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奇闻录》九幽十二

1、末班夜引 我十九

　　我十九岁那年在城里跟人学手艺，师傅姓裴，开一间叫“积古斋”的旧物铺子，收旧货，也替人掌眼看东西。铺子在老街最里头，门前两株老槐，冬日里枝丫光秃秃的，天黑得早，一过申时就得上门板。师傅是个话少的人，肚子里的杂学却多，我进山送活计的头一天，他把我叫到柜台后头，塞给我一枚磨得发亮的铜铃，系在我棉袄扣子上。他说山里夜路长，记住两样，一是听见身后有人喊你名字，没看清脸之前别应；二是末班车能不坐就不坐，山里的末班车，拉的不全是赶点的人。我那会儿年轻，只当老人家唬人，胡乱应了，把这话当耳旁风。

　　那几年城北的柏油路只修到半截，再往里走就是山，山下一条北去的线路，车不多，末班也晚。我记得那个晚上，是我头一回觉得，人这一辈子有些车是不能上的。

　　那年十一月，天说冷就冷透了。下午落了一阵碎雪，到掌灯时分雪停了，山道上结起一层薄冰，照得路面发白。师傅在铺子里接了个急活，一位城北的老主顾要给先人凑一套随葬的木器，差我连夜把账样送上山去。我紧赶慢赶，等办完事下山，钟上的针已过了夜里十点半。

　　山下只有一站，孤零零立在岔路口，一盏黄灯泡让风吹得直晃，地上一圈圈光影跟着乱转。我缩着脖子等了半个时辰，手脚都冻木了，才听见远处有发动机的声响。那辆车从山弯后头拐出来，车头灯扫过雪壳子，白得刺眼。

　　车是跑北线的，前窗后头挂一块木牌，上头写着“末”字。车一停，车门哧地开了，一股子混着汽油和旧棉絮的暖气扑出来。售票的是个三十出头的妇人，围着枣红围巾，嗓子哑，喊了句上车关门。我跳上去，车里除了司机，统共没几个人。

　　司机我认得，姓葛，跑这条线七八年了，脸黑，人闷，上车下车都不爱搭话。售票的妇人姓单，平时跟谁都能聊两句，那晚也不知怎么了，眼睛发直，票撕得慢，钱箱里的票子理了好几遍也理不齐。

　　我拣了个靠车门的座坐下。我前头两排坐着个老人，戴一顶旧毡帽，怀里抱个蓝布包袱，包袱角上露出半截纸钱的边。再往后是一个挑担子的货郎，两个搭伴进城卖山货的汉子，还有一个抱孩子的年轻媳妇。孩子早睡着了，脑门上搭一块湿手绢，脸烧得通红，当妈的隔一阵就摸一摸他的额头，贴着孩子耳朵小声哄，说再忍忍，进了城天一亮就看先生。

　　车开出去没多远，先经过一处叫歪脖坡的小站。那站早废了，站牌后头原是几户看林子的人家，前两年都迁空了。车本该不站，那晚葛师傅却把脚刹轻轻带了一下。我顺着车窗往外看，雪地里立着个提灯的老婆子，灯影黄黄的一团，她冲车门招了招手。车门开了，夜风灌进来，我打了个寒噤，再定睛看，站台上空空的，只有风卷着雪沫子打转，哪里有什么提灯的人。

　　单大姐探出头去看了看，缩回来，嗓子发紧，问葛师傅是不是眼看花了。葛师傅没吭声，把车门合上，闷闷说了句山里灯影，看不准的东西多，往后这种站，不站。我怀里的铜铃没响，我攥着它，手心全是汗。车又开起来，满车的人谁都没再说话，只有那个货郎凑过来跟我嘀咕，说小兄弟你头回坐这末班车吧，这条线邪性，前年大雪，也是这一带，有车好好开着，挡风玻璃上忽然扑上来一只手，停车下去看，雪地里连个脚印都没有。他还要往下说，叫前头那个抱蓝布包袱的老人回头瞪了一眼，把话咽了回去。

　　山里的夜比城里沉，沉得像浸了墨，车灯只照得见前头一小截路，路两边什么都看不见。我困得直点头，迷迷糊糊间，车到了一处我没见过的小站。

　　那站连个灯都没有，站牌叫风刮歪了，斜插在雪地里。葛师傅本该一脚油门过去，那夜他却把车停了。车门开处，外头黑黢黢站着三个人。

　　三个人都穿一身藏青的长衣，料子看着倒厚，宽袍大袖，领口收得严实，头上也裹着布。前头两个架着中间一个，中间那个垂着头，脚在雪地上拖出两道印子。售票的妇人愣了愣，问了句怎么这晚了还在山里。前头那人嗓子又干又平，说家里老人病重，赶夜路回去，耽误不得。他说这话时也不抬脸。

