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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开渔前夜 九月十五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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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十五号,星期日。
明天中午十二点,开渔。
沈晚是下午才知道这件事的。
她在工地上核五号的玻璃尺寸,小何——不是她那个小何,是新来的一个驻场小姑娘,姓周——跑过来说,镇上在发红布。
“发红布干什么。”
“船头要挂。”小周说,“每家每户都领,领了挂在自己家的船上。”
“多少家。”
“一百二十多条船。”
下午四点,她去了码头。
码头上全是人。
避风坞里停了一百多条船,一条挨一条,从码头的这头排到那头。
每条船的船头上,都有人在挂红布。
红布是新的,一尺宽,两尺长,用铁丝绑在船头的铁柱上。
风一吹,一百多条红布一起飘。
她站在码头上看。
老蒋从后面过来。
“看热闹?”
“看看。”
“头一回见?”
“头一回。”
老蒋往那一排船指了指。
“明天中午十二点,汽笛一响,一百多条船一起出海。”他说,“那一下子,声音能把你震得站不住。”
“一年就一回?”
“一年就一回。”老蒋说,“休渔四个月,从五月一号到九月十六。这四个月里,船都在湾里。”
“那这四个月,他们靠什么。”
“靠攒的。”老蒋说,“靠出去打工的往家寄的。”
他指了指最近那条船。
“这条是阿勇家的。”他说,“他家三个儿子,两个在外面,就一个跟他出海。”
五点多,老蒋叫住了她。
“沈经理,帮个忙。”
“您说。”
“写对联。”
“什么对联。”
“船上的。”老蒋说,“一百二十条船,每条船头要贴一副。去年的写坏了,今年要重写。”
“我不会写。”
“不用你会写。”他说,“你会写字就行。”
镇政府一楼的一间屋子里,摆着两张桌子。
桌上摊着红纸、墨、毛笔。
屋子里已经坐了四个人,都是五六十岁的,一个是小学的老校长,一个是镇上的会计,还有两个她不认识。
“来了。”老校长抬头,“坐。”
“我写什么。”
“我给你念,你写。”老校长说,“我手抖,去年写的都歪了。”
老校长念的第一副是:
“一帆风顺出海去,满载而归回家来。”
沈晚写。
她的毛笔字不好,是从小练钢笔的手。第一笔下去太粗,第二笔太细。
“不要紧。”老校长说,“贴在船头,风一吹就看不见了。”
第二副是:
“风平浪静千帆过,鱼虾满舱万人欢。”
第三副:
“开洋大吉。”
第四副:
“船头挂红。”
写到第十几副的时候,沈晚停下来。
“老校长。”
“嗯。”
“这些词,是年年都一样的吗。”
“一样的。”老校长说,“几十年了,就这么几句。”
“不换换。”
“不换。”他把一朵墨吹干,“海上的人,认熟不认新。你换个新鲜的词,他们反而不认,觉得不吉利。”
他拿起一张红纸。
“还有一句,是要写在船尾的。”
“写什么。”
“顺风顺水。”
沈晚的笔停了一下。
“这句我听过。”
“听过?”
“四月份我在码头上,听见一个卖石花膏的女人说。”她说,“她说岛上送人,不说‘一路平安’,说‘顺风顺水’。”
老校长笑了一下。
“她懂。”
“为什么不能说一路平安。”
“因为‘平安’两个字,在海上是不说的。”老校长说,“出海的人,最怕听见‘安’字。你说了,他们心里就悬。”
“那‘顺风顺水’为什么行。”
“因为那是好话。”他说,“风是顺的,水是顺的。船自己会走。”
写到下午六点半,一共写了一百二十四副。
沈晚的右手食指上磨出一个泡,是握笔握的。
“今天谢谢你。”老校长说,“剩下的明天早上我找人发下去。”
“我去发。”
“你去?”
“我去。”她说,“我要看看每一条船。”
九月十六号,早上七点。
她抱着那一百二十四副对联,站在码头上。
一家一家发。
第一条船是阿勇家的。
阿勇看见她,愣了一下。
“你怎么来了。”
“发对联。”
“你发?”
“我发。”
阿勇把对联接过去,看了两遍。
“这个字。”
“怎么。”
“这个字是我爸的笔迹。”他说。
“什么?”
“我说这个字。”阿勇把纸翻过来,“这个‘顺’字,最后那一撇往上挑。我爸写对联,也是这样。他写了三十年。”
沈晚看着那副对联。
那是老校长念的,她写的。
“那是碰巧。”
“碰巧。”阿勇把对联贴在船头,“行,那就贴。”
发到第四十几条船的时候,她看见一个老人坐在船头。
七十来岁,穿一件旧的中山装,手里捏着一根烟,没点。
“阿公,对联。”
老人抬起头。
“谁写的。”
“我写的。”
“你不是岛上的人。”
“我妈是。”
老人看了她一会儿。
“哪家的。”
“沈阿婆家的。”
“半山那家的?”
“对。”
老人点了点头,把对联接过去。
“沈阿婆。”他说,“她还活着?”
“活着。”
“在养老院。”
“在养老院。”
老人把对联展开,看了两遍。
“她还好吗。”
“有时候认人,有时候不认。”
老人没有说话。
他把对联折起来,放进衣兜里。
“不贴?”
