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协议 中午十二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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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十二点，沈青律师事务所。
江屹把协议放在桌上。
沈青看完，摘下眼镜，揉了揉眉心。
“他算得很准。”她说。
“什么？”
“他算准了你不会撤回。”沈青说，“所以他给了你一个不可能赢的选择：要么放弃原则，要么放弃资金。而你现在最缺的就是钱。”
“我知道。”
“那你还打算硬扛？”
“嗯。”
沈青看着她，很久没说话。
然后她拉开抽屉，拿出一份文件。
“江屹，”她说，“我今天早上接到一个电话。”
“谁的？”
“你妈。”
江屹愣住了。
“我妈？”
“她给我打的。”沈青说，“她说她想搞清楚，百分之十的收益权是什么意思。她问了我四十分钟。”
“……她问明白了吗？”
“问明白了。”沈青说，“然后她说了一句话。”
“什么？”
“她说，”沈青看着他，“‘那我要是撤资，我儿子是不是就不用那么累了？’”
江屹的心跳漏了一拍。
“您怎么说的？”
“我说，”沈青说，“‘你要是撤资，他就得去找别人借。而别人借给他，会比他更累。’”
她把那份文件推过来。
是一份新的合同。
“我把我的百分之二十，改成百分之五。”她说。
“什么？”
“收益权降到百分之五。”沈青说，“让出十五个点，分给所有按照你的图纸制作并保留声明的人。他们每卖一台，提百分之五进入一个公共池，用于售后和返修。”
江屹盯着那份合同。
“为什么？”
“因为你公开图纸是对的，”沈青说，“但公开不等于免费。免费的东西没有人珍惜，也没有人负责。你要的不是白送，是一个共同体。”
她顿了顿。
“而且，”她说，“这样你就有了一个理由，去管那十一个人的质量。你不是他们的老板，你是他们的发起人。发起人有权定规矩。”
江屹翻着那份合同，手有点抖。
“沈阿姨。”
“嗯？”
“您为什么帮我这么多？”
沈青沉默了两秒。
“我上次说过。”她说。
“上次说的是您儿子。”江屹说，“这次我要听真的。”
沈青看着他，看了很久。
然后她说了一句江屹这辈子都忘不了的话：
“因为二十年前，”她说，“也有一个人，给了我一张图纸。”
“什么图纸？”
“一个净水装置的设计。”沈青说，“我小时候住的村子，水里有氟，孩子的牙是黄的。有个下乡的技术员，画了一张图，教村里人怎么做一个过滤罐。成本四十七块，全村做了三十个。”
她低下头。
“后来他走了。”她说，“走的时候跟我说，这个东西别卖钱，卖钱就传不远。”
“他现在在哪儿？”
“不知道。”沈青说，“我找了他很多年。”
她抬起头，眼睛有点红。
“江屹，我不是在帮你。”她说，“我是在替他还那张图纸。”
三月二十五日，晚上八点。
江屹回到家，母亲坐在床边，手里捏着一张纸。
桌上摆着一盏灯。
不是他们的灯。外壳是铁皮剪的，边角不齐，焊点粗糙，标签是手写的。
“妈，这是——”
“楼下老李送来的。”母亲说，“他自己做的。装了四个楼道。”
江屹走过去，拿起那台灯，掂了掂，按下开关。
亮了。白光，均匀。
他拧开外壳，看里面。
灯板是自己画的，走线歪歪扭扭，但等长支路做到了，公差看起来在一毫米以内。电容是低温的，有丝印，有批次号。
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都遵守了。
只有第十七个焊点——电池负极那一处——多焊了一遍，锡堆得很大，很难看，但很结实。
“妈，”江屹说，“这活儿做得比我的好。”
“嗯。”母亲说，“老李说，他是照着你那张图做的。他说图上有一行字，他看不懂。”
“哪行？”
“审核人：江屹。”母亲说，“他问我，这是不是你写的。”
“您怎么说？”
“我说，”母亲看着他，“是我儿子写的。他十六岁。”
母亲把那台灯放在桌上。
“屹啊。”
“嗯？”
“妈这几天，想明白了一件事。”母亲说。
“什么？”
