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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霜   第二十 ...

  •   第二十六章霜
      我搬进新办公室的第三天,接到第一个案子。
      案子不大。一个中学的会计,挪用公款,金额不大,但拖了两年没结。我翻着卷宗,看了很久。然后我合上卷宗,站起来,走到窗前。
      窗外天很蓝,云很白。院子里有人在跑步,有人在买早餐,没有人抬头看我。风灌进来,吹得桌上的文件哗啦响。我站在窗前,看着那片天,看了很久。
      然后我转身,走出办公室。
      我去了那个中学。
      学校在城西,一所普通中学,围墙刷着白漆,门口挂着牌子。我走进去,门卫拦住我,问:“你找谁?”
      “我找会计室。”我说。
      门卫看了我一眼,放我进去。我穿过操场,走到办公楼。会计室在二楼,门虚掩着。我推开门,看见一个女人坐在桌前,正在看电脑。她看见我进来,抬起头,说:“你找谁?”
      “我找张会计。”我说。
      “我就是。”她说,“你是谁?”
      “我是省厅专案组的。”我说,“我姓周。”
      她看着我,没有说话。她坐在那里,像一块石头。我走到她桌前,坐下来。我把卷宗放在桌上,说:“张会计,你挪用公款的事,我们已经查清了。”
      她没有说话。她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她看了很久,然后抬起头,看着我的眼睛。
      “我知道。”她说。
      “你知道?”我说。
      “我知道。”她说,“我早就知道,会有这一天。”
      我坐在椅子上,没有说话。办公室里很安静,只有电脑嗡嗡的声响。我看着对面的女人,她看着我。我们都没有说话。
      “我挪用公款,”她说,“是为了给我儿子治病。”
      我看着她,没有说话。
      “我儿子得了白血病。”她说,“需要换骨髓。手术费要三十万。我拿不出来。”
      “我借遍了亲戚朋友,还是不够。”她说,“我没办法。我挪用了公款。”
      我坐在椅子上,没有说话。办公室里很安静,只有电脑嗡嗡的声响。我看着对面的女人,她看着我。我们都没有说话。
      “我知道这是犯法的。”她说,“但我没办法。”
      我站起来,走出办公室。走廊里的灯亮着,白炽灯,照得地面发白。我走到楼梯口,停下来,从口袋里掏出哥哥的警号。金属是凉的,但握久了,会变温。
      我攥着警号,没有松开。然后我走下楼,走进风里。
      我回到办公室,坐在桌前,翻开卷宗。卷宗里写着张会计的供述,写着挪用公款的金额,写着时间。我看了很久,然后我合上卷宗,站起来,走到窗前。
      窗外天很蓝,云很白。院子里有人在跑步,有人在买早餐,没有人抬头看我。风灌进来,吹得桌上的文件哗啦响。我站在窗前,看着那片天,看了很久。
      然后我转身,走出办公室。
      我去了医院。
      医院在城东,白色的大楼,门口停着救护车。我走进去,问护士:“白血病患儿,叫什么名字?”
      护士查了一下,说:“张小雨,在五楼血液科。”
      我走上五楼,找到病房。病房里有两张床,一张空着,一张躺着一个小孩。小孩七八岁,剃着光头,脸色苍白。他看见我进来,说:“叔叔,你找谁?”
      “我找你。”我说。
      “你找我干什么?”他说。
      “我来看看你。”我说。
      我坐在床边,看着小孩。他看着我,没有说话。风从窗户缝里漏进来,吹得窗帘翻动。我坐在床边,没有动。
      “叔叔,”小孩说,“你是警察吗?”
      “对。”我说。
      “警察叔叔,”小孩说,“我妈妈是好人。”
      我看着他,没有说话。
      “我妈妈是好人。”小孩说,“她为了给我治病,才做了错事。”
      我坐在床边,没有说话。风从窗户缝里漏进来,吹得窗帘翻动。我看着小孩,他看着我。我们都没有说话。
      “叔叔,”小孩说,“你能放过我妈妈吗?”