“不贴。”他说,“我带回家。”
上午十点,对联发完了。
沈晚站在码头的最东头。
一百二十四条船,船头上都是红布。
风一吹,一百多块红布一起飘。
十一点,码头上的人开始多起来。
船老大们上船了。有的在检查缆绳,有的在擦甲板,有的在船头上坐着抽烟。
岸上站满了人。老人、女人、孩子。
有一个老太太,手里提着一个篮子,篮子里是馒头和鸡蛋。
她走到一条船下面,仰头喊。
“阿海。”
“在。”
“这个带上。”
她把篮子举起来。
船上的人接过篮子。
“妈,你不用来。”
“我来看一眼。”
十一点半,镇上的广播响了。
“各位渔民兄弟,各位家属,开渔仪式即将开始。请各位船老大做好准备,请在码头上的人员往后退,退到安全线以外——”
广播响了三遍。
十一点五十分,老蒋上了一个临时搭的台子。
他手里拿着一个铁皮喇叭。
“我说两句。”
“今年休渔四个月。四个月里,大家熬过来了。有的出去打工,有的在家修船,有的什么也没干,就在家里等着。”
“今天开渔。”
“我不说别的。就一句:**出去的要回来。**”
码头上安静了一下子。
然后有人喊了一声。
接着是一片喊声。
十一点五十九分。
一百多个船老大站在各自的船头上。
汽笛在这个时候预热——先是一声长鸣,然后是第二声,第三声。
沈晚站在码头的东头,离最近的船三十米。
她看见阿勇站在他家那条船的船头上,手里捏着鞭炮。
她看见卖石花膏的女人收起了摊子,站在岸上。
她看见老校长站在人群里,手里拿着帽子。
她看见——
十二点。
第一声汽笛响了。
不是一声,是一百多声。
一百多条船的汽笛同时响,声音从四面八方压过来,从海面反弹回来,从脚底传上来。
沈晚站着,觉得地皮在抖。
鞭炮同时炸开。红纸屑从船头上飞起来,落到水里,落到码头上,落到人身上。
船开始动了。
一条一条,从避风坞里往外走。
先是最近的那条,阿勇家的。船头一偏,慢慢地挪出去。
然后是第二条,第三条。
一百多条船,排成一条线,从避风坞一直排到海口。
前面的已经出海了,后面的还在湾里。
沈晚站在那儿,看着那条线。
海是灰的。船的影子在海面上晃。
她忽然想到一件事。
她往前走。
人群很挤。她从人缝里挤过去,挤到离水最近的地方。
她看见陈粟。
他站在码头最边上,离水三米,站在一堆缆绳上。
手里拎着一挂鞭,没点。
她走过去。
“你怎么不点。”
“我点了。”
“点了还拎着。”
“剩下的。”他说,“放完了,剩这一挂。”
他抬头,看那些船。
“每年这个时候,我都来。”
“干什么。”
“看。”
船越走越远。
最大的那一条——是阿海家的,八十吨——走到海口的地方,鸣了一声笛。
那一声很长。
然后它就出海了,看不见了。
沈晚站在他旁边。
“陈粟。”
“嗯。”
“我以前在上海,从来没有见过这个。”
“上海没有船。”
“上海有船。”她说,“黄浦江上有船。但是那些船,是装货的。”
“这些船是装鱼的。”
“不是。”她说,“这些船是装人的。”
陈粟转过头看她。
“一船人出去,一船人回来。”她说,“这个是装人的。”
他没有说话。
风从海口那边过来,把红纸屑吹到他脚边。
“沈晚。”
“嗯。”
“你手怎么了。”
“写对联写的。”
他低头看她的手。
右手食指上有一个泡,磨破了。
“你写了一百多副。”
“一百二十四副。”
“为什么写这么多。”
“因为我不想发。”
“什么。”
“我不想只是发。”她说,“我想写。写了我才能发。”
陈粟把手伸过来。
他没有握她的手。
他只是把她的手翻过来,看了一眼那个泡。
“回去给你挑。”
“又是挑。”
“挑完上油。”他把手收回去,“不然明天不能握笔。”
码头上的人开始散了。
船看不见了。海面上只剩下一层浅浅的、晃动的痕。
老蒋在台上喊:“都回去吧,明天开始收鱼——”
沈晚站在缆绳堆上。
陈粟站在她旁边。
两个人都没有走。
“陈粟。”
“嗯。”
“你今年三十六。”
“三十。”
“你三十。”她说,“你到过海那边吗。”
陈粟抬起头。
“到过。”
“什么时候。”
“念书的时候。”他说,“宁波。从沈家门坐船过去,两个钟头。”
“那也算。”
“那算。”
沈晚看着海。
“我一次都没到过。”
“你没到过。”
“我到过很多地方。”她说,“上海、杭州、南京、合肥,去过十几个城市的码头。但是我从来没有从海上看过这个岛。”
陈粟没有说话。
“有一回我在飞机上往下看。”她说,“过舟山的时候,我看见下面一片岛。我想,其中一个是我外婆家。但是我认不出来。”
风停了。
海面上那层痕也不见了。
“沈晚。”
“嗯。”
“下一趟我跟船出去。”
她转过头。
“你出去干什么。”
“收货。”陈粟说,“合作社的米,卖给谁不是卖。船上的人要吃米。”
“你要跟船。”
“跟一趟。”他说,“三天。”
沈晚看着他。
“我不会开船。”
“我会。”陈粟说,“我十八岁跟我爸出过海。”
她站在那儿,看着他。
“你以前没说过。”
“没说过。”他说,“我有很多事没说过。”
“那你说。”
陈粟看了她一会儿。
“先从这一件开始。”他说,“明年开渔,我带你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