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奇闻录》九幽十二

2、哑门村 我年轻时在

　　我年轻时在县城摆过一个旧书摊，摊子小，生意淡，好处是闲，三教九流的人都肯在我摊前蹲一蹲。我就是在那个摊上认识池大勇的。他生得高大，背一个磨白了的帆布包，包里永远塞着相机和卷起来的地图，靠给报社拍照片过活，一年里有大半年在山里转。他管这叫跑野，别人听着苦，他自己上瘾，说山里有的东西，城里拿金子也换不来。

　　那年秋末，池大勇从西边的大山里回来，整个人又黑又瘦，眼却是亮的。他一头扎进我的书摊，把一个牛皮纸信封拍在旧书上，压低了嗓子说，你看看这个。

　　信封里是一沓照片。我一张张翻过去，照片拍的是一个空村子。青灰的瓦，土黄的墙，巷子让荒草埋了半截，门一扇扇开着，门板叫日头晒得发白。有一张拍的是一间老屋的堂屋，屋子正中孤零零摆着一把太师椅，椅背雕着花，扶手磨得发亮，椅子四周空空的，连张桌子都没有。大白天的照片，我看着后脖颈一阵阵发凉。

　　池大勇说，这村子藏在三省搭界的大山褶皱里，地图上都找不着，当地人叫它风门村，后来传着传着，外头人都叫成了哑门村。他又说，村里有讲究，那把椅子是“鬼坐椅”，活人坐不得，坐过的人，没有一个得好下场的。

　　我问他这话从哪听来的。他说山下镇上的老人讲的，说得有鼻子有眼，有说坐了的人回村就摔下崖的，有说当夜叫河水卷走的，还有一个，说是平白无故瘫了半边，口眼歪斜，话都讲不利索。他越说越来劲，末了拍我的肩，说他约了两个人，过几天再进去一趟，在村里住一夜，问我敢不敢。

　　我本来胆子不大，可那一阵书摊实在没生意，又被那些照片勾着，心里那个痒痒压不住，嘴上就应了。现在想起来，人年轻时犯的浑，多半都是从“敢不敢”这三个字起的头。

　　同去的还有两个人。一个叫薛宝财，瘦，尖下巴，眼珠活，嘴也碎，平时倒腾些山货药材，胆子比脑子大，哪有传闻往哪钻，一路上说得最多的就是那把椅子，说什么也要坐一坐，破破这个邪。另一个是女的，叫苏映桥，在县里的测绘队描图，话不多，走路带风，包里背着一沓自制的草图和一个罗盘，进山以后认路全靠她。

　　四个人搭了两天的车，又换了拖拉机，再往后连拖拉机也走不了，只能靠两条腿。那条山路在山脊上盘，一边是石壁，一边是深沟，沟底一条河，水白亮亮地响。走了整整一天，转过最后一道山梁，池大勇抬手一指，说到了。
　　薛宝财一路走一路嫌路远，走到半道就嚷着要回，嘴上嚷，脚却没停。苏映桥不接他的话茬，蹲在一处崖边看石头上的苔痕，说这沟里的水气重，村里的老井怕是都废了，不然好好的人，谁肯丢下祖屋往外走。她又指着半山腰一条若有若无的石阶给我们看，那石阶窄得放不下半只脚，一半叫草吃了，一边贴着崖，一边临着空。她说山下老人讲，村里的娃儿要读书，就得从这条石阶上翻出山去，遇上雨天，大人得拿绳子一头拴在树上，一头系在娃儿腰上，一步一步往下放。就为这条命悬一线的路，村里一户一户咬着牙搬走了，谁也不肯让自家的娃再走第二回。

　　我顺着她的指尖看下去，半天没出声。

　　那村子窝在山坳里，三面是山，一面临河，百十户人家顺着坡铺开去，瓦上长草，墙头爬藤，一缕烟都没有。日头偏西，光照在村子上头，黄是黄，白是白，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我们顺着一条碎石路往下走，进了村，脚底下的路叫草封了，墙根底下处处是塌下来的土坯。
　　我路过一间塌了半边的屋子，门楣上还贴着半副褪成白色的对子，门槛边扣着一个豁了口的粗瓷碗，碗里积着雨水，水面上飘着两片枯叶。灶屋的墙熏得乌黑，灶台上搁着一只没带走的陶壶，壶嘴上结了蛛网。再往里走，一户人家的窗台上摆着三双小鞋，一双比一双大，鞋尖齐齐冲着窗外，像是摆鞋的人还想着，哪天娃回来了一低头就能穿上。我在那三双小鞋前头站了很久，池大勇也不催我，只举起相机，没按快门，又把相机放下了。他说有些东西拍下来就轻了，还是让它沉在那儿的好。

