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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空   第十四 ...

  •   第十四章空
      韩松没有回电话。
      我等了三天。三天里,我每天去专案组,坐在自己的位置上,翻材料,写报告,等电话。电话没有响。韩松也没有出现。我问组里的人,韩组长去哪了。他们说,韩组长去省里开会了,开什么会,不知道。
      第四天,我收到一封信。
      信是寄到宿舍的,牛皮纸信封,没有寄件人。邮戳显示,寄出地是省城。我拆开信封,里面只有一张纸。纸上打印着一行字:“陈雨桐已回国。她住在城东,金湖花园,三栋二单元,502。”
      没有署名。
      我把信放下,看着那行字,看了很久。窗外天阴着,像要下雨。我拿起手机,拨了老邱的电话。电话响了很久,没有人接。我又拨了一次,还是没有人接。
      我放下手机,站起来,走出办公室。走廊里的灯亮着,白炽灯,照得地面发白。我走到楼梯口,停下来,从口袋里掏出哥哥的警号。金属是凉的,但握久了,会变温。
      我攥着警号,没有松开。然后我走下楼,走进风里。
      金湖花园在城东,一片新建的小区,楼是新的,绿化也是新的。我找到三栋二单元,坐电梯上到五楼。走廊里很静,静得能听见电梯运行的嗡嗡声。我走到502门前,门关着。我按了门铃,没有人应。又按了一次,还是没有人应。
      我站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然后我蹲下来,看见门缝底下塞着一封信。信是白色的,没有署名。我展开信,里面只有一行字:“你哥来过这里。他走的时候,说了一句话。”
      我攥着信,没有松开。我把信折好,放进口袋里,和哥哥的警号放在一起。然后我站起来,转身,走进电梯。
      电梯下行的时候,我看着楼层数字一格一格跳。五楼,四楼,三楼,二楼,一楼。电梯门打开,我走出去,站在单元门口。风灌进来,吹得衣领翻动。我抬头看了一眼五楼的窗户——窗帘拉着,看不见里面。
      我站在单元门口,站了很久。然后我转身,走出小区。
      回到宿舍,天已经黑了。我打开衣柜,蹲下去,把底层的东西一件一件拿出来。鞋子、旧衣服、牛皮纸袋。我抠开底板,信封还在。我抽出来,打开——背影照片还在,阿素给的纸条还在,韩松给我的报告副本还在。我把那封信放进去,和它们放在一起。然后我把信封放回夹层,盖好底板,把东西一件一件放回去。锁好柜门,站起来。
      我走到床边,躺下来。天花板是白的,有一道裂缝,从墙角延伸到灯座。我盯着那道裂缝,看了很久。
      然后我坐起来,打开床头柜的抽屉。那盏小台灯还亮着,光落在哥哥的警号上,泛着一层暖色。我看着那盏灯,没有关。然后我躺下来,闭上眼睛,听着灯管轻微的电流声,嗡嗡的,像一只虫子在夜里飞。
      第二天,我又去了金湖花园。
      这一次,我按了门铃。门开了。
      开门的是一个年轻女人,瘦,长头发,穿一件白衣服。她看见我,没有惊讶,也没有说话。她站在门口,看着我,看了很久。然后她说:“你是周凛?”
      “你认识我?”
      “你哥跟我说过你。”她说,“他说,如果他弟弟来找我,让我把一样东西交给他。”
      她转身,走进屋里。我跟进去。屋里很干净,家具很少,茶几上放着一杯水,水已经凉了。她从卧室里拿出一个信封,递给我。信封是黄色的,旧了,边角磨白了。她递给我的时候,说:“这是你哥留下的。”
      我接过信封,没有马上打开。我看着她的眼睛,说:“你哥什么时候来过?”
      “三个月前。”她说,“他来找我,问我知不知道我父亲的事。我说,我知道。他说,你父亲留下的账本,你保管好,别让任何人知道。”
      她停了一下:“他说,‘如果有人来找你,你就把这个信封交给他。’”
      “他说的‘他’是谁?”
