鲁塞尔花边，快要织完的袜子和毛衣针，给孙辈钩织的小衣服，针脚紧密得几乎让人觉得，她们是在提醒孩子：人生无常，充满风险。小背心像锁子甲，开衫像一副小小的盔甲。
　　这些孩子的衣服仿佛在一针一线之间发出警告：“生活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你得保护好自己！”
　　那些女士们手脚都很勤快，有些人在枕套上加绣空花边，光是完成一件就得耗去整个夏天。另一些人则在毛巾和床单上绣上姓名缩写。和子喜欢这些常客，喜欢她们务实而干脆的做派。她们当中有不少人是寡妇，和她母亲一样；也有一些人终身未婚。
　　不过，此刻那间宽敞的休息室里只有她一个人。墙上的落地钟滴答作响，声音格外清晰，桌上放着一个木盒，里面装着一副扑克牌，旁边堆着几本周刊。晚上，她常常会拿其中一本回房间，翻看那些社交新闻和首映、开幕式的照片。里面有一组彩色照片，拍的是一家名叫“亚利桑那”的豪华美式风格酒店。还有逆光下的法国蔚蓝海岸，一位著名女演员穿着短裤和碎花衬衫，头发随意地扎起来。杂志里有许多值得观看和欣赏的东西。到了最后几页，还有一个“读者信箱”栏目，读者可以写信询问感情问题。
　　比如：“丈夫去世以后，我还可以继续戴着婚戒吗？”又或者“解除婚约之后，应该等多久才能开始一段新的恋情？”
　　“每个人都应该给对方留出空间！爱情只有这样才能长久。”负责这个专栏的美和子可能会这样回答。
　　人们似乎把所有时间都花在恋爱关系和追求者身上。可这两样东西从来没有真正靠近过和子。她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也没有什么想问的，更没有什么值得绝望的。然而，很多女人明明比她更难看、个子也比她更高，却有人爱着她们，这实在不公平。
　　她多么希望自己也能经历一段爱情……哪怕最终要为此付出沉重代价，她也愿意尝一尝那种深刻而令人心动的滋味。
　　和子正想着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