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时与我在一起》北鹤江烙

12、旧案 第十二

　　第十二章旧案
　　陈永年的女儿叫陈雨桐，在国外读金融，已经三年没有回国。我查了她的出入境记录——最后一次入境是三年前，之后再没有回国记录。我又查了她的通讯记录，手机号是国外的，漫游记录显示她最近一次打电话回国，是半年前。
　　打给谁，查不到。号码是预付费卡，没有实名登记。
　　我把材料递给韩松。他看完，没有说话。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然后放下。他看着我的眼睛，说：“你哥查陈永年的女儿，查了多久？”
　　“不知道。”我说，“但陈永年说，我哥死前一周，带了一张照片给他。是他女儿在图书馆门口的照片。”
　　“你哥为什么要拍这张照片？”韩松说，“他不会无缘无故查一个人。他查陈雨桐，一定有原因。”
　　我没有说话。韩松也没有说。办公室里很静，静得能听见窗外有人在走动，脚步声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
　　“查一下陈雨桐的学籍记录。”韩松说，“看看她读的是什么学校，什么专业。”
　　我查了。陈雨桐，三年前入学，就读于国外一所大学，金融系。入学时间是三年前——正好是那个中间人死的同一年。
　　我把材料递给韩松。他看完，沉默了很久。然后他说：“你哥查到的那个中间人，叫什么名字？”
　　我翻开案卷。中间人的名字写在第三页，字迹工整，像印刷体一样：“王建国。”
　　“王建国。”韩松念了一遍这个名字，然后说，“他有没有女儿？”
　　我查了。王建国，男，四十五岁，离异，有一个女儿。女儿叫王小雨，今年二十岁，在国内读大学。
　　“王小雨。”韩松说，“查她的学籍。”
　　我查了。王小雨，就读于国内一所大学，中文系。入学时间也是三年前。
　　“三年前。”韩松说，“王建国的女儿入学，陈雨桐也入学。王建国死了，陈永年的女儿出国了。这两件事，有没有关系？”
　　我看着他，没有说话。
　　“你哥查到的名单，”韩松说，“第一个是陈永年，第二个是他的司机，第三个是财务，第四个是中间人王建国，第五个是沈卫东。你哥查这个案子，查了很久。他查到王建国的时候，王建国已经死了。”
　　他停了一下：“但你哥没有停下来。他继续查。他查到了陈雨桐。”
　　“为什么？”
　　“因为陈雨桐不是陈永年的女儿。”韩松说。
　　我看着他，没有说话。办公室里很静，静得能听见窗外有人在走动，脚步声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
　　“陈永年没有女儿。”韩松说，“他的档案里，家庭成员一栏是空的。他没有结过婚，没有子女。”
　　“那陈雨桐是谁？”
　　“不知道。”韩松说，“但你哥知道。”
　　我走出韩松的办公室时，天已经黑了。走廊里的灯亮着，白炽灯，照得地面发白。我走到楼梯口，停下来，从口袋里掏出哥哥的警号。金属是凉的，但握久了，会变温。
　　我攥着警号，没有松开。然后我走下楼，走进夜色里。
　　回到宿舍，我打开衣柜，蹲下去，把底层的东西一件一件拿出来。鞋子、旧衣服、牛皮纸袋。我抠开底板，信封还在。我抽出来，打开——背影照片还在，阿素给的纸条还在，韩松给我的报告副本还在。我翻到报告副本的最后一页，看着那行被划掉的字：“建议对涉案车辆来源进行进一步调查。”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然后我合上报告，放回信封，盖好底板，把东西一件一件放回去。锁好柜门，站起来。
　　我走到窗前，推开窗户。夜风灌进来，带着一股凉意。我站在窗前，看见院子里有人在抽烟，烟头一明一灭，像一颗红色的星星。我关上窗户，走到桌前，拿起那包薄荷糖。里面已经空了。我把空袋子放下，看着窗外，看了很久。