　　三个人上了车，递过来三张票钱。单大姐接过钱，指头在钱上捻了捻，忽然顿了一下，嘴唇动了动，到底没说什么，把票撕给他们。那三个人拣了最后一排坐下，三个人挤在一处，中间那个始终垂着头。

　　车重新开起来。我那时年轻，心里虽有点发毛，也只当是山里的土人规矩大，夜里出门怪打扮。我回头偷瞄了一眼，那三个人一坐下就不动弹了，袍子下摆一直盖到脚面，盖得严严实实。车里的灯不知怎么闪了两闪。

　　就在灯又亮起来的那一瞬，我看见坐在我前头的老人直起了腰。

　　那老人姓皮，后来我才知道他在城北干了大半辈子白事，装殓、铺金、扎纸的活计都做过，一双眼睛毒得很。他一路上没出声，这会儿却慢慢回过头，从毡帽底下盯着最后一排看。车一晃，他的手攥上了我的胳膊。

　　他那只手枯，力气却大，五根指头跟铁钩似的抠进我棉袖子里。我刚要张嘴，他先开了口，声音压得极低，只够我一个人听见。

　　“小子，”他说，“你看那三个，冷不冷？”

　　我顺着他的话又瞄了一眼，小声说这大冷天的，谁不冷。皮老头摇了摇头。他说他盯了三站地，那三个人从上车到现在，袍子里没出过一口白气。满车的人说话都带着白雾，单是他们三个，跟三尊像似的。

　　我当时背上就窜起一层凉意，强笑了一下，说兴许人家穿得厚。皮老头不接话，鼻子轻轻抽了抽，又问我闻到没有。我吸了吸鼻子，车里原有的汽油味、棉絮味底下，不知什么时候起了一股子潮土腥气，混着一点烧纸灰的冷味，像新翻开的坟坑叫雪压过。他说那是新坟里带出来的土，入了冬地冻，土味散不出去，裹在袍子里，上车一暖就返上来了。

　　车晃得厉害，灯又闪。这一回我看清了，最后一排那三个人，袍子下摆一直垂着，垂到座位底下，座位底下空空荡荡，连鞋尖都没有。中间那个垂着头的，一条胳膊搭在扶手上，那只手背上的皮色发青，指甲乌紫。架着他的两个人，一左一右把他夹在当中，活人抓死人的那只手用足了力气，指节绷得发白，自己的手倒在一下一下地抖。

　　我吓得一口凉气噎在嗓子里，半天没喘上来。等我缓过神，皮老头已经站起了身。

　　我万没想到他接下来做的事。他一把揪住我的衣领，扯开嗓子，满车都听得见：“好你个三只手！老子上车打个盹的工夫，钱包就让你摸了去！大伙给评评理！”

　　满车的人都回过头。货郎先站起来，嚷着要搜身，两个山货汉子也围过来。我又惊又窘，说我没有。皮老头不依，指着我的鼻子骂，手底下使劲，半拖半架把我往车门那边拽。他一边拽一边冲满车人喊，说前边不远就是派出所，谁也别护着，这贼他得亲手揪下去。那抱孩子的媳妇吓得把娃抱紧了，单大姐站起来想说句什么，嘴张了张。就在这当口，葛师傅回头看了一眼，皱着眉把车停下。车门哧地开了，夜风夹着雪沫子灌进来，皮老头连他那个蓝布包袱都不要了，连推带搡把我弄下了车，自己也跳下来，回手冲车上喊：“前边不远就是派出所，咱爷俩说道清楚！走！”

　　车停了一停。我听见单大姐在车门里问了句什么，葛师傅闷声说了句别耽误点，车门合上了。那辆车晃了两晃，重新开起来，两盏尾灯一红一白，很快叫山弯吞了进去。

　　我站在雪地里又急又气，跺着脚说老人家你认错人了，我哪只手摸你钱包了。皮老头盯着那车走远，脸上的血色这才一点一点回来。他松开我，自己往路边一块石头上坐下去，手抖得半天没摸出兜里的烟。

　　“小子，”他说，“我救你一命，你倒还怨我。”

　　他点了三回火没点着，第四回总算点上了，狠狠吸了一口。火星在黑暗里明一下灭一下，照着他满脸的褶子。他说这烟本来是留着压惊的，没想到真用上了。我催他快讲，他却先问我一句，说小子，你信不信，人这一辈子，最该怕的从来不是死人。死人躺着不动，动的是活人心里那个念头。他说他干白事干了五十年，抬过的死人比我见过的活人都多，可真正叫他后半夜睡不着觉的，没一回是死人。上车那三个，哪里是什么三个人。前头两个是活人，中间那个，是他们从坟里弄出来的死人。

