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时与我在一起》北鹤江烙

13、雪 第十三

　　第十三章雪
　　陈雨桐半年前打的那个电话，我查了三天。
　　号码是国外的预付费卡，没有实名登记，查不到机主信息。但通话记录显示，那个号码在半年内只拨出过一次——打给一个国内的座机号。我查了那个座机号，登记单位是：城南派出所。
　　城南派出所。老邱约我见面的那家茶馆，也在城南。
　　我盯着屏幕上的号码，看了很久。窗外天阴着，像要下雨。我拿起手机，拨了老邱的电话。电话响了很久，没有人接。我又拨了一次，还是没有人接。
　　我放下手机，站起来，走出办公室。走廊里的灯亮着，白炽灯，照得地面发白。我走到楼梯口，停下来，从口袋里掏出哥哥的警号。金属是凉的，但握久了，会变温。
　　我攥着警号，没有松开。然后我走下楼，走进风里。
　　城南派出所不大，一栋三层小楼，门口挂着牌子，字已经褪色了。我走进大厅，值班民警问我找谁。我说找老邱。民警说，老邱今天休假。
　　“他明天上班吗？”我问。
　　“后天。”民警说，“他请了两天假。”
　　我走出派出所，站在门口。风灌进来，吹得衣领翻动。我看着街上来往的人，没有人抬头看我。我掏出手机，又拨了一次老邱的电话。还是没有人接。
　　我站在派出所门口，站了很久。然后我转身，朝城南茶馆走去。
　　茶馆在一条老街上，门面不大，木门木窗，门楣上挂着一块匾，写着“听雨轩”。我推开门，走进去。里面很暗，只有几盏昏黄的灯，照着木桌木椅。柜台后面坐着一个老人，正在看报纸。他抬头看了我一眼，说：“喝茶？”
　　“找人。”我说。
　　“找谁？”
　　“老邱。”
　　老人放下报纸，看了我一会儿。然后他说：“老邱不常来。他以前常来，后来不来了。”
　　“他最后一次来是什么时候？”
　　老人想了想：“半年前吧。半年前他来过一次，和一个女人一起来的。女人很年轻，不像是本地人。他们坐了一会儿，说了几句话，就走了。”
　　“那个女人长什么样？”
　　“瘦，长头发，穿一件白衣服。”老人说，“她走的时候，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回头看了一眼。然后她就走了。”
　　我走出茶馆，站在门口。风灌进来，吹得门楣上的匾晃动。我抬头看了一眼那块匾——“听雨轩”。字是行书，写得很好看。我看了很久，然后转身，走进风里。
　　回到宿舍，天已经黑了。我打开衣柜，蹲下去，把底层的东西一件一件拿出来。鞋子、旧衣服、牛皮纸袋。我抠开底板，信封还在。我抽出来，打开——背影照片还在，阿素给的纸条还在，韩松给我的报告副本还在。我把今天查到的东西记在一张纸上，放进去，和它们放在一起。然后我把信封放回夹层，盖好底板，把东西一件一件放回去。锁好柜门，站起来。
　　我走到床边，躺下来。天花板是白的，有一道裂缝，从墙角延伸到灯座。我盯着那道裂缝，看了很久。
　　第二天，老邱回来了。
　　他打电话给我的时候，我正在食堂吃饭。电话接通，他没有说“喂”，直接说：“你找我？”
　　“你昨天没接电话。”
　　“我休假。”他说，“手机没电了。”
　　“你去哪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老邱说：“你查我？”
　　“陈雨桐半年前打过一个电话。”我说，“打给城南派出所的座机。那个座机，登记在你名下。”
　　电话那头又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老邱说：“你查得很快。”
　　“你认识陈雨桐？”
　　电话那头没有马上回答。我听见他点了一根烟，吸了一口，然后说：“你哥死前，让我照顾她。”
　　我握着手机，没有说话。窗外风灌进来，吹得窗帘翻动。我看着那块落在地板上的光，说：“为什么？”
　　“因为她是王建国的女儿。”老邱说，“王建国死之前，把一样东西交给了她。你哥怕有人找到她。”
　　“什么东西？”
　　“一份账本。”老邱说，“王建国是中间人，负责境外对接。他手里有一份账本，记录着每一笔交易的金额、时间、地点。他死之前，把账本交给了陈雨桐。”
　　“为什么交给她？”
　　“因为王建国知道，自己要死了。”老邱说，“他被人盯上了。他知道自己活不了，所以他把账本交给了女儿。他让女儿改姓，出国，等他死了以后再回来。”
　　“陈雨桐知道账本的事吗？”
　　“知道。”老邱说，“但她不知道账本里记录的是什么。她只知道，那是她父亲留给她的东西。”
　　我握着手机，没有说话。窗外风灌进来，吹得窗帘翻动。我看着那块落在地板上的光，看了很久。
　　“你哥查陈雨桐，”老邱说，“不是为了查她。是为了保护她。”
　　“为什么？”
　　“因为王建国死之前，把账本的事告诉了一个人。”老邱说，“那个人是你哥。”
