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夏天的海风》沧海蝶

1、旧梦来信 通常，给这

　　通常，给这类周刊写信求助的人，并不是这样的人。
　　我是在诊所候诊室里随手翻看这本杂志的。吸引我目光的是一个名为“问问灵媒”的专栏，标题写着：《我的青春恋人还会记得我吗？》信末署名是“一位爱做梦的人”。这样郑重其事、意味深长的话语，夹在蛋糕食谱、如何让风信子熬过冬天，以及怎样去除丝绸上油渍之类的生活建议之间。
　　我越读越感兴趣。
　　亲爱的玲子：
　　写信给你，是因为最近几个月，我越来越频繁地想起年轻时交往过的一个男孩。1955年夏天，我们有过一段短暂却热烈的恋情。他是一名艺术专业的学生，来到伊豆半岛，在我母亲经营的海边旅馆住了几个星期。我们分手时发生了一些相当戏剧性的事。
　　从那以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
　　你要知道，我丈夫一年多以前去世了。我们结婚六十年，共同度过了一段美好而充实的人生，只是没有孩子。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我很少想起另一个男人，可最近，我却常常想到他，甚至开始在夜里梦见他。
　　这意味着什么？他是不是在试图与我取得联系？还是说，这些不过是我自己头脑里生出的“幻想”？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办？我已经七十九岁了。
　　盼望你尽快回复。
　　一位爱做梦的人
　　接下来是那位灵媒令人吃惊的答复。照片里的她身材圆润，脸颊油亮，头上还戴着一顶类似小冠冕的饰物。
　　亲爱的爱做梦的人：
　　你的旧日恋人还活着！我清楚地看见一个十分优雅的男人，头发已经花白。他穿着一件浅蓝色衬衫，正愉快地向你挥手。有时，曾经拥有过深厚感情的人，即使相隔多年，仍会保持某种精神上的联系。我们偶尔会感觉到对方正处于困境，可能需要我们的帮助。当然，也有可能是你心中仍有未了的情感。
　　你们当年为什么分手？你说你们是在很戏剧性的情形下分开的，也许你应该好好梳理那段经历，才能重新找回内心的平静。你知道这位青春恋人现在住在哪里吗？如果不知道，不妨试着上网找找！衷心祝你好运！
　　亲切地问候你，
　　玲子
　　过了好一会儿，我才意识到心理治疗师正在叫我的名字，我看得太入神了。真不可思议，一个女人竟会在六十年后，写信向一个素不相识、从未谋面的人问出这样的问题。万一对方的回答是：“他早就把你忘了。他从来没有多喜欢过你。哦，对了，他已经死了。”那又该怎么办？
　　我不情愿地把杂志放在茶几上，伸手和中村直人握手。我只接受过他几次心理治疗，却觉得自己好像早就认识他了。说不定年轻时，我们曾在某场演唱会上见过。蓬松的棕色卷发衬着他的脸，微微佝偻的站姿，紧身黑牛仔裤，还有那双全世界最温和的眼睛，都已经让我感到亲切。
　　他一手扶着诊室的门，里面隐约可见两张蓝色扶手椅和一张宽大的办公桌。阳光照在贴面木茶几上，茶几上照例放着一盒纸巾。中村从文件夹里抽出一份资料——厚得已经有些吓人——然后坐下。我听见挂在他腰带环上的钥匙串轻轻作响。
　　“怎么样？情况如何？”他温和地看着我。
　　“糟透了。”我回答。
　　中村笑了笑，“我们上次商量好的放松练习，你做了吗？”
　　“做了，可我很难集中注意力。而且也没发现有什么变化。我觉得这些练习根本没什么用。”
　　我在扶手椅里换了个姿势。
