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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第 6 章 第一份职业 ...

  •   合同是六月初送来的。
      那天训练结束,工作人员把他叫进办公楼,领他上了二楼,让他在一张长桌前面坐下。桌上摊着一叠订好的文件,每一页的右下角都留着签名的空白。对面坐着两个穿西装的人,一个负责解释条款,一个负责在旁边记录。解释条款的那个人说话很快,说了大概有一刻钟,什么年限、薪资、奖金、肖像权、违约责任,埃利亚听得半懂不懂,只在听到“三年”两个字的时候抬了一下头。
      “你有什么问题吗?”那个人终于说完了。
      “没有。”埃利亚说,“我在哪里签字?”
      两个人对视了一眼,大概没见过这么爽快的。按理说,一个孩子拿到第一份职业合同,总该有个经纪人陪着,或者至少有个家长在旁边,翻来覆去地问上几个钟头。可是埃利亚没有经纪人,也没有家长。他坐在那里,等着他们告诉他该在哪里签字。
      不过最后签字的不只是他。他还没满十八岁,合同上得有监护人的签名。第二天,院长亲自来了一趟米兰内洛,戴着老花镜,把那沓文件从第一页看到了最后一页,看到不明白的地方就停下来,用铅笔在旁边画个圈,一条一条地问。那两个穿西装的人陪着她看了整整一个上午。埃利亚坐在旁边,看着院长皱着眉,一个字一个字地读那些他压根没读的东西,心里有点过意不去。
      院长读完了,摘下眼镜,揉揉眼睛,在监护人那一栏签上了自己的名字。然后她转过头看着埃利亚,说:“好孩子,签吧。”
      回去的车上,埃利亚才第一次把薪资那一页翻出来看。那一串数字后面的零多得他数了两遍,第一遍以为自己数错了,又数了一遍。
      他把文件合上,靠在车窗上,看着窗外的松林一棵一棵往后退。他觉得这么多年来一直悬在头顶的那块石头,忽然间落了地。他不用再在练习本的背面算房租和押金了,不用再在每一个睡不着的夜里,去想那些他不敢想的事情。
      他闭上眼睛,在车子摇晃的节奏里睡着了。
      找房子比签合同难多了。
      他想住得离米兰内洛近一点。新赛季他正式进入一线队的名单,往后几乎每天都要去训练,从福利院过去,单程就得一个多小时,还要转好几趟车。他挑了卡尔纳戈附近的一个小镇,镇上的火车往瓦雷泽去只要十几分钟。
      他在报纸的分类广告上圈了七八个出租的公寓,一个一个打电话过去约看房。
      第一个房东是个老太太,在电话里听他说十七岁,立刻说房子已经租出去了。第二个房东是个中年男人,带他看了房子,问他做什么工作,埃利亚说踢球,那人上下打量了他一眼,笑了,说小伙子,我想要个有稳定收入的租客。第三个房东倒是愿意谈,可是听说他还没成年,租约得由监护人来签,又要看他的居留许可。埃利亚把那本俄罗斯护照和居留许可一起递过去,那人翻了翻,皱起了眉头,说要再考虑考虑,然后就再也没有回过电话。
      埃利亚不怪他们。他站在第三个房东家楼下的街角,盘算着接下来去哪里,突然想起来,还有一样东西,他没拿出来过。
      第四个房东是个开面包店的女人,四十多岁,嗓门很大。她领着埃利亚看了二楼的那间公寓,两个房间,一个小厨房,窗户朝南,推开就能看见远处的山。房子不大,但还算新,阳光也很好。埃利亚站在窗边,看着那片山,在心里说,就是这里了。
      果然,看完房子,女人又开始问那些问题。多大了?做什么的?父母呢?有没有担保人?
      这一回,埃利亚没有一个一个地回答。他从书包里掏出一个牛皮纸的文件袋,抽出那份合同,翻到第一页,递了过去。女人接过来,眯着眼睛看了看抬头上那个红黑色的队徽,又看了看下面的名字,再抬起头看看他,脸上的表情一下子就变了。
      “你是米兰的?”
      “嗯。”
      “一线队的?”