　　苏映桥一路走一路皱眉。她说这村子怪，怪在门上。我留心看，果然，家家的门开得都不是一个朝向，有的朝南，有的朝东，有的干脆对着山壁，门楣高高低低，没有两家在一条线上。她翻出草图看了半晌，说按风水的常理，一个村子的门户总要讲个坐向，这村子倒好，一家一个方向，像是谁也不待见谁。

　　池大勇接话，说山下老人讲，这村的先人是各朝各代逃难进去的，一户姓一个来路，谁也不服谁，盖房子各照各的老规矩，门朝哪开，全凭各家带来的那本黄历。天长日久，就成了这么个乱七八糟的模样。村里不通路，挑一担水来回要翻两道梁，娃儿读书更是没处去，前头三十多年就开始往外迁，迁到最后一户也走了，剩下一个空壳子。

　　天擦黑的时候，我们在村东头一间还算齐整的老屋扎了营。苏映桥和我清理屋子，池大勇去河边打水，薛宝财却不见了人影。等他回来，脸上带着一股子按捺不住的兴奋，拽着池大勇小声说，他摸着了，那把椅子就在村当央的大屋里，比照片上还气派。

　　那一夜山里起了风。风从三道山梁上灌下来，钻进一条条空巷子，门板吱呀吱呀地响，像有好多人在各处推门。我们拢了一堆火，谁都没什么睡意。薛宝财翻来覆去念叨那把椅子，念叨到后半夜，猛地坐起来，说不行，他得去坐一坐，大老远来了，不坐这一下，回去得后悔半辈子。

　　池大勇拦他，说老辈人传下来的话，总有它的道理。薛宝财冷笑，说什么鬼坐椅，我看就是人吓人，一把破木头椅子，还能把我吃了。他甩开池大勇的手，抄起手电就钻进了黑里。我和苏映桥对看一眼，放心不下，三个人只得跟出去。

　　村子里黑透了，只有手电的光柱乱晃。村当央那间大屋比别处都高，两扇木门半开着，一推，门轴发出一声长响。堂屋深得很，手电照进去，光柱里浮着细细的尘。屋子正中，那把太师椅端端正正地摆着，椅背雕花，扶手油亮，像天天有人擦。

　　薛宝财几步抢过去，一撩衣摆，大大咧咧坐了下去。

　　他坐下的那一刻，我清清楚楚听见“咔”的一声轻响，像是有什么机簧咬住了。薛宝财脸上的笑僵住了。他试着往起站，没站起来。他的右手腕，不知什么时候叫扶手吞进去半截，那扶手内侧翻出一道暗扣，铁箍似的扣在他腕子上。他挣了两下，那暗扣反倒收得更紧。

　　就在这时，屋外起了一阵阴风，顺着门槛底下钻进来，火堆给吹得歪向一边。薛宝财的嗓子变了调，说有东西，有东西在椅子下头喘气。他这么一喊，我汗毛全竖起来，手电的光乱抖。池大勇到底胆子大，一个箭步冲上去，把薛宝财连人带椅子按住，低头去看那扶手。他摸了一阵，在椅背一处雕花上一按，又是“咔”的一声，暗扣弹开，薛宝财连滚带爬地退出来，手腕上一圈青紫的印子。

　　我们架着他往外走，刚到大门口，黑暗里忽然亮起一团昏黄的光。

　　一个老人提着马灯站在门外。

　　老人又高又瘦，背微微驼，脸上的褶子深得能夹住草屑。他举着灯把我们一个个照过去，照到薛宝财时，叹了口气，开口说，到底还是叫你们坐了。

　　这老人姓熬，叫熬长根，是山下还养着几桶蜂的五保户。他说他每隔些日子就要进村一趟，我们进村时他就看见了，怕我们犯浑，一直在后头跟着，到底还是晚了一步。他提着灯在前头走，把我们领回火堆边，自己蹲下，往火里添了根柴，这才慢慢讲起这村子和那把椅子。

　　他说风门村这个名字，风门，是山口的意思，风从那道豁口灌进来，一年刮到头。后来外人进山，听岔了音，又看这村子户户门开得邪性，就叫成了鬼门、哑门，叫来叫去，倒把真名盖住了。那把椅子，原是村里祠堂断事用的，族里的老人坐在上头评理。椅扶手里头藏着机括，是防贼的，旧时审那偷了东西又不认的，让他扶着椅背起誓，手一搭上去，暗处有人一扳，暗扣就咬住手腕，做贼心虚的，当场就瘫了。

