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时与我在一起》北鹤江烙

23、追 第二十

　　第二十三章追
　　林建国被引渡回国后的第七天，我接到一个电话。
　　电话是韩松打来的。他说：“周凛，林建国要见你。”
　　我握着手机，没有说话。窗外天阴着，像要下雨。我看着那块落在地板上的光，说：“他为什么见我？”
　　“他说，他有话要跟你说。他说，是关于你哥的事。”
　　我挂断电话，把手机放在桌上。屏幕亮了又灭，灭了又亮。我走到窗前，推开窗户。风灌进来，带着一股凉意。我站在窗前，看了很久。
　　然后我转身，走出办公室。
　　看守所。探视室。长桌，两把椅子，中间隔着一道玻璃。林建国坐在对面，穿着囚服，头发剃短了，露出青色的头皮。他比我想象中的要瘦，颧骨突出来，眼窝陷下去。但他的眼睛是亮的，像两粒烧着的煤。
　　他看见我进来，没有动。他坐在那里，像一块石头。
　　我坐下来，隔着玻璃看着他。他没有说话。我也没有说话。我们就这样坐着，像两尊石像。
　　“你哥是个好警察。”林建国开口了。
　　我看着他，没有说话。
　　“你哥查到我，”林建国说，“是去年冬天的事。他查到了王建国的死，查到了账本，查到了我。然后他查到了老邱。”
　　“你哥来找我，”林建国说，“他说，‘林建国，我知道你做了什么。你告诉我，你背后的人是谁。’我说，‘周诚，我不能说。我说了，我就会死。’”
　　“你哥说，‘林建国，你死了，就没有人知道真相了。但你活着，就可以把真相告诉别人。’”
　　我坐在椅子上，没有说话。探视室里很安静，只有空调嗡嗡的声响。我看着玻璃对面的林建国，他看着我。我们都没有说话。
　　“你哥死的那天晚上，”林建国说，“我派人撞了他的车。”
　　我攥着拳头，没有松开。我坐在椅子上，看着玻璃对面的林建国。他看着我，像一块石头。
　　“我派的那个人，”林建国说，“叫赵铁柱。”
　　我看着他，没有说话。
　　“赵铁柱是本地人，以前在工地上开货车。”林建国说，“我给了他五十万，让他撞你哥的车。他做了，然后他跑了。”
　　“他跑到哪里去了？”
　　“不知道。”林建国说，“他撞了你哥的车之后，就消失了。我没有再见过他。”
　　我攥着拳头，没有松开。我坐在椅子上，看着玻璃对面的林建国。他看着我，像一块石头。
　　“你哥死的时候，”林建国说，“我在境外。我听说他死了，我知道我安全了。”
　　“但你哥没有白死。”林建国说，“他查到了我，查到了老邱，查到了沈卫东。他把证据藏在验血报告里，藏在笔记本里，藏在你哥留给你的东西里。”
　　“你哥把证据藏得很好。”林建国说，“我伪造了验血报告，但我没有找到证据。我派人搜了他的宿舍，但我没有找到笔记本被撕掉的那一页。”
　　我坐在椅子上，没有说话。探视室里很安静，只有空调嗡嗡的声响。我看着玻璃对面的林建国，他看着我。我们都没有说话。
　　“你哥是个好警察。”林建国说，“他比谁都清楚，查下去会死。但他还是查了。”
　　我站起来，走出探视室。走廊里的灯亮着，白炽灯，照得地面发白。我走到楼梯口，停下来，从口袋里掏出哥哥的警号。金属是凉的，但握久了，会变温。
　　我攥着警号，没有松开。然后我走下楼，走进风里。
　　赵铁柱。
　　我回到办公室，打开电脑，查赵铁柱的信息。户籍系统里，赵铁柱，男，四十五岁，本地人，住在城郊。职业：货车司机。婚姻状况：离异。子女：无。
　　我调出赵铁柱的户籍照片。照片上是一张普通的脸，方脸，浓眉，嘴唇厚。我看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然后我调出赵铁柱的交通违法记录——他有三次违章，都是超速。最近一次违章，是四年前。