　　“事情并不会因为我们觉得它没用，就真的毫无用处。”中村提醒我，“通常要过几个星期，练习的效果才会逐渐显现。重要的是，你得认真坚持。否则，我们永远也无法知道它们究竟能不能帮到你。”
　　我带着怀疑的神情看着他。中村很年轻，大概三十岁上下，却给人一种沉稳可靠的感觉。墙上挂着几张艺术作品的海报，办公桌干净整洁，白色磁性白板上画着几个三角形，旁边写着“自动化思维”。
　　“我听到的那个声音，真的存在吗？”我问，“还是我自己想象出来的？”
　　“你听得到，对吧？那么，它对你来说就是真实存在的。”中村认真地打量着我，“有些人即使听到的声音很轻，也会觉得极其烦扰；另一些人听到的声音很响，却并不怎么受影响。关键在于你如何体验它。”
　　他开始翻阅放在膝上的文件夹。我去找中村的理由实在太多，简直需要用不同颜色的标签逐一标注。耳鸣恐怕已经是我最不严重的问题了，除此之外，还有：离开诚、让悠斗成为离异家庭的孩子所带来的负罪感；爱上亮介以及随之而来的分手；后来发生的公开羞辱；失去那个亮介；还有随时可能卷土重来的持续性抑郁。更不用说我对工作委托以及没有工作委托的担忧。耳鸣不过是蛋糕上那颗樱桃。
　　“从上次见面以后，我试着查了一些关于耳鸣的资料。”中村眨眨眼，对我说，“很多人认为这是现代社会才有的毛病，是噪声污染造成的。但事实上，它似乎和人类一样古老。我看到一些挺有意思的资料，其中有一篇谈到古埃及法老时代的医疗方法。当时人们认为耳鸣是遭到邪眼诅咒的结果，于是会把一种特殊的油滴进患者耳朵里。”
　　中村从文件夹里抽出一张纸。
　　“至于亚里士多德，他认为耳鸣是风被困在耳朵里，出不去了。患有耳鸣的人可能因此获得超自然能力，比如预知未来、穿越时间之类的。总之，他们被认为有点特别。不过，当时的治疗方法并不怎么有效：人们会在患者头骨上钻孔，好让那股风出来，而患者往往会在手术过程中死掉。于是后来人们就不再这么做了——不再钻头骨。”
　　他笑起来，露出门牙间的缝隙。
　　“对了，抱歉，我还没问你要不要喝水……这里面太热了。”
　　他从水壶里给我倒了一杯水。
　　中村还没有结婚，手指上却戴着一枚金戒指。秋天，他就要当父亲了。我想他应该很幸福，至少看起来是这样。我想象他和伴侣一定会彼此照顾，懂得倾听对方。他们应该是那种不会无缘无故提高嗓门、知道如何让伴侣感到安心的夫妻。
　　我不禁想，中村的感情经历里，会不会也藏着某段旧日恋情？不过，我想应该没有。如果有，他大概早就放下了。对中村而言，重要的是当下。他不是那种会反复纠结过去的人，而是相信人应该懂得作出决定。
　　每次治疗时，我都会随手记下一些笔记，然后把它们藏在所谓“安全”的地方。我原本希望，某一天当我在家里无所事事地晃来晃去时，会突然想起把这些笔记找出来，开始实践他的建议。但到目前为止，这种事从未发生过。而且我总会忘记自己把笔记放在哪里，就像我忘记其他几乎所有事情一样。
　　不过，有几条我倒是记得很清楚。
　　创造让自己获得平静与安宁的条件。
　　等天气重新放晴，给自己找一个避风的地方。
　　情绪过于激动时，不要采取行动。
　　试着从外部观察事情！
　　总之：让时间顺其自然地流逝。
　　这些建议像一缕缕微弱的希望，至少在短暂的片刻里，让我相信好日子终究会到来。遗憾的是，治疗一结束，它们的效果往往也就消失了。我不太擅长把这些建议真正用到自己的生活里。我的头脑和心之间是一片崎岖难行的土地，上面早已被反复踩出无数条道路。每当我试图挖出一条新路，都觉得那是项艰巨得近乎不可能的工程。可是，在这间小小的诊室里，我确实能够感觉到，改变是有可能发生的。
　　中村从办公桌上拿起一本小册子。
　　“刚刚印出来的，拿着吧，也许能找到一些对你有用的东西。”