      “是。”
      “哎哟。”女人把合同还给他,嗓门又提高了,“你怎么不早说!这条街上住过好几个你们队的人呢,前面那个拐角,从前住过一个,后来转会走了,走的时候还给我留了一件签名的球衣。”她拍了拍埃利亚的胳膊,“押金一个月就行。让你们院长来签个字,下礼拜就能搬。你一个人住,吃饭怎么办?我店里每天早上七点出炉,你过来拿,给你算便宜点。”
      埃利亚抱着那个文件袋站在楼梯口,听着她噼里啪啦地往下说,一时间不知道该接哪一句。
      那天晚上他在机构的床上躺了很久,睡不着。想着面包店的老板娘一看见队徽就变了的脸。说到底,那些人看的从来都不是他,是他身上贴着的标签。从前贴着“外国人”“孤儿”“未成年”,现在多了一个“米兰”,就什么都不一样了。
      他说不清楚这让他高兴,还是让他难过。也许都有一点。
      他搬走的那天是七月初的一个周六。
      东西不多,两个箱子,一个背包,加上一个装书的纸箱。安娜修女往他的背包里塞了一罐自己做的番茄酱、一袋饼干,还有一个用报纸包着的小东西,里面是个小小的十字架。修女说这是他来的那年,脖子上挂着的。

      孩子们站在门口送他。有几个哭了,小马可没哭,只是一直抓着他的衣角不撒手。埃利亚蹲下来,把那个补过好几次的旧皮球塞进他怀里,“这个给你,好好踢。”
      马可抱着那个球,抿着嘴,用力点了点头。
      到了新家,埃利亚捏着那个十字架看了很久。他已经完全不记得自己戴过这样一个东西了,也不知道它是谁给他的。
      他把它放进了床头柜的抽屉里。
      七月中旬,季前集训开始了。
      夏天的米兰变化很大。俱乐部请来了土耳其人特里姆,又一口气买进了一大堆新面孔。集训第一天,埃利亚走进米兰内洛的更衣室,发现里面多出了好几张他不认识的脸。
      他是真的不认识。他平时除了米兰自己的比赛,几乎不看别的球,机构那台旧电视信号又差,能看清米兰球员的号码就不错了。所以他只能礼貌地点头,在心里默默地把名字和脸对上号。这个精瘦的、眼睛很亮的叫菲利普·因扎吉,从尤文图斯来的;那个留着长发、气质很温和的葡萄牙人叫鲁伊·科斯塔;那个话很少、看上去总像是没睡醒的年轻人叫安德烈亚·皮尔洛。还有一个罗马尼亚人叫孔特拉,踢右后卫。
      埃利亚多看了孔特拉一眼。孔特拉也正好在看他,两人目光碰了一下,罗马尼亚人冲他点了点头,埃利亚也点了点头,然后各自转开了脸。
      除此之外,他没觉得这些人有什么特别的。他们和他一样得在场上跑圈。洛伦佐要是在这里,大概会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可埃利亚只是觉得,更衣室里人多了,又得重新记一遍谁坐在哪里。
      他真正担心的是另一件事。
      去年他只是个临时被叫上来凑数的孩子,训练完了就被送回去。可是现在不一样了,他是一线队的正式队员,有合同,有号码,有自己的储物柜。那些他过的规矩,终于要来了。
      那是集训第三天的午餐。
      米兰内洛的餐厅很大,几个圆桌,大家按着各自的习惯坐。那天的午饭是番茄意面和烤鸡,埃利亚刚吃了两口,安布罗西尼用叉子敲了敲杯子。“好了好了,都安静!”安布罗西尼站了起来,嗓门大得整个餐厅都能听见,“新来的,按老规矩,一个一个上来唱!”
      餐厅里一片起哄声。
      新援们一个接一个地被推上了椅子。有人唱得很投入,有人唱得很敷衍,有人唱到一半忘了词,被台下的嘘声赶了下来。轮到皮尔洛的时候,他面无表情地站在椅子上,用毫无起伏的声调把一首流行歌从头念到了尾,像在念祝祷文,台下笑得前仰后合。
      埃利亚坐在角落里,叉子悬在半空,一动不动。他在心里飞快地盘算着,也许他们不会想到他,也许他算不上新援,毕竟去年他就来过了……
      “还有一个!”加图索的叉子准确地指向了他,“小隼!别躲,上去!”