　　我听得头皮发麻。皮老头说他早年间在山里见过这种勾当，有那心黑的，专刨新坟盗尸，倒腾去远处配阴婚。两个活人一个死人，三人挤一排坐，袍子盖脚，为的是遮尸身。死人僵，靠他们架着，远看就是个垂头打盹的病人。他又说，单是盗尸还不至于要命，要命的是那两个活人。这种事一旦叫同车的人看破了脸，他们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车里灯闪那两下，他就明白，这车只要再往前开两站，等下了正道，一车的人都别想囫囵着下去。

　　“我不喊你抓贼，”老头把烟屁股摁进雪里，“你肯跟我下车么？我当着满车人给你作个揖，你这条小命，是自己走下来的。”

　　我站在风口上，半天说不出话。那一夜雪又落下来，我扶着皮老头，两个人深一脚浅一脚往回走，走了足有一个多时辰才见着亮。路过一个道班房，皮老头把我塞进去烤火，自己连夜去了山外的巡防所报信。我守着一盆炭火坐到天亮，棉袄上的雪化了又冻，怀里那枚铜铃安安静静，一声没响。

　　第二天午后，消息传下山。我放心不下，跟着师傅一路走了二十多里地，到了出事的地方。

　　那班北线末班车没能到终点。车出了山道以后，在一处叫冷坞的水库边上翻了，连人带车砸在冰面上，撞开一大片薄冰，沉了大半截。我赶到的时候，人正一个一个从水里捞上来，排在岸边的芦席上。葛师傅的手还搭在方向盘那个姿势上，怀里抱着个拧开的油壶。单大姐躺在那儿，枣红围巾湿成了深色，一只手攥着，手心里是三张又潮又软的票子。货郎，两个山货汉子，那个抱孩子的媳妇连同怀里的娃，一个没剩。最后一排那三个，捞上来的时候还死死挤在一处，中间那个尸身上裹着两重衣裳，指头乌紫，早不是新近才断的气。

　　案子很快查明。那两个活的是惯犯，在山下刨了一座新坟，盗出新丧的妇人，连夜要运去外地。三个人三张嘴，买的却是三张票。车上的油料里掺了劣等的杂油，半道上火头接不上，葛师傅十有八九是在抢挡、溜坡的当口失了控，才一头栽下了路基。一车人，一半栽在歹人手里，一半栽在那桶见不得光的油里。

　　师傅回来在铺子里坐了一宿。他说单大姐接钱那会儿指尖发僵，多半是摸着了那三张票子不对——新印的票子硬挺，死人身上带出来的钱，又潮又软，还夹着土腥气。她当时若喊一嗓子，兴许满车的人还能早一步下车，可她一个跑车的妇人，心里没底，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人就是这样，有些事怕一耽搁，就再也没了开口的机会。

　　后来这桩事在山底下越传越走样，说成了末班车上拉着三个没有腿的旧朝官人，油箱里烧的不是油，是纸钱灰。传的人添油加醋，听的人脊梁发凉，没一个知道真正的单大姐也曾差一点开口。我听着从不接话，也不辩白。那年月山里的夜路长，人总得给自己找个说法，鬼怪一说反倒省心，省心到忘了那车上坐的，原都是和你我一样怕冷怕晚的活人。

　　皮老头那年冬天过后就收了手艺，再不做白事。临走他把那个蓝布包袱送了我，里头是一沓没烧出去的纸钱，还有半本他手抄的册子，记的全是装殓路上的讲究。册子扉页上一行字：夜路三不看，不看脚，不看钱，不看回头脸。我问他这话什么意思，他摆摆手，说等你活到我这岁数就懂了。

　　我后来接了积古斋，也收旧物，也走夜路，只是再晚也不赶山里的末班车。

　　只有一回，那年我也三十多岁了，深秋的夜里送人下山，又经过那个叫风刮歪了站牌的岔路口。一辆北线的车不知什么时候停在那儿，车门开着，里头黄灯下坐着几个人，售票的妇人探出头，哑着嗓子喊了一句上车关门。

　　我鬼使神差地往车头看了一眼。那车的号牌，是我十九岁那年记到骨头里的几个字。

　　我没动。她也不催。车停了一停，车门慢慢合上，两盏尾灯一红一白，晃了两晃，顺着山道开走了。那一夜没风没雪，我在岔路口站到东方泛白，也没弄明白，我究竟是没上那辆车，还是十九岁那年就已经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