　　他把册子递给我，封面上写着：《耳鸣：一本简明生存手册》。
　　下一位患者走进诊室，候诊室里已经空了。我走到茶几旁，悄悄撕下周刊上刊登读者来信的那一页，塞进口袋。随后离开诊所，乘电梯下到昏暗的大厅，再走到阳光洒满的人行道上。
　　我们以为自己记得孤独是什么滋味。
　　我们以为自己记得被爱是什么感觉。
　　其实并不是。
　　不管是哪一种，我们都记不住多少，甚至连那些曾经发誓永远不会忘记的事情，也会渐渐忘掉。
　　我记得有些时刻，自己曾经想过：“这一刻的感觉，我一定要好好保存。”比如刚认识亮介不久的某个秋天，我站在斑马线前等着过马路，倾盆大雨落在身上。
　　那时我对自己说：“记住此刻你有多幸福，想办法把这一瞬间保存下来。”
　　可后来，我还是忘了。
　　如今，我大部分时间都待在郊区那套闷热的两居室里。那是我们一起买下的房子，刚建成不久。我努力寻找某种可以抓住的东西：一个计划，一个未来，或者一种继续度过余生的办法，诸如此类的小事。
　　二十年前，我坚信自己有一种近乎万无一失的能力，总能判断出哪条路才是正确的。如今，我却像是掉进了一条长满杂草的沟渠，连那些路究竟通向哪里都不知道。我隐约觉得，远处某个地方正在发生什么，也听见了它传来的回声，可中间隔着太多东西，我看不清那究竟是什么。更何况，那回声也可能只是我的耳朵制造出来的。
　　如果我说自己既迷茫又焦虑，那绝不是夸张。
　　回家的路上，我在一家西点店停了下来。我点了一杯咖啡和一块点心，坐到街角的室外小桌旁。夏天将至，阳光温柔地落在桌面上，这曾是我和亮介每个星期天最喜欢做的事：四处逛西点店，假装自己就是附近的居民。他总会点一块装饰繁复、甜得发腻的蛋糕，上面裹着绿色杏仁糖衣，或者颤巍巍的果冻。我则会点杏仁塔，或者巧克力杏仁卷。我们各自读报，把不同版面交换着看。
　　我们都喜欢在那种悬浮于日常之外的时光里多待一会儿，把整个星期天消磨在别人的街区。
　　如今，对我来说，乘公交车和地铁前往东京市中心，就像一次时光倒流，回到我还在主持广播节目、根本抽不出时间逛西点店的日子。那趟旅程会把我带回一个更年轻、更无忧无虑的自己。也许正因为如此，我才仍然会来这一带，仍然把牙医留在这里，如今还多了中村。
　　说实话，我既负担不起认知行为治疗的费用，也不该在全城最贵的西点店里买点心。但我愿意把这看作自己仍有一点求生意愿的迹象。无论如何，我现在就坐在街角，假装这次短暂的咖啡休息是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一份巧克力杏仁卷，三百六十日元，一杯再普通不过的咖啡，四百二十日元，幸好价格里还包括续杯。还有几张印着青叶店标的漂亮方形纸巾，店标是皇家蓝色的。我把一把纸巾和一包糖一起塞进外套口袋，说不定哪天会派上用场。
　　我用眼角余光看见，隔着几张桌子，有个银发男人正带着怀疑的神情打量我，他的头发剪得很整齐。十年前，他也许会有些拘谨地走过来问我：“冒昧打扰一下，请问您是不是写过一本教人如何经营感情的书？我在电视上见过您。”
　　而我会带着几分居高临下的客气回答：“是的，是我，希望您喜欢那本书。谢谢您读过它！”
　　然后我会重新坐好，微笑着享受阳光。可如今，一切都不一样了，已经没有人认得我了。我的那些自助类书籍封底上印着光鲜亮丽的照片，可照片里的我和如今这个脸色苍白、瘦得只剩骨头的女人，几乎看不出有什么相似之处。《和好以后再睡觉》《日常的爱》《〈爱情实验室〉精选》都是我写的，至少按照日本市场的标准，它们都曾是畅销书。