      我站起来,走出病房。走廊里的灯亮着,白炽灯,照得地面发白。我走到楼梯口,停下来,从口袋里掏出哥哥的警号。金属是凉的,但握久了,会变温。
      我攥着警号,没有松开。然后我走下楼,走进风里。
      我回到办公室,坐在桌前,翻开卷宗。卷宗里写着张会计的供述,写着挪用公款的金额,写着时间。我看了很久,然后我合上卷宗,拿起笔,在审批栏里签了字。
      同意起诉。
      我放下笔,看着窗外。窗外天很蓝,云很白。院子里有人在跑步,有人在买早餐,没有人抬头看我。风灌进来,吹得桌上的文件哗啦响。我坐在桌前,没有动。
      我伸手进口袋,摸到哥哥的警号。金属是凉的,但握久了,会变温。
      我攥着警号,没有松开。
      第二天,我接到韩松的电话。
      “周凛,”他说,“张会计的案子,你签了同意起诉?”
      “对。”我说。
      “她儿子还在住院。”韩松说,“她要是被判了,她儿子怎么办?”
      我握着手机,没有说话。窗外天亮了,光从窗帘缝里漏进来,落在地板上,切出一道窄窄的白。我看着那块光,说:“法律就是法律。”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韩松说:“你哥不会这么办。”
      我挂断电话,把手机放在桌上。屏幕亮了又灭,灭了又亮。我走到窗前,推开窗户。晨风灌进来,带着一股凉意。我站在窗前,看见院子里有人在跑步,有人在买早餐,没有人抬头看我。
      我关上窗户,走到桌前,拿起那包薄荷糖。里面已经空了。我把空袋子放下,看着窗外,看了很久。
      然后我转身,走出办公室。
      我去了法院。
      法院在城中心,灰色的大楼,门口立着石柱。我走进去,找到刑庭的法官。法官姓王,五十多岁,戴着眼镜。他看见我进来,说:“周警官,张会计的案子,我看了卷宗。”
      “你觉得怎么样?”我问。
      “案子很清楚。”王法官说,“挪用公款,证据确凿。但考虑到她是为了给儿子治病,可以从轻处罚。”
      我坐在椅子上,没有说话。办公室里很安静,只有空调嗡嗡的声响。我看着对面的法官,他看着我。我们都没有说话。
      “周警官,”王法官说,“你哥的事,我听说了。”
      我看着他,没有说话。
      “你哥是个好警察。”王法官说,“他查的案子,很多都是大案。但他也办过小案。他办小案的时候,会考虑人情。”
      我坐在椅子上,没有说话。办公室里很安静,只有空调嗡嗡的声响。我看着对面的法官,他看着我。我们都没有说话。
      “张会计的案子,”王法官说,“我建议,从轻处罚。判三缓三。”
      我站起来,走出办公室。走廊里的灯亮着,白炽灯,照得地面发白。我走到楼梯口,停下来,从口袋里掏出哥哥的警号。金属是凉的,但握久了,会变温。
      我攥着警号,没有松开。然后我走下楼,走进风里。
      一周后,张会计的案子判了。判三缓三。她走出法院时,我看见她站在门口,风灌进来,吹得她的大衣下摆翻动。她看见我,走过来,说:“周警官,谢谢你。”
      “不用谢我。”我说,“是法官从轻处罚。”
      她没有说话。她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她看了很久,然后抬起头,看着我的眼睛。
      “周警官,”她说,“你哥的事,我听说了。你是个好警察。”
      我看着她,没有说话。风灌进来,吹得她的大衣下摆翻动。她看了我很久,然后转身,走进风里。
      我站在法院门口,看着她的背影走远。风灌进来,吹得衣领翻动。我伸手进口袋,摸到哥哥的警号。金属是凉的,但握久了,会变温。
      我攥着警号,没有松开。然后我转身,走进风里。
      回到宿舍,天已经黑了。我打开衣柜,蹲下去,把底层的东西一件一件拿出来。鞋子、旧衣服、牛皮纸袋。我抠开底板,信封还在。我抽出来,打开——背影照片还在,阿素给的纸条还在,韩松给我的报告副本还在。我把张会计案子的判决书放进去,和它们放在一起。然后我把信封放回夹层,盖好底板,把东西一件一件放回去。锁好柜门,站起来。
      我走到床边,躺下来。天花板是白的,有一道裂缝,从墙角延伸到灯座。我盯着那道裂缝,看了很久。
      然后我闭上眼睛,听见走廊尽头水龙头滴水的声音,一下,一下,像在数什么。
      第二天早上,我接到韩松的电话。
      “周凛,”他说,“省厅有个新案子,要派你去。”
      “什么案子?”我问。
      “一个走私案。”韩松说,“线索指向境外。省厅觉得,你适合去。”
      我握着手机,没有说话。窗外天亮了,光从窗帘缝里漏进来,落在地板上,切出一道窄窄的白。我看着那块光,说:“什么时候出发?”