　　四年前。哥哥死的那一年。
　　我调出赵铁柱的银行流水。流水显示，四年前的某一天，赵铁柱的账户里转入一笔五十万的款项。转账方，是一个境外账户。
　　我盯着屏幕，看了很久。然后我拿起手机，拨了韩松的电话。电话接通后，我说：“赵铁柱。林建国派去撞我哥车的人，叫赵铁柱。”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韩松说：“赵铁柱，我查过这个人。”
　　“你查过他？”
　　“对。”韩松说，“你哥死后，我查过所有和你哥死有关的人。赵铁柱是其中之一。但我查他的时候，他已经消失了。”
　　“他消失了？”
　　“对。”韩松说，“他撞了你哥的车之后，就消失了。他的房子空着，他的手机打不通，他的银行卡没有使用记录。他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我握着手机，没有说话。窗外风灌进来，吹得窗帘翻动。我看着那块落在地板上的光，看了很久。
　　“他可能已经死了。”韩松说。
　　“也可能没有。”我说。
　　我挂断电话，把手机放在桌上。屏幕亮了又灭，灭了又亮。我坐在桌前，看着窗外，看了很久。
　　然后我站起来，走出办公室。
　　我去了赵铁柱的家。
　　赵铁柱家在城郊，一栋老平房，红砖墙，铁门锈了。门锁着，锁也锈了。我站在门口，风灌进来，吹得铁门哐当响。我掏出手机，拨了韩松的电话。电话接通后，我说：“赵铁柱家的门锁着。”
　　“钥匙在村委会。”韩松说，“我联系村支书了，他马上到。”
　　我挂断电话，站在门口，等了一会儿。一个中年人骑着电动车过来了，停在我面前，看了我一眼，说：“你是警察？”
　　“对。”
　　中年人掏出钥匙，打开铁门。铁门推开时，发出刺耳的声响。院子里长满了草，草已经枯了，黄黄的，踩上去咔嚓响。我走进去，看见堂屋里堆着杂物，落满了灰。
　　我走进堂屋，环顾四周。墙上挂着一幅日历，日历停在四年前的某一天。我凑近看——那一天的日期，是五月十二日。
　　哥哥死的日子。
　　我站在日历前，看了很久。然后我转身，走进里屋。里屋有一张床，床上铺着被子，被子已经发霉了。床头柜上放着一个相框，相框里是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个女人，笑着，站在一片花田里。
　　我拿起相框，看了很久。然后我把相框放回去，转身，走出里屋。
　　我站在院子里，风灌进来，吹得枯草沙沙响。我掏出手机，拨了韩松的电话。电话接通后，我说：“赵铁柱家的日历，停在四年前的五月十二日。”
　　“你哥死的日子。”
　　“对。”我说，“赵铁柱在五月十二日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韩松说：“赵铁柱可能已经死了。”
　　“也可能没有。”我说。
　　我挂断电话，把手机放在桌上。屏幕亮了又灭，灭了又亮。我站在院子里，风灌进来，吹得枯草沙沙响。我看了很久，然后我转身，走出院子。
　　铁门在我身后关上，发出刺耳的声响。我站在门口，风灌进来，吹得衣领翻动。我伸手进口袋，摸到哥哥的警号。金属是凉的，但握久了，会变温。
　　我攥着警号，没有松开。然后我转身，走进风里。
　　回到宿舍，天已经黑了。我打开衣柜，蹲下去，把底层的东西一件一件拿出来。鞋子、旧衣服、牛皮纸袋。我抠开底板，信封还在。我抽出来，打开——背影照片还在，阿素给的纸条还在，韩松给我的报告副本还在。我把今天查到的东西记在一张纸上，放进去，和它们放在一起。然后我把信封放回夹层，盖好底板，把东西一件一件放回去。锁好柜门，站起来。