      “他说,‘我弟弟。’”
      我攥着信封,没有松开。信封很薄,里面只有一张纸。我打开信封,抽出那张纸。纸上只有一行字,是哥哥的笔迹,我认得。那行字是:
      “账本在榕树巷12号,地板底下。”
      我站在屋里,攥着那张纸,没有松开。窗外风灌进来,吹得窗帘翻动。我看着陈雨桐,说:“你父亲留下的账本,你见过吗?”
      “没有。”她说,“我父亲死之前,把账本藏了起来。他只告诉我,账本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他没有告诉我具体在哪。”
      “你哥找到那个地方了?”
      “我不知道。”她说,“你哥来找我的时候,跟我说,他已经找到了。但他没有告诉我具体在哪。”
      她看着我:“他说,‘如果有一天,我弟弟来找你,你就把这个信封交给他。他会知道怎么做。’”
      我走出金湖花园时,天已经黑了。路灯亮着,照得地面发白。我站在小区门口,风灌进来,吹得衣领翻动。我伸手进口袋,摸到那个信封。信封是薄的,里面只有一张纸。我攥着信封,没有松开。
      然后我转身,走进夜色里。
      回到宿舍,我打开衣柜,蹲下去,把底层的东西一件一件拿出来。鞋子、旧衣服、牛皮纸袋。我抠开底板,信封还在。我抽出来,打开——背影照片还在,阿素给的纸条还在,韩松给我的报告副本还在。我把哥哥留下的那张纸放进去,和它们放在一起。然后我把信封放回夹层,盖好底板,把东西一件一件放回去。锁好柜门,站起来。
      我走到床边,躺下来。天花板是白的,有一道裂缝,从墙角延伸到灯座。我盯着那道裂缝,看了很久。
      然后我坐起来,打开床头柜的抽屉。那盏小台灯还亮着,光落在哥哥的警号上,泛着一层暖色。我看着那盏灯,没有关。然后我躺下来,闭上眼睛,听着灯管轻微的电流声,嗡嗡的,像一只虫子在夜里飞。
      第二天,我去了榕树巷。
      巷子还是那样,窄,旧,墙皮剥落,露出底下的红砖。电线在头顶横七竖八地挂着,像一张网。我走到12号门前,门锁着。我掏出钥匙,打开门。屋里很暗,灰尘在光里浮动。我走到堂屋中间,蹲下来,敲了敲地板。声音是空的。
      我撬开那块地板。地板底下,有一个铁盒子。盒子是铁的,生了锈,边角磨得发亮。我打开盒子,里面有一本账本。账本是牛皮纸封面的,厚厚一本,边角卷了。我翻开第一页——上面记录着日期、金额、地点,字迹工整,像印刷体一样。
      我合上账本,把铁盒子放回地板底下,盖好地板,站起来。我站在堂屋中间,看着那扇关着的门。门缝里漏进来一线光,落在地板上,像一道窄窄的白。
      我走到门口,停下来。我回头看了一眼那盏台灯——它还亮着,光落在哥哥的警号上,泛着一层暖色。我看了很久,然后我关上门,走进走廊。
      走廊里的灯亮着,白炽灯,照得地面发白。我走到楼梯口,停下来,从口袋里掏出哥哥的警号。金属是凉的,但握久了,会变温。
      我攥着警号,没有松开。然后我走下楼,走进阳光里。
      回到宿舍,我打开衣柜,蹲下去,把底层的东西一件一件拿出来。鞋子、旧衣服、牛皮纸袋。我抠开底板,信封还在。我抽出来,打开——背影照片还在,阿素给的纸条还在,韩松给我的报告副本还在。我把账本放进去,和它们放在一起。然后我把信封放回夹层,盖好底板,把东西一件一件放回去。锁好柜门,站起来。
      我走到床边,躺下来。天花板是白的,有一道裂缝,从墙角延伸到灯座。我盯着那道裂缝,看了很久。
      然后我闭上眼睛,听见走廊尽头水龙头滴水的声音,一下,一下,像在数什么。