　　我挂断电话，把手机放在桌上。屏幕亮了又灭，灭了又亮。我走到窗前，推开窗户。风灌进来，带着一股凉意。我站在窗前，看见院子里有人在收衣服，有人在抽烟，没有人抬头看我。
　　我关上窗户，走到桌前，拿起那包薄荷糖。里面已经空了。我把空袋子放下，看着窗外，看了很久。
　　然后我转身，走到衣柜前。我蹲下去，把底层的东西一件一件拿出来。鞋子、旧衣服、牛皮纸袋。我抠开底板，把信封拿出来。我抽出那张背影照片，看了很久。然后我把照片放回去，把信封放回夹层，盖好底板，把东西一件一件放回去。锁好柜门，站起来。
　　我走到门口，停下来。我回头看了一眼那盏台灯——它还亮着，光落在哥哥的警号上，泛着一层暖色。我看了很久，然后我关上门，走进走廊。
　　走廊里的灯亮着，白炽灯，照得地面发白。我走到楼梯口，停下来，从口袋里掏出哥哥的警号。金属是凉的，但握久了，会变温。
　　我攥着警号，没有松开。然后我走下楼，走进阳光里。
　　第二天，我去了城南派出所。
　　老邱在办公室，正在看一份文件。他看见我进来，没有抬头，说：“坐。”
　　我坐下。他放下文件，看着我：“你想问什么？”
　　“账本在哪？”
　　“不知道。”老邱说，“陈雨桐出国的时候，把账本带走了。她带在身上，或者藏在某个地方。我不知道。”
　　“你见过陈雨桐？”
　　“见过。”老邱说，“半年前，她回国了一次。她来找我，问我知不知道她父亲的事。”
　　“你怎么说的？”
　　“我说，我不知道。”老邱说，“我说，你父亲的事，你应该问你父亲。”
　　“她信了？”
　　“她没有信。”老邱说，“但她没有追问。她走的时候，跟我说了一句话。”
　　“什么话？”
　　“她说，‘我知道我父亲不是好人。但他是我父亲。’”
　　我坐在办公室里，没有说话。窗外风灌进来，吹得桌上的文件哗啦响。我看着老邱，看了很久。然后我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因为你不该知道。”老邱说，“你哥让我照顾陈雨桐，没有让我告诉你。你哥说，你知道得越少，越安全。”
　　“我哥什么时候跟你说的？”
　　“他死前三天。”老邱说，“他来找我，跟我说：‘老邱，如果我不在了，你帮我照顾一个人。她叫陈雨桐，是王建国的女儿。她手里有一份账本。别让人找到她。’”
　　他停了一下：“我问你哥，为什么是我。你哥说，‘因为你不会转弯。’”
　　我走出老邱的办公室时，天已经黑了。走廊里的灯亮着，白炽灯，照得地面发白。我走到楼梯口，停下来，从口袋里掏出哥哥的警号。金属是凉的，但握久了，会变温。
　　我攥着警号，没有松开。然后我走下楼，走进夜色里。
　　回到宿舍，我打开衣柜，蹲下去，把底层的东西一件一件拿出来。鞋子、旧衣服、牛皮纸袋。我抠开底板，信封还在。我抽出来，打开——背影照片还在，阿素给的纸条还在，韩松给我的报告副本还在。我把今天查到的东西记在一张纸上，放进去，和它们放在一起。然后我把信封放回夹层，盖好底板，把东西一件一件放回去。锁好柜门，站起来。
　　我走到床边，躺下来。天花板是白的，有一道裂缝，从墙角延伸到灯座。我盯着那道裂缝，看了很久。
　　然后我坐起来，打开床头柜的抽屉。那盏小台灯还亮着，光落在哥哥的警号上，泛着一层暖色。我看着那盏灯，没有关。然后我躺下来，闭上眼睛，听着灯管轻微的电流声，嗡嗡的，像一只虫子在夜里飞。
　　第二天早上，我醒来时，窗外下了雪。
　　雪是夜里落下来的，薄薄一层，盖在院子里，白白的，像一层霜。我站在窗前，看了很久。然后我推开窗户，风灌进来，带着一股雪的凉意。我伸手摸了一下窗台上的雪。指尖碰到，凉的，湿的，然后化了。
　　我关上窗户，走到桌前，拿起手机。我拨了一个电话。电话接通后，我说：“韩组长，我想查一个人。”
　　“谁？”
　　“陈雨桐。”我说，“我想查她现在的地址。”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韩松说：“你查她干什么？”
　　“她手里有一份账本。”我说，“王建国留下的。我哥想保护她，但我想找到那份账本。”
　　电话那头又沉默了一会儿。然后韩松说：“你哥想保护她，你却想找她？”
　　“我哥想保护她，”我说，“是因为他怕有人找到她。但我想找到她，是因为我想让那份账本发挥作用。”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挂了。然后韩松说：“你和你哥一样，都是不会转弯的人。”
　　他挂了电话。
　　我放下手机，把手机放在桌上。屏幕亮了又灭，灭了又亮。我走到窗前，推开窗户。风灌进来，带着一股凉意。我站在窗前，看见院子里有人在扫雪，有人在抽烟，没有人抬头看我。
　　我关上窗户，走到桌前，拿起那包薄荷糖。里面已经空了。我把空袋子放下，看着窗外，看了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