　　我走到床边，躺下来。天花板是白的，有一道裂缝，从墙角延伸到灯座。我盯着那道裂缝，看了很久。
　　然后我闭上眼睛，听见走廊尽头水龙头滴水的声音，一下，一下，像在数什么。
　　第二天早上，我接到一个电话。电话是村支书打来的。
　　“周警官，”他说，“赵铁柱的邻居说，他见过赵铁柱。”
　　我握着手机，没有说话。窗外天亮了，光从窗帘缝里漏进来，落在地板上，切出一道窄窄的白。我看着那块光，说：“他什么时候见过赵铁柱？”
　　“他说，”村支书说，“是去年冬天。他看见赵铁柱在村口出现过一次，穿得很破，像流浪汉一样。他喊了一声‘赵铁柱’，赵铁柱回头看了他一眼，然后就走了。”
　　“他往哪个方向走了？”
　　“他说，”村支书说，“赵铁柱往北走了。往北，是山的方向。”
　　我挂断电话，把手机放在桌上。屏幕亮了又灭，灭了又亮。我走到窗前，推开窗户。晨风灌进来，带着一股凉意。我站在窗前，看见院子里有人在跑步，有人在买早餐，没有人抬头看我。
　　我关上窗户，走到桌前，拿起那包薄荷糖。里面已经空了。我把空袋子放下，看着窗外，看了很久。
　　然后我转身，走出办公室。
　　我去了村支书说的那个地方。
　　村口往北，是一条土路，路两边是农田，农田已经荒了，长满了草。我沿着土路走，走了很久。路越来越窄，越来越难走。到最后，路消失了，只剩下一片荒草地。
　　我站在荒草地中间，风灌进来，吹得草沙沙响。我环顾四周，看不见一个人。我掏出手机，拨了韩松的电话。电话接通后，我说：“我到了村口往北的荒草地。这里没有人。”
　　“赵铁柱可能已经走了。”韩松说。
　　“也可能没有。”我说。
　　我挂断电话，把手机放在桌上。屏幕亮了又灭，灭了又亮。我站在荒草地中间，风灌进来，吹得草沙沙响。我看了很久，然后我转身，沿着来时的路往回走。
　　我走到村口时，看见一个老头坐在路边，抽着烟。他看见我，说：“你是来找赵铁柱的？”
　　“对。”
　　老头抽了一口烟，吐出来，说：“赵铁柱是个好人。”
　　我看着他，没有说话。
　　“他以前在工地上开货车，挣了不少钱。”老头说，“但他老婆跟人跑了，他就不干了。他回到村里，一个人住。后来他接了一个活，挣了一笔钱，然后就消失了。”
　　“他接了什么活？”
　　“不知道。”老头说，“但他消失之前，来找过我。他说，‘叔，我可能要出远门了。如果有一天有人来找我，你告诉他，我去了北山。’”
　　“北山在哪？”
　　“北山在村北，开车要一个小时。”老头说，“山上有个废弃的矿洞，以前是采石场。赵铁柱以前在那里干过活。”
　　我站在路边，没有说话。风灌进来，吹得衣领翻动。我伸手进口袋，摸到哥哥的警号。金属是凉的，但握久了，会变温。
　　我攥着警号，没有松开。然后我转身，走进风里。
　　我去了北山。
　　山在村北，开车要一个小时。路是土路，坑坑洼洼的，车开得很慢。我开到山脚下，把车停下来，然后步行上山。山路很陡，石头裸露，踩上去咯噔响。我爬了半个小时，看见一个废弃的矿洞。
　　矿洞口堆着碎石，洞口被一块木板封着。木板已经腐朽了，边缘烂掉，露出底下的黑洞。我站在洞口，风灌进来，吹得木板吱呀响。
　　我推开木板，走进去。
　　矿洞里很暗，只有洞口漏进来一点光。我掏出手机，打开手电筒。光柱扫过洞壁，照见石壁上的水痕，照见地上的碎石。我往里走，走了十几步，看见地上有一件东西。
　　一件外套。灰色的，旧了，落满了灰。
　　我蹲下来，捡起外套。外套的口袋里，有一张身份证。我翻过身份证，看着上面的照片和名字——赵铁柱。
　　我攥着身份证，没有松开。我站在矿洞里，风灌进来，吹得外套沙沙响。我看了很久，然后我把身份证放进口袋里，和哥哥的警号放在一起。