　　《幸福地分手》这本书，回头看后来发生的一切，我真后悔写过它。它引起的争议远远超过销量。书里满是自以为是的建议，而考虑到我那场狼狈不堪的离婚，这些建议实在太容易被人拿来嘲笑了。
　　这些书写于我人生的前一个阶段。那时我相信，只要有毅力、有意志力，几乎所有问题都能解决。人们最爱听的，莫过于这种话：只要足够坚定，一切都会好起来；任何事情都可以改变；你可以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你可以决定自己的命运。可惜，事实根本不是这样。
　　如果有人对此心知肚明，那个人就是我。
　　而且，人生里还有意外。它像一条我们从未意识到存在的小溪，悄悄流过生活，最终汇入大海。
　　我又给自己倒了一杯咖啡，从口袋里掏出那页读者来信，摊在桌上重新读了一遍。我想知道写信的女人长什么样。她叫什么名字？住在哪里？住在公寓、独栋住宅，还是养老院？如果现在还这么称呼的话。她会不会试着寻找自己的青春恋人？如果真的找到他，又会对他说些什么？六十年以后，还能说什么呢？我想你了？这些年你去了哪里？
　　我和信里的那个女人，几乎在同一时期失去了丈夫。她的丈夫去世了，而我的丈夫只是离开了我，仅此而已。
　　可是，当我连照镜子都很困难时，她却开始幻想自己的青春恋人。那位“爱做梦的人”想知道，旧日情人是否仍然记得她，是否也在这么多年以后试图寻找她。几年前，我一定会把这种事当成愚蠢的念头，一笑置之。如今——我不知道这究竟是因为年龄、人生危机，还是我的天性突然发生了变化——我却没办法像过去那样轻易否定它。过去，能够明确知道谁愚蠢、谁聪明，是多么令人安心。相信自己有判断和掌控一切的能力，是多么舒服。有时候，看到别人犯错，我甚至会暗自感到一丝幸灾乐祸。如今，连这种乐趣也不再属于我了。最多只是笑一笑。而如果有时我会嘲笑别人，那也是因为我害怕，他们的不幸与我的不幸之间，或许只隔着一条极细的线。
　　我从来不是那种特别懂得体恤脆弱之人的人。但现在，事情已经变了。
　　那位爱做梦的人，仍然想看见阳光在逝去的波浪上留下的反光。
　　那位爱做梦的人，想知道怎样才能找回平静与安宁。她并不是唯一有这种困惑的人。
　　我不禁想到，尽管如此，在涉及人生重大问题时，人类似乎总有一种冲动，愿意把自己的生活交到完全陌生的人手里。
　　很多年来，我一直在一档非常受欢迎的广播节目里工作。人们会打电话进来，谈论爱情和感情关系。我在这方面做得很好，后来节目组干脆把一档属于我自己的节目交给了我，名字叫《爱情实验室》。我和一群专家每周帮助一位单身人士寻找合适的伴侣，拿失败的初次约会开玩笑，也给听众提供感情建议。后来有出版社联系我，希望我写一本书。我觉得这不过是顺理成章的下一步，第一本书之后又出了第二本，两本都大获成功。我理所当然地以为，这一切会一直持续下去。我的讲座场场爆满，各种活动都邀请我出席。我和丈夫诚就是年轻时的恋情能够长久的活生生的例证。我们二十出头时相识，是一对坚固得无懈可击的夫妻。我经常在书里拿丈夫举例，讲一些婚姻生活中有趣的小故事，大多是以和好收场的小争吵，我们都坚信彼此能够互相补足。我性格随性，他深思熟虑。他擅长长远规划，我只考虑眼前。他是蓝色性格，我是红色性格。我们俩都无聊透顶。
　　目前，我在一本月刊上仍有固定专栏，尽管主编担心我的文章会让读者想要自杀，而不是更加积极地生活。只有当不幸发生在成功人士身上，而且读者能够确信那只是暂时的，灾难才有市场，赤裸裸的痛苦，是卖不出去的。
　　为了补贴收入，去年我参加了一门在线课程，学习如何制作填字游戏。如今，我为几家报纸提供难度颇高的填字游戏，还乐于在里面塞进“犹豫不决”“挫败感”和“苦闷”之类的词。至少，我能迫使某些人想一想这些事，尽管他们大概并不愿意。