      “下周一。”韩松说,“你准备一下。”
      我挂断电话,把手机放在桌上。屏幕亮了又灭,灭了又亮。我走到窗前,推开窗户。晨风灌进来,带着一股凉意。我站在窗前,看见院子里有人在跑步,有人在买早餐,没有人抬头看我。
      我关上窗户,走到桌前,拿起那包薄荷糖。里面已经空了。我把空袋子放下,看着窗外,看了很久。
      然后我转身,走出办公室。
      我去了哥哥的墓地。
      墓地在城郊,一片山坡上,松树成排。哥哥的墓碑是灰白色的,上面刻着名字和生卒年月。碑前放着一束花,花是新的,花瓣上还带着露水。我蹲下来,把花收走,放上一束新的。我蹲在碑前,看了很久。风灌进来,吹得松树沙沙响。我伸手,摸了摸碑上的名字。
      “哥,”我说,“我要出远门了。”
      风灌进来,吹得松树沙沙响。我蹲在碑前,没有动。我伸手进口袋,摸到哥哥的警号。金属是凉的,但握久了,会变温。
      我攥着警号,没有松开。然后我站起来,转身,走出墓地。
      我走到墓地门口时,看见一个人。
      陈雨桐。
      她站在门口,穿着一件灰色的大衣,手里拿着一束白花。她看见我,没有动。她站在那里,像一棵树。我走到她面前,停下来。我们面对面站着,风灌进来,吹得她的大衣下摆翻动。
      “我来看看周诚。”她说。
      我看着她,没有说话。
      “我听说,”她说,“你要出远门了。”
      “对。”我说。
      她没有说话。她低下头,看着手里的白花。她看了很久,然后抬起头,看着我的眼睛。
      “周诚以前,”她说,“也经常出远门。”
      我看着她,没有说话。
      “他每次出远门之前,”她说,“都会来墓地看看他父亲。他站在碑前,不说话。他站很久,然后转身,走出墓地。”
      我看着她,没有说话。风灌进来,吹得她的大衣下摆翻动。她看了我很久,然后说:“你和他很像。”
      她没有说话。她低下头,看着手里的白花。她看了很久,然后说:“我走了。”
      她转身,走进墓地。风灌进来,吹得她的大衣下摆翻动。我站在门口,看着她走远。她走到哥哥的墓碑前,蹲下来,把白花放在碑前。她蹲在碑前,没有动。风灌进来,吹得她的大衣下摆翻动。
      我看了很久。然后我转身,走进风里。
      周一,我出发了。
      我背着包,站在省厅门口。风灌进来,吹得衣领翻动。我伸手进口袋,摸到哥哥的警号。金属是凉的,但握久了,会变温。
      我攥着警号,没有松开。然后我转身,走进风里。
      我坐上车,看着窗外。窗外天很蓝,云很白。田野从窗外掠过,像一幅画。我靠在座位上,闭上眼睛。风从车窗缝里漏进来,吹得头发翻动。
      我伸手进口袋,摸到哥哥的警号。金属是凉的,但握久了,会变温。
      我攥着警号,没有松开。
      霜已经化了。但我知道,冬天还会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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