      第二天,我打电话给韩松。电话响了很久,没有人接。我又拨了一次,还是没有人接。我放下手机,看着窗外。天阴着,像要下雨。
      我坐在桌前,看着那块落在地板上的光。光在移动,从地板的一角,移到另一角。我看着光,看了很久。然后我站起来,走到衣柜前。我蹲下去,把底层的东西一件一件拿出来。鞋子、旧衣服、牛皮纸袋。我抠开底板,把信封拿出来。我抽出账本,翻开第一页,看着那行字迹工整的记录。
      日期,金额,地点。一笔一笔,清清楚楚。
      我合上账本,放回信封,盖好底板,把东西一件一件放回去。锁好柜门,站起来。我走到窗前,推开窗户。风灌进来,带着一股凉意。我站在窗前,看见院子里有人在收衣服,有人在抽烟,没有人抬头看我。
      我关上窗户,走到桌前,拿起那包薄荷糖。里面已经空了。我把空袋子放下,看着窗外,看了很久。
      然后我转身,走到门口,停下来。我回头看了一眼那盏台灯——它还亮着,光落在哥哥的警号上,泛着一层暖色。我看了很久,然后我关上门,走进走廊。
      走廊里的灯亮着,白炽灯,照得地面发白。我走到楼梯口,停下来,从口袋里掏出哥哥的警号。金属是凉的,但握久了,会变温。
      我攥着警号,没有松开。然后我走下楼,走进风里。
      我去了省纪委。
      接待我的是一名中年干部,姓赵,戴一副眼镜,说话很慢。我把账本放在他桌上,说:“这是王建国留下的账本,记录了他经手的每一笔交易。”
      赵干部翻开账本,一页一页看。他看得很慢,每一页都看很久。他看完最后一页,合上账本,看着我:“你从哪里找到的?”
      “榕树巷12号,地板底下。”
      “你哥留下的?”
      “我哥查到的。”我说,“他查了三个月,找到了账本。但他没有来得及交出去。”
      赵干部看着账本,看了很久。然后他说:“你哥的案子,省纪委已经立案了。沈卫东被留置以后,供出了一些线索。但那些线索,都不如这份账本清楚。”
      他站起来,走到窗边,背对着我:“你哥是好警察。他的案子,会查到底的。”
      我走出省纪委时,天已经黑了。路灯亮着,照得地面发白。我站在门口,风灌进来,吹得衣领翻动。我伸手进口袋,摸到哥哥的警号。金属是凉的,但握久了,会变温。
      我攥着警号,没有松开。然后我转身,走进夜色里。
      回到宿舍,我打开衣柜,蹲下去,把底层的东西一件一件拿出来。鞋子、旧衣服、牛皮纸袋。我抠开底板,信封还在。我抽出来,打开——背影照片还在,阿素给的纸条还在,韩松给我的报告副本还在。我翻到报告副本的最后一页,看着那行被划掉的字:“建议对涉案车辆来源进行进一步调查。”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然后我合上报告,放回信封,盖好底板,把东西一件一件放回去。锁好柜门,站起来。
      我走到床边,躺下来。天花板是白的,有一道裂缝,从墙角延伸到灯座。我盯着那道裂缝,看了很久。
      然后我闭上眼睛,听见走廊尽头水龙头滴水的声音,一下,一下,像在数什么。
      第二天早上,我接到一个电话。电话是省纪委打来的。
      “周凛吗?”电话那头说,“赵主任让你来一趟。”
      我握着手机,没有说话。窗外天亮了,光从窗帘缝里漏进来,落在地板上,切出一道窄窄的白。我看着那块光,说:“什么事?”
      “账本的事。”电话那头说,“赵主任说,账本里有一笔记录,涉及你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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