      全餐厅的目光都转了过来。
      埃利亚只好站起来,走到餐厅中间,踩上了那把椅子。椅子有点晃,他扶了一下桌沿才站稳。底下是一片仰着的脸,有人在吹口哨,有人在拍桌子,科斯塔库塔笑眯眯地抱着胳膊,一副等着看好戏的样子。
      埃利亚站在椅子上,脑子里一片空白。
      倒不是因为他不会唱。他的嗓子不坏,机构里面唱圣歌,安娜修女总让他站在第一排领唱。可是除了礼拜日的弥撒,他几乎从来不唱歌。他不听收音机,不看音乐节目,班上同学聊的那些歌手他一个都叫不出名字。此刻站在这把椅子上,他想不出一首能从头唱到尾的歌。他总不能站在一线队的餐厅里唱圣歌。
      他张了张嘴,又闭上了。底下的起哄声更大了。
      然后,不知道为什么,有一段旋律自己从他嗓子里冒了出来。
      那是一首很老的歌。在那片广袤的土地上,在那个已经不存在了的国家里,从莫斯科到维尔纽斯,从基辅到第比利斯,每一个人都会唱。调子很慢,很长,像是一条河从很远的地方流过来,流过平原,流过白桦林,流过冬天结了冰的田野。
      他的声音很干净,比说话的时候要低一些。头两句还有点发紧,到了第三句,就慢慢地放开了。他站在那把晃悠悠的椅子上,目光越过所有人的头顶,望着餐厅尽头那扇敞开的窗户,窗外是米兰内洛的松林,七月的阳光落在树梢上。
      他唱完了最后一句。
      餐厅里安静了好几秒钟。然后加图索带头鼓起了掌,拍得很响,一边拍一边嚷嚷:“好家伙,藏得够深啊!”有人跟着吹起了口哨,有人喊“再来一首”,科斯塔库塔笑着摇头,说这小子平时一天憋不出三句话,原来话都留着唱歌了。大家都笑了起来,那点古怪的安静就被冲散了。
      埃利亚从椅子上跳下来,耳朵烧得通红,低着头走回了自己的座位。
      他刚坐下,就感觉到身边有人。
      是舍甫琴科,他从队长那一桌走了过来。乌克兰人的表情很古怪,盯着埃利亚,用俄语问:“你是俄罗斯人?”
      埃利亚听懂了。但是他不想说自己是俄罗斯人,他从来就不觉得自己是俄罗斯人。可是要解释清楚自己从哪里来,又要从很久之前说起,他没跟人说过,现在也不打算说。于是他用意大利语回答:“我是立陶宛人。”
      乌克兰人想了想,点点头。这倒也说得通。他又问,“那你的俄语也是从小学的吗?”
      埃利亚又听懂了。他想了想,用俄语回答了两个词。说得磕磕绊绊的。然后他就再也不肯说俄语了,接下来舍甫琴科问什么,他都用意大利语回答。
      舍甫琴科却笑了起来。不是那种客气的笑,而是一下子没忍住,笑得整个人都往后仰了仰。刚才那首歌唱得那样好,好得让他恍惚了一下,像是回到了很多年前的某个冬夜;可是一开口说话,这孩子的俄语就退回到了幼儿园水平。
      “好吧,立陶宛人。”乌克兰人用意大利语说,眼睛里还带着笑,伸手在他肩膀上拍了拍,“你唱歌像个大人,说话像我儿子。”
      “你有儿子?”
      “还没有。”舍甫琴科说,“但是我想,等他学说话的时候,大概就是你这个水平。”
      埃利亚瞪了他一眼。舍甫琴科笑得更厉害了。
      从那天起,舍甫琴科吃饭的时候常常端着盘子坐到他旁边来。他跟埃利亚说俄语,埃利亚就跟他说意大利语,两个人鸡同鸭讲。有时候舍甫琴科故意说一个很难的词,看埃利亚皱着眉头想半天,最后冷着脸用意大利语回一句“听不懂”,他就在旁边乐得直拍桌子。有时候埃利亚实在找不到合适的意大利语,也会冒出里两个俄语单词来。
note 作者有话说
第6章 第 6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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