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时与我在一起》北鹤江烙

3、废弃车间 第三章

　　第三章废弃车间
　　城东老厂区比我想象中更荒。
　　公交车在终点站停下，司机回头看了我一眼，没说话。我下车，站在一片空地上，四周是废弃的厂房，铁皮屋顶锈穿了，露出底下的骨架。风从厂房之间的缝隙灌进来，呜呜地响，像什么东西在哭。
　　我按着纸条上的地址走。路是碎石子铺的，踩上去咯吱咯吱响。两边厂房的门都锁着，铁链锈死了，锁头上结着一层灰。走到第三排厂房时，我停下来。
　　门是开着的。
　　铁门半掩，门轴锈了，推起来吱呀一声，像叹气。我站在门口，没有马上进去。里面很暗，光线从屋顶的破洞漏进来，落在地上，切出一道道窄窄的白。空气里有一股味道——铁锈味，灰尘味，还有一股说不清的东西，像药水，又像某种化学品。
　　我走进去。地面是水泥的，裂了缝，缝隙里长着草。厂房很大，空荡荡的，角落里堆着一些废铁皮和旧木箱。墙上有一块牌子，白底红字，字已经褪色了：“城东医疗器械厂，第三车间。”
　　我继续往里走。走到厂房深处时，我看见了那台机器。
　　是一台大型设备，锈迹斑斑，像一头死去的铁兽。机器旁边有一张桌子，桌上放着一只烧杯，杯壁残留着一层白色粉末。我伸手碰了一下杯壁，凉的。粉末在指尖搓开，细腻，像面粉，但闻起来有一股淡淡的苦味。
　　我拿出手机拍了几张照片。光线不好，照片有点糊。我蹲下来，看地面。水泥地上有拖拽的痕迹，像是重物被拖过，留下几道深色的划痕。划痕延伸到墙角，那里堆着一卷旧塑料布。我走过去，掀开塑料布——底下是一只纸箱，纸箱里装着几包透明塑料袋，袋子里是白色粉末。
　　我没有碰那些袋子。我退后两步，又拍了几张照片。然后我听见了脚步声。
　　脚步声从厂房门口传来，不重，但很稳，像一个人不慌不忙地走进来。我直起身，把手机揣进口袋，转身。
　　门口站着一个男人。穿一件灰色夹克，手插在兜里，个子不高，但很结实。他看了我一眼，又看了看我身后的纸箱，然后说：“你是干什么的？”
　　“路过的。”我说。
　　“路过？”他笑了一下，“这里没有路。”
　　我没说话。他也没说。厂房里很静，静得能听见风从屋顶破洞灌进来的声音，呜呜地响。他往前走了一步，我也往后退了一步。他看见了。
　　“你紧张什么？”他说，“我又不打你。”
　　“我没紧张。”我说。
　　“那你退什么？”
　　我没回答。他又笑了一下，从兜里掏出一包烟，抽出一根，点上。烟雾升起来，在光线里散开，像一团灰色的雾。他吸了一口烟，然后说：“你是周诚的弟弟吧？”
　　我看着他，没说话。
　　“你哥来过这里。”他说，“他跟你一样，也是一个人来的。来了三次，每次都在那台机器旁边站很久。”
　　他吐了一口烟：“后来他就不来了。听说他死了。”
　　“你怎么知道他死了？”
　　“听说的。”他说，“这地方消息传得快。”
　　他把烟头扔在地上，踩灭。然后他转身，朝门口走去。走到门口时，他停了一下，没有回头，说：“你哥走的时候，把那台机器擦干净了。他说，别让灰落上去。”
　　我没说话。他走出门，脚步声越来越远，最后听不见了。
　　我站在厂房里，站了很久。风从屋顶破洞灌进来，吹得那卷旧塑料布沙沙响。我走到那台机器旁边，伸手摸了一下表面。铁是凉的，但很干净——确实没有灰。像是有人擦过，擦得很仔细，连缝隙里都干干净净。
　　我蹲下来，看机器底座。底座上刻着一行小字，字迹很浅，像是用指甲划的：“霜降。”
　　我拍了照。然后我站起来，走出厂房，把铁门重新掩好。门轴又响了一声，像叹气。
　　回到局里，我把照片导出来，一张一张看。烧杯、白色粉末、塑料布、机器、底座上的“霜降”。我把照片打印出来，夹进案卷里，放在哥哥那张便签旁边。
　　老邱走进来，看了一眼照片，没说话。他拧开保温杯，喝了一口水，然后说：“你去了。”
　　“去了。”
　　“你哥也去了。”他说，“他拍了同样的照片。”
　　“他拍到什么了？”
　　老邱没有马上回答。他把保温杯放在桌上，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抽出一根，点上。烟雾升起来，在灯光里散开。他吸了一口烟，然后说：“你哥拍到了一个人。”