　　我继续往里走。矿洞越来越暗，手电筒的光柱越来越短。我走了几十步，看见地上有一堆东西。我蹲下来，用手电筒照——是一堆白骨。
　　我坐在白骨前，看了很久。风灌进来，吹得白骨上的灰散开。我伸手碰了一下白骨。指尖碰到，凉的，硬的，像石头。
　　赵铁柱死了。
　　他撞了哥哥的车之后，跑到北山，躲进了矿洞。他躲在这里，没有人找到他。然后他死在了这里。
　　我坐在白骨前，看了很久。然后我掏出手机，拨了韩松的电话。电话接通后，我说：“我找到了赵铁柱。”
　　“在哪？”
　　“北山，废弃矿洞。”我说，“他死了。只剩一堆白骨。”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挂了。然后韩松说：“他怎么死的？”
　　“不知道。”我说，“但他死在这里，没有人知道。他躲在这里，躲了四年。”
　　我挂断电话，把手机放在桌上。屏幕亮了又灭，灭了又亮。我坐在矿洞里，风灌进来，吹得白骨上的灰散开。我看了很久，然后我站起来，走出矿洞。
　　洞口的光漏进来，照得我眯起眼睛。我站在洞口，风灌进来，吹得衣领翻动。我伸手进口袋，摸到哥哥的警号。金属是凉的，但握久了，会变温。
　　我攥着警号，没有松开。然后我转身，走下山。
　　回到宿舍，天已经黑了。我打开衣柜，蹲下去，把底层的东西一件一件拿出来。鞋子、旧衣服、牛皮纸袋。我抠开底板，信封还在。我抽出来，打开——背影照片还在，阿素给的纸条还在，韩松给我的报告副本还在。我把赵铁柱的身份证放进去，和它们放在一起。然后我把信封放回夹层，盖好底板，把东西一件一件放回去。锁好柜门，站起来。
　　我走到床边，躺下来。天花板是白的，有一道裂缝，从墙角延伸到灯座。我盯着那道裂缝，看了很久。
　　然后我闭上眼睛，听见走廊尽头水龙头滴水的声音，一下，一下，像在数什么。
　　第二天早上，我接到韩松的电话。
　　“法医鉴定结果出来了。”他说，“赵铁柱是被人勒死的。”
　　我握着手机，没有说话。窗外天亮了，光从窗帘缝里漏进来，落在地板上，切出一道窄窄的白。我看着那块光，说：“被谁勒死的？”
　　“不知道。”韩松说，“但勒死他的人，手法很专业。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
　　我挂断电话，把手机放在桌上。屏幕亮了又灭，灭了又亮。我走到窗前，推开窗户。晨风灌进来，带着一股凉意。我站在窗前，看见院子里有人在跑步，有人在买早餐，没有人抬头看我。
　　我关上窗户，走到桌前，拿起那包薄荷糖。里面已经空了。我把空袋子放下，看着窗外，看了很久。
　　然后我转身，走出办公室。
　　我去了看守所。
　　探视室。长桌，两把椅子，中间隔着一道玻璃。林建国坐在对面，穿着囚服，头发剃短了，露出青色的头皮。他看见我进来，没有动。他坐在那里，像一块石头。
　　我坐下来，隔着玻璃看着他。
　　“赵铁柱死了。”我说。
　　林建国没有说话。他坐在那里，像一块石头。
　　“他死在北山的矿洞里。”我说，“他是被人勒死的。”
　　林建国没有说话。他坐在那里，像一块石头。
　　“是你派人杀了他？”我说。
　　林建国没有说话。他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他看了很久，然后抬起头，看着我的眼睛。
　　“不是我。”他说。
　　“那是谁？”
　　林建国没有说话。他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他看了很久，然后说：“我不知道。”