“妈以为，”母亲说，“你把这个东西送出去，是傻。因为别人拿去挣钱，你不挣。”
她顿了顿。
“但昨天，老李来送灯的时候，跟妈说了一句话。”
“什么？”
“他说，”母亲的声音有点抖，“他说他儿子在外地打工，三年没回来了。他做了这四台灯，就想让他儿子回来那天，上楼的时候看得见。”
母亲伸出手，握住江屹的手。
“屹啊，妈这辈子卖过袜子，卖过菜，摆过十年摊。”她说，“妈一直觉得，挣钱是最难的事。”
她看着他。
“但这几天妈发现，”她说，“比挣钱更难的事，是让人愿意把自己的名字印上去。”
三月二十八日，第十天。
陆鸣来找江屹。
在操场后面的单车棚，下午六点，人都走光了。
他手里拿着一张纸。
是那份图纸，折过很多次，折痕发毛，边角卷了。上面有铅笔写的批注，密密麻麻。
“这个，”陆鸣说，“是你的？”
“嗯。”
“第十七条，”陆鸣把图纸展开，“‘每一个焊点，都要能被一个十六岁的孩子，在第一次摸烙铁的第三天，重复出来。’”
“嗯。”
“这句话，”陆鸣说，“不是技术规范。”
“我知道。”
“它是道德规范。”陆鸣说。
江屹看着他。
“你练过？”
“练了一个月。”陆鸣说，“我买了烙铁、锡丝、板子。我焊了三百多个点。”
“然后呢？”
“然后我拆了你的灯。”陆鸣说，“铁路宿舍那四台，我拆了一台。测了电流、温升、跌落、持续点亮。”
“结果呢？”
“过了。”陆鸣说，“全部过了。比我想象的还好。”
风从单车棚灌进来，吹起地上的灰。
“江屹，”陆鸣说。
“嗯？”
“我来问你一个问题。”陆鸣说，“如果我照着这个做，做出来了，卖出去了，挣到钱了——”
“那很好。”
“你不生气？”
“我为什么要生气？”江屹说，“图纸就是给人用的。”
陆鸣看着他，看了很久。
然后他说了一句很奇怪的话：
“那封信，”他说，“不是我写的。但我知道是谁。”
江屹的心跳慢了一拍。
“你知道？”
“我猜的。”陆鸣说，“我没有证据。但我记得一件事。”
“说。”
“二月十四日，”陆鸣说，“陈建国教练——我以前的竞赛教练——叫我去办公室。他说，市里有个项目，需要找一个‘形象好、成绩好、家庭背景干净’的学生来承接。”
“然后呢？”
“他说，”陆鸣的声音低下去，“他说这个人选，最好是一中的。”
江屹靠在单车棚的柱子上。
“他还说了什么？”
“他说，”陆鸣说，“‘你那个省一等奖，是靠举报别人拿回来的。你心里清楚。这次是个机会，把名声洗干净。’”
夕阳斜着照进来，把单车棚切成明暗两半。
“江屹，”陆鸣说，“我去找了郑海平。”
“什么？”
“上周。”陆鸣说，“我去市科协，找了郑海平。我说我不承接。我说这个项目是你们的，跟我没关系。”
“他怎么说？”
“他说，”陆鸣苦笑了一下，“他说‘你还小，不懂事。这不是抢，是接管。一个十六岁的孩子扛不住这么大的事，迟早要塌。我们是在帮他收尾。’”
他抬起头。
“江屹，我问你一句实话。”
“你问。”
“你扛得住吗？”
江屹沉默了很久。
他想起了四千二的存折，想起了母亲的缝纫机，想起了电容掉功率的那个晚上，想起了那个老太太说“我活得到”，想起了赵磊说“我做的东西有用”，想起了程砚卖掉的那台收音机。
“扛不住。”他说。
陆鸣愣了一下。
“那你还——”
“所以我不是一个人扛。”江屹说，“十一个人在扛。以后会有更多。”
他把那张图纸从陆鸣手里抽出来，翻到最后一页，掏出一支笔，在声明下面加了一行字：
本图纸欢迎任何人使用、修改、批评。若发现问题，请告知作者，以便修订。
然后把笔递给陆鸣。
“你不是焊了三百多个点吗？”江屹说，“写得出来问题在哪吗？”
陆鸣接过笔，犹豫了两秒。
然后在下面写了一行：
建议：外壳折边处易割手，建议增加翻边或包胶。建议人：陆鸣。
他写完，把笔还回去。
“江屹。”
“嗯？”
“下次，”陆鸣说，“如果有人再让我接你的东西，我会告诉他们——”
“什么？”
“我会告诉他们，”陆鸣说，“这东西有人管，不用他们管。”
他走了。
江屹站在单车棚里，看着那张图纸。
两行字并排写着。
一个十六岁，一个十七岁。
一个在八中点蜡烛，一个在一中跑圈。
中间隔着一封匿名信、一场举报、一次复核。
现在隔着一行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