　　我喝完第三杯咖啡，不情愿地朝地铁站走去。虽然迟早都得回家，但我实在没有任何理由想回去。
　　上了地铁，我打开中村给我的耳鸣小册子，也就是所谓的 tinnitus。
　　Tinnitus 一词源自拉丁语 tinnire，意思是“鸣响、引起注意”。
　　耳鸣可以表现为嘶嘶声、嗡嗡声、噼啪声、沙沙声或叮当声。几个世纪以来，人们曾尝试用以下方法治疗：狐狸脂肪、牛胆汁、蚜虫、雪松树汁、玫瑰油、蜂蜜、醋和白葡萄酒。
　　白葡萄酒倒是可以试试。
　　我望向脏兮兮的车窗外，列车正经过亮介和他的新女友居住的那一站，车轮哐当作响。已经有好几个月，我没有和他说过话了。此刻，他也许就在我头顶上方的某个地方，和她一起坐在厨房桌边；又或者，她正躺在以前我躺过的那床日式被褥上，亮介把耳朵贴在她的肚子上，想听听孩子在里面动。无论如何，我此刻就在他的正下方，在地底深处，在一条凿穿岩石的隧道里。
　　我努力不去给这件事赋予任何象征意义。
　　一个短暂的回忆掠过脑海。我们躺在他的床上，亮介对我说：“真希望能早点遇见你，这样我们就能在一起更久一些。”
　　列车减速时，铁轨发出刺耳的摩擦声。我闭上眼睛，感觉到站台方向吹来的气流。
　　没有固定工作以后，我开始每天睡到很晚，睡得越久，一天就过得越快，对皮肤也有好处。等别人都吃完午饭了，我才开始觉得，也许该起床了。可今天，我却被忘了关掉的手机吵醒。我瞥了一眼闹钟，九点半，简直就是天亮时分。
　　打来电话的是西村直美，我供稿的杂志主编。
　　“嗨，阳子，最近怎么样？”她的声音听起来心不在焉，隔着很远。
　　“还好吧。”我迷迷糊糊地回答，“至少算是能期待的最好情况。”
　　“嗯……是这样，我们编辑部内部讨论了一下。”她停顿片刻。我听见门关上的声音，还有背景里隐约传来的人声，那是人们在工作场所里发出的典型声响。“我们得出了一个结论：现在是作出一些改变的时候了。”
　　“什么意思？”我慢慢从床上坐起来。
　　“我们需要找一位来自新媒体、活跃在网络上的作者。”直美清了清嗓子，“我知道你的专栏一直很受欢迎，这当然没错，但你已经写了很长时间了，而且过去六个月里，你给人的感觉有点……怎么说呢，像是电池快没电了。也许把自己的私人问题写进杂志，对你也没什么好处。说实话，我有点担心你。”
　　我沉默着，握着手机的那只手已经变得冰凉。
　　“这是上面的要求，你明白吧？我们需要重新考虑一下整个安排。”
　　“这是我唯一固定的收入来源。”我说。
　　直美的声音听起来有些紧绷。
　　“我明白这对你来说很难接受，但事情就是这样。我们必须作出调整。”
　　“这是什么意思？我要暂时停下来吗？”
　　“我的意思是，目前我们没办法继续保持现在的合作方式了，至少暂时不能。不过，之后也许会有其他零散的工作机会。”
　　“可是，我下一篇稿子已经写好了。”我用尖锐的声音抗议，“那篇关于精神疲惫和犹豫不决的文章。”
　　“那篇会按计划发表，但之后，我们打算换别人来写。”
　　我再也说不出话，只是盯着窗外，那棵松树已经掉光了所有针叶。
　　“阳子，你还在听吗？”直美的声音听起来有些担心。
　　“在。”我回答，多少有点撒谎的成分。
　　“假期结束后，我们可以再约出来喝杯咖啡，谈一谈，但眼下我们确实被逼得很紧。”她把话筒稍稍拿远，和旁边的人说了几句，重新接起电话时，听得出来她很着急，“我得去开会了，之后再联系，好吗？照顾好自己。”
　　她挂断了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