　　我坐在椅子上，没有说话。探视室里很安静，只有空调嗡嗡的声响。我看着玻璃对面的林建国，他看着我。我们都没有说话。
　　“赵铁柱撞了你哥的车之后，”林建国说，“我给了他五十万，让他跑路。他跑了，躲进了北山。我以为他安全了。”
　　“但他死了。”林建国说，“他被人勒死了。勒死他的人，手法很专业。”
　　“你知道是谁吗？”
　　林建国没有说话。他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他看了很久，然后抬起头，看着我的眼睛。
　　“我不知道。”他说，“但我猜，是老邱。”
　　我坐在椅子上，没有说话。探视室里很安静，只有空调嗡嗡的声响。我看着玻璃对面的林建国，他看着我。我们都没有说话。
　　“老邱知道赵铁柱的存在。”林建国说，“老邱说，‘赵铁柱不能留。他知道得太多了。’我说，‘老邱，赵铁柱已经跑了，他不会说出去的。’老邱说，‘林建国，你不懂。赵铁柱活着，就是一个隐患。’”
　　“我没有听老邱的话。”林建国说，“我留了赵铁柱一条命。但老邱没有留。”
　　我站起来，走出探视室。走廊里的灯亮着，白炽灯，照得地面发白。我走到楼梯口，停下来，从口袋里掏出哥哥的警号。金属是凉的，但握久了，会变温。
　　我攥着警号，没有松开。然后我走下楼，走进风里。
　　我去了省纪委。
　　赵主任在办公室，正在看一份文件。他看见我进来，放下文件，说：“坐。”
　　我坐下。我把赵铁柱的身份证放在他桌上，说：“赵铁柱死了。他死在北山的矿洞里。他是被人勒死的。”
　　赵主任拿起身份证，看了一会儿。他放下身份证，看着我：“谁杀的？”
　　“林建国说，是老邱。”我说，“但老邱已经自首了。他说，他愿意作证，指证林建国和沈卫东。”
　　赵主任没有说话。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然后放下。他看着窗外，看了很久。然后他说：“老邱自首的时候，没有提过赵铁柱。”
　　“他当然不会提。”我说，“他杀了赵铁柱。他提了，就是承认自己杀人。”
　　赵主任没有说话。他站起来，走到窗边，背对着我。窗外风灌进来，吹得桌上的文件哗啦响。他站了很久，然后说：“你打算怎么办？”
　　“我想见老邱。”我说，“我想当面问他。”
　　赵主任没有说话。他转过身，看着我。他看了很久，然后说：“老邱现在被留置了。你不能见他。”
　　“但我有话要问他。”
　　“问他什么？”
　　“问他，”我说，“赵铁柱是不是他杀的。”
　　赵主任没有说话。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然后放下。他看着窗外，看了很久。然后他说：“老邱的案子，已经进入审查起诉阶段了。他的自首材料，足够定罪。但赵铁柱的死，还没有查清楚。”
　　“我知道。”我说，“但赵铁柱的死，和我哥的死有关。赵铁柱撞了我哥的车，然后他死了。杀他的人，一定和我哥的死有关。”
　　赵主任没有说话。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然后放下。他看着我的眼睛，说：“你哥的案子，已经结了。林建国被引渡回国，老邱自首，沈卫东被留置。你哥的死，已经有人付出了代价。”
　　“但赵铁柱的死，还没有人付出代价。”我说。
　　赵主任没有说话。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然后放下。他看着窗外，看了很久。然后他说：“你比你哥还像警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