　　第二天，我去了榕树巷。
　　巷子还是那样，窄，旧，墙皮剥落，露出底下的红砖。电线在头顶横七竖八地挂着，像一张网。我走到12号门前，门锁着。我敲了三下，没人应。又敲了三下，还是没人应。
　　我站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然后我蹲下来，看见门缝底下塞着一包东西——是薄荷糖，没开封。糖下面压着一张纸条，折得很小。我展开纸条，上面写着一行字：“你哥查过陈雨桐。他查了三个月。”
　　我攥着纸条，没有松开。我把薄荷糖放进口袋，把纸条折好，放进口袋里，和哥哥的警号放在一起。然后我站起来，转身，走出巷子。
　　回到宿舍，我打开衣柜，蹲下去，把底层的东西一件一件拿出来。鞋子、旧衣服、牛皮纸袋。我抠开底板，把信封拿出来。我把那张纸条放进去，和背影照片放在一起。然后我把信封放回夹层，盖好底板，把东西一件一件放回去。锁好柜门，站起来。
　　我走到床边，躺下来。天花板是白的，有一道裂缝，从墙角延伸到灯座。我盯着那道裂缝，看了很久。
　　然后我坐起来，打开床头柜的抽屉。那盏小台灯还亮着，光落在哥哥的警号上，泛着一层暖色。我看着那盏灯，没有关。然后我躺下来，闭上眼睛，听着灯管轻微的电流声，嗡嗡的，像一只虫子在夜里飞。
　　第二天，我去了哥哥的墓地。
　　墓地在城郊，一片山坡上，墓碑一排一排，像沉默的队列。哥哥的碑在第三排，碑上刻着名字和生卒年月，还有一行字：“忠诚卫士，浩气长存。”
　　我站在碑前，站了很久。风灌进来，吹得碑前的花晃动。我蹲下来，把薄荷糖放在碑前。然后我伸手摸了一下碑面，指尖碰到石头，凉的。
　　“哥，”我说，“你查陈雨桐，查了三个月。你查到了什么？”
　　没有人回答。风灌进来，吹得碑前的花晃动。我蹲在碑前，蹲了很久。然后我站起来，转身，走出墓地。
　　回到宿舍，天已经黑了。我打开衣柜，蹲下去，把底层的东西一件一件拿出来。鞋子、旧衣服、牛皮纸袋。我抠开底板，信封还在。我抽出来，打开——背影照片还在，阿素给的纸条还在，韩松给我的报告副本还在。我翻到报告副本的最后一页，看着那行被划掉的字：“建议对涉案车辆来源进行进一步调查。”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然后我合上报告，放回信封，盖好底板，把东西一件一件放回去。锁好柜门，站起来。
　　我走到床边，躺下来。天花板是白的，有一道裂缝，从墙角延伸到灯座。我盯着那道裂缝，看了很久。
　　然后我闭上眼睛，听见走廊尽头水龙头滴水的声音，一下，一下，像在数什么。
　　第二天早上，我接到韩松的电话。
　　“查到了。”他说，“陈雨桐不是陈永年的女儿。她是王建国的女儿。”
　　我握着手机，没有说话。窗外天亮了，光从窗帘缝里漏进来，落在地板上，切出一道窄窄的白。我看着那块光，说：“王建国的女儿，为什么姓陈？”
　　“因为她改了姓。”韩松说，“王建国死后，她改了姓。改成了她母亲的姓。她母亲姓陈。”
　　我握着手机，没有说话。
　　“你哥查陈雨桐，”韩松说，“是因为他查到，王建国的女儿，在王建国死后改了姓，出国读书。他怀疑陈雨桐知道她父亲的事。”
　　“她知道吗？”
　　“不知道。”韩松说，“但陈永年知道。”
　　我挂断电话，把手机放在桌上。屏幕亮了又灭，灭了又亮。我走到窗前，推开窗户。晨风灌进来，带着一股凉意。我站在窗前，看见院子里有人在跑步，有人在买早餐，没有人抬头看我。
　　我关上窗户，走到桌前，拿起那包薄荷糖。里面已经空了。我把空袋子放下，看着窗外，看了很久。
　　然后我转身，走到衣柜前。我蹲下去，把底层的东西一件一件拿出来。鞋子、旧衣服、牛皮纸袋。我抠开底板，把信封拿出来。我抽出那张背影照片，看了很久。然后我把照片放回去，把信封放回夹层，盖好底板，把东西一件一件放回去。锁好柜门，站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