　　“谁？”
　　“陈永年。”
　　我看着他。他没看我。他盯着桌上的照片，说：“你哥拍到陈永年从那台机器旁边走过。只有一张，背影，模糊。但够用了。”
　　“那他为什么没抓？”
　　老邱把烟掐灭，说：“因为只有一张背影。不够。他要的是完整的证据链。”
　　他停了一下：“你哥不是不想抓，是抓了会打草惊蛇。”
　　我走出老邱的办公室，天已经黑了。走廊里的灯亮着，白炽灯，照得地面发白。我走到楼梯口，停下来，从口袋里掏出那两张纸条，展开。
　　一张写着：废弃医疗器械厂，城东，老厂区。
　　一张写着：别来。
　　我看了很久。然后我把纸条折好，放回口袋里，走下楼。
　　回到宿舍，我打开衣柜，把牛皮纸袋拿出来。我撕开胶带，把验血报告拿出来，又放回去。把照片拿出来，又放回去。然后我摸到纸袋底部，那张纸条还在，折得很小，塞在角落里。
　　我展开纸条。上面写着一个地址：城中村，榕树巷，12号。
　　我把纸条折好，放回纸袋里，把纸袋放回衣柜底层，锁好柜门。然后我走到窗边，推开窗户。夜风灌进来，带着一股凉意。我站在窗前，看见院子里有人在抽烟，烟头一明一灭，像一颗红色的星星。
　　我关上窗户，走到床边，躺下来。天花板是白的，有一道裂缝，从墙角延伸到灯座。我盯着那道裂缝，看了很久。然后我闭上眼睛，听见走廊尽头水龙头滴水的声音，一下，一下，像在数什么。
　　第二天早上，我接到阿素的电话。她在电话里说了一句话，声音很轻，像怕被人听见：“你哥死前一周，来找过我。他说，如果他不在了，让我告诉你——别打开那个柜子。”
　　我握着手机，没有说话。电话那头，阿素也没有说话。沉默了很久，她说：“你还在吗？”
　　“在。”我说。
　　“你哥说的柜子，”她说，“你知道是哪个吗？”
　　“知道。”
　　我挂断电话，走到衣柜前。我拉开柜门，蹲下去，把底层的东西一件一件拿出来。鞋子、旧衣服、牛皮纸袋。然后我看见柜子底板上，有一道缝。
　　缝很细，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我伸手去摸，指尖碰到木板的边缘——是松的。我用力一抠，底板翘起来。底下有一个夹层。
　　夹层里放着一只信封。信封是牛皮纸的，没有封口。我抽出里面的东西——是一份手写的名单，纸张泛黄，边角卷起来了。名单上有五个名字，第一个是陈永年，后面四个我不认识。每个名字旁边都有一行铅笔小字，是哥哥的笔迹。
　　陈永年旁边写着：“表面干净，底下一层霜。”
　　第二个名字旁边写着：“他的司机，负责转运。”
　　第三个名字旁边写着：“财务，壳公司法人。”
　　第四个名字旁边写着：“中间人，负责境外对接。”
　　第五个名字旁边写着：“保护伞，具体身份待查。”
　　我蹲在衣柜前，拿着那份名单，看了很久。窗外天已经亮了，光从窗帘缝里漏进来，落在地板上，切出一道窄窄的白。我伸手去摸那块光，指尖碰到地板，是凉的。
　　我把名单折好，放回信封里，把信封放回夹层，把底板盖好，把东西一件一件放回去。然后我锁好柜门，站起来，走到窗边，推开窗户。
　　晨风灌进来，带着一股凉意。我站在窗前，看见院子里有人在跑步，有人在买早餐，没有人抬头看我。
　　我关上窗户，走到桌前，拿起手机。我拨了一个电话，等了一会儿，接通了。
　　“老邱，”我说，“我哥留了一份名单。”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老邱说：“我知道了。”
　　他没有问我名单在哪。他也没有问我怎么找到的。他只是说：“我知道了。”
　　我挂断电话，把手机放在桌上。屏幕亮了又灭，亮了又灭。我站在窗前，看着窗外，看了很久。
　　然后我打开衣柜，把牛皮纸袋拿出来，撕开胶带，把验血报告拿出来，又放回去。把照片拿出来，又放回去。然后我合上纸袋，把纸袋放回衣柜底层，锁好柜门。
　　我走到床边，躺下来。天花板是白的，有一道裂缝，从墙角延伸到灯座。我盯着那道裂缝，看了很久。
　　然后我闭上眼睛，听见走廊尽头水龙头滴水的声音，一下，一下，像在数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