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时与我在一起》北鹤江烙

24、供 第二十

　　第二十四章供
　　老邱被留置的第七天，我见到了他。
　　赵主任安排的。他坐在留置室的桌子对面，隔着铁栏，看着我。他穿着一件灰扑扑的夹克，头发花白，脸上沟壑纵横，像一块被风沙磨过的石头。他坐在那里，没有动，像一尊石像。
　　我坐下来，隔着铁栏看着他。他没有说话。我也没有说话。我们就这样坐着，像两尊石像。
　　“你哥是个好警察。”老邱开口了。
　　我看着他，没有说话。
　　“你哥查到我，”老邱说，“是去年冬天的事。他查到了林建国，查到了洗钱链条，查到了我。他来找我，说，‘老邱，我知道你做了什么。你告诉我，你背后的人是谁。’”
　　“我说，‘周诚，我不能说。我说了，我就会死。’”
　　“你哥说，‘老邱，你死了，就没有人知道真相了。但你活着，就可以把真相告诉别人。’”
　　我坐在椅子上，没有说话。留置室里很安静，只有风扇嗡嗡的声响。我看着铁栏对面的老邱，他看着我。我们都没有说话。
　　“你哥死的那天晚上，”老邱说，“林建国派人撞了他的车。”
　　“我知道。”我说，“赵铁柱。”
　　老邱没有说话。他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他看了很久，然后抬起头，看着我的眼睛。
　　“赵铁柱是我杀的。”他说。
　　我坐在椅子上，没有说话。留置室里很安静，只有风扇嗡嗡的声响。我看着铁栏对面的老邱，他看着我。我们都没有说话。
　　“赵铁柱撞了你哥的车之后，林建国给了他五十万，让他跑路。”老邱说，“他跑了，躲进了北山。我以为他安全了。”
　　“但后来，我想了想，觉得赵铁柱不能留。”老邱说，“他知道得太多了。他活着，就是一个隐患。”
　　“我去北山找了他。”老邱说，“他躲在矿洞里，看见我来了，很害怕。他说，‘老邱，我不会说出去的。我发誓。’”
　　“我说，‘赵铁柱，我知道你不会说出去。但你活着，我就睡不着觉。’”
　　“他跪下来求我。”老邱说，“他跪在地上，说，‘老邱，我求求你，放过我。我什么都没有了，我老婆跟人跑了，我儿子也不认我。我只有这条命了。’”
　　“我没有说话。”老邱说，“我走过去，用绳子勒住他的脖子。他挣扎，踢腿，抓我的手。我没有松手。我勒了很久，直到他不动了。”
　　“然后我把他拖到矿洞深处，用碎石盖住他的尸体。”老邱说，“我走出矿洞的时候，天已经黑了。风很大，吹得我衣领翻动。我站在洞口，站了很久。然后我走下山，回到城里。”
　　我坐在椅子上，没有说话。留置室里很安静，只有风扇嗡嗡的声响。我看着铁栏对面的老邱，他看着我。我们都没有说话。
　　“你哥死的时候，”老邱说，“我在城里。我听说他死了，我知道我安全了。”
　　“但你哥没有白死。”老邱说，“他查到了我，查到了林建国，查到了沈卫东。他把证据藏在验血报告里，藏在笔记本里，藏在你哥留给你的东西里。”
　　“你哥把证据藏得很好。”老邱说，“我伪造了验血报告，但我没有找到证据。我派人搜了他的宿舍，但我没有找到笔记本被撕掉的那一页。”
　　我坐在椅子上，没有说话。留置室里很安静，只有风扇嗡嗡的声响。我看着铁栏对面的老邱，他看着我。我们都没有说话。
　　“你哥是个好警察。”老邱说，“他比谁都清楚，查下去会死。但他还是查了。”
　　“你后悔吗？”我问。