　　老人说，哪有什么鬼坐椅。坐过椅子出事的，是有那么几个，可那都是巧。山里路滑，崖陡，河深，人从村里出去，本就三分险，偏偏出事的几个都坐过那椅子，一来二去，账就都算在了椅子头上。还有那个瘫了半边的，是中风，口眼歪斜，跟一把木头椅子什么相干。人心里先信了邪，风一吹，门一响，就全成了椅子的不是。

　　薛宝财捂着腕子，半晌憋出一句，那椅子下头喘气呢，我听得真真的。熬长根提灯站起来，说走，我带你再看看去。

　　我们重新回到那间大屋。老人把马灯放到椅子底下，弯下腰，从椅子后头拖出一个黑乎乎的东西，那东西叫风一吹，呼的一声响，鼓起来又瘪下去。是一整张剥下来的兽皮，皮腔子连着一根打通了节的竹管，竹管口正对着椅面下的一条缝。熬长根说，山口的风从墙洞里灌进来，钻进这张皮腔，一起一伏，听着就是喘气。多少大小伙子叫这张皮子吓破了胆，传出去，又添三分。

　　我举着灯细看那屋子，这才看出门道。堂屋的砖是空心的，墙根留着道，风口对得准，是个天然的风道。这哪里是闹鬼的屋子，是一屋子老辈人传下来的精巧机关，巧上加巧，全应在一个“风”字上。

　　池大勇问，那椅子，我怎么听人说早叫人偷走了。熬长根的灯影晃了一晃，沉默了好一阵，才说，偷走的是真的那把，前些年外头来的人多，不知哪个黑了心，趁夜把椅子起走了。眼下这把，是他照着他爹留下的老样子重做的，机括、风道、皮子，一样一样都复原了。

　　他说出他爹的时候，声音低了下去。他说村里人迁空那几年，他爹说什么也不肯走，一个人守着这村子，守着祠堂，天天就坐在那把椅子上。后来老人病得起不了身，是熬长根进山把人背下来的，背下山没几日，老人就没了。他重做这把椅子，不为别的，为的是再进山时，他爹还有个坐的地方。
　　老人蹲在火堆边，又讲了几件村里的旧事。他说有一年山洪，沟底的河一夜涨上了岸，村里人抢着往高处搬东西，他娘抱着一只下蛋的老母鸡，在齐腰的水里走，说什么也不撒手，那是给娃儿换灯油的指望。还有一年冬天雪封了山，全村断了盐，几个汉子腰里拴着藤索，从后山的崖壁上攀出去，三天才回来，半袋子盐揣在怀里，自己的嘴唇早裂出了血口子。他说这些事外头人都不爱听，外头人只爱听椅子吃人、空村闹鬼。他抬眼看着黑黢黢的村口，说这村子哪有什么邪，是日子太苦，苦到人待不住，可真走了，又年年有人在梦里回。
　　他说到这儿，火堆里一根柴烧断了，火星子窜起来，照着他一双浑黄的老眼。他说他爹守村那几年，他年年进山去劝，劝一回，老头骂他一回，说生在风门的人，死也得死在风门，满村的祖宗牌位都在，他走了，谁给看门。后来老头实在走不动了，才由他背下山，背到半路，老人还回头望，望了一路，一句话没说，只掉眼泪。熬长根说，他重做椅子那会儿，照着他爹坐了几十年磨出来的印子做的，扶手高低，椅背宽窄，一分一毫不差。做好那天他一个人坐在空屋里，坐到月亮上来，风一起，皮子一喘，他就觉得他爹还在。

　　火堆噼啪响了一声。我们四个人谁都没说话。我那时忽然懂了，这空村子里最叫人发怵的，从来不是什么鬼怪，是一户一户搬走以后，留下来的那份空。满村的门一扇扇开着，像一张张合不上的嘴，到最后，只剩一个倔老头，陪一村子的旧屋子说话。

　　天亮以后，我们跟熬长根一道出的山。临走我在那间大屋的门槛上绊了一下，扶了一把扶手，指尖从一处雕花缝里带出来一点东西。是一小条红布，红得发暗，叠得方方正正，像是什么人特意塞进去的。

　　我把红布递给熬长根。他接过去看了看，又还给我，摇摇头，说不是他的，也不是他爹的。他顿了顿，看着我，说了一句我记了很多年的话。他说，空村子不害人，你揣着什么进去，就会在里头撞见什么。我揣着什么进的山，自己倒说不清了，只记得出门那年，我奶奶入殓，我娘亲手在她发髻上系过一条这样的红布。

　　那红布我至今收着，夹在一本旧书里，书签似的。后来池大勇的照片登了报，哑门村的名声越传越大，一拨一拨的人背着包往山里闯，墙上叫人写满了字，画满了符，都说去见鬼。我再没去过。我知道他们见不着鬼，他们只会在那间风道的老屋里，听见自己心里那点东西，一起一伏地喘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