　　老邱没有说话。他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他看了很久，然后抬起头，看着我的眼睛。
　　“我不知道。”他说。
　　我站起来，走出留置室。走廊里的灯亮着，白炽灯，照得地面发白。我走到楼梯口，停下来，从口袋里掏出哥哥的警号。金属是凉的，但握久了，会变温。
　　我攥着警号，没有松开。然后我走下楼，走进风里。
　　第二天，我接到赵主任的电话。
　　“老邱的案子，已经进入审查起诉阶段了。”赵主任说，“他供认了杀赵铁柱的事实，也供认了和林建国、沈卫东的洗钱链条。证据链完整，可以起诉了。”
　　“林建国呢？”我问。
　　“林建国的引渡程序已经完成，他已经被正式逮捕。”赵主任说，“他的供述和老邱的供述相互印证，证据链完整。沈卫东的案子，也已经在走程序了。”
　　我握着手机，没有说话。窗外天亮了，光从窗帘缝里漏进来，落在地板上，切出一道窄窄的白。我看着那块光，说：“我哥的案子，算是结了吗？”
　　“你哥的案子，”赵主任说，“已经查清了。林建国派人撞了你哥的车，老邱杀了赵铁柱灭口，沈卫东提供了保护伞。你哥的死，已经有人付出了代价。”
　　我挂断电话，把手机放在桌上。屏幕亮了又灭，灭了又亮。我走到窗前，推开窗户。晨风灌进来，带着一股凉意。我站在窗前，看见院子里有人在跑步，有人在买早餐，没有人抬头看我。
　　我关上窗户，走到桌前，拿起那包薄荷糖。里面已经空了。我把空袋子放下，看着窗外，看了很久。
　　然后我转身，走出办公室。
　　我去了哥哥的墓地。
　　墓地在城郊，一片山坡上，松树成排。哥哥的墓碑是灰白色的，上面刻着名字和生卒年月。碑前放着一束花，花已经枯了，花瓣落在地上，被风吹散。
　　我蹲下来，把花收走，放上一束新的。我蹲在碑前，看了很久。风灌进来，吹得松树沙沙响。我伸手，摸了摸碑上的名字。
　　“哥，”我说，“案子结了。”
　　风灌进来，吹得松树沙沙响。我蹲在碑前，没有动。我伸手进口袋，摸到哥哥的警号。金属是凉的，但握久了，会变温。
　　我攥着警号，没有松开。然后我站起来，转身，走出墓地。
　　回到宿舍，天已经黑了。我打开衣柜，蹲下去，把底层的东西一件一件拿出来。鞋子、旧衣服、牛皮纸袋。我抠开底板，信封还在。我抽出来，打开——背影照片还在，阿素给的纸条还在，韩松给我的报告副本还在。我把老邱的供述记在一张纸上，放进去，和它们放在一起。然后我把信封放回夹层，盖好底板，把东西一件一件放回去。锁好柜门，站起来。
　　我走到床边，躺下来。天花板是白的，有一道裂缝，从墙角延伸到灯座。我盯着那道裂缝，看了很久。
　　然后我闭上眼睛，听见走廊尽头水龙头滴水的声音，一下，一下，像在数什么。
　　第二天早上，我接到韩松的电话。
　　“周凛，”他说，“省厅批了。你哥被追记一等功。”
　　我握着手机，没有说话。窗外天亮了，光从窗帘缝里漏进来，落在地板上，切出一道窄窄的白。我看着那块光，说：“什么时候授勋？”
　　“下周一。”韩松说，“在省厅礼堂。你作为家属，要上台代领。”
　　我挂断电话，把手机放在桌上。屏幕亮了又灭，灭了又亮。我走到窗前，推开窗户。晨风灌进来，带着一股凉意。我站在窗前，看见院子里有人在跑步，有人在买早餐，没有人抬头看我。
　　我关上窗户，走到桌前，拿起那包薄荷糖。里面已经空了。我把空袋子放下，看着窗外，看了很久。
　　然后我转身，走出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