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投资人 三月三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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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三日，上午十点，沈青律师事务所。
会议室很大，落地窗，能看到整条中山路。沈青坐在长桌那头，面前摊着一份文件。
江屹坐在她对面，书包放在脚边。
“坐。”沈青说，“喝什么？”
“不用。”
“那我说。”沈青把文件推过来，“你的事我知道了。陈老师给我打过电话。”
“那您知道我来干什么。”
“不知道。”沈青说，“我猜是两件事：一，市科协要压价；二，你的资格还在复核。”
“三。”江屹从书包里拿出那张卡，“这个还给您。”
沈青看了一眼，没动。
“为什么？”
“因为这不是投资。”江屹说，“这是捐赠。而您说过，您投的是项目，不是我。”
“我现在改主意了不行吗？”
“不行。”江屹说，“因为您一改主意，我就又变成那个被人可怜的孩子了。”
会议室里很安静。
沈青看着他，看了很久。
然后她拿起那张卡，放回抽屉。
“江屹。”她说。
“嗯？”
“你知不知道，”沈青说，“你现在最缺的是什么？”
“钱。”
“错。”沈青说，“你最缺的是时间。钱能买时间，但你现在没有时间花钱。”
她从文件夹里抽出另一份文件。
“市科协那个采购，我能拦下来。”她说。
江屹猛地抬头：“怎么拦？”
“程序。”沈青说，“政府采购要走招标流程。五百台，金额六万四，达到公开招标限额。他们现在跟你谈的是‘意向’，没有法律效力。只要有人提出异议——”
“谁提？”
“我。”沈青说，“以利害关系人身份。我是你项目的投资方，持有百分之二十收益权。他们绕过你直接采购同类产品，侵犯我的合法权益。”
江屹愣住了。
“您可以这么做？”
“可以。”沈青说，“但有个代价。”
“什么？”
“一旦提异议，”沈青说，“你和市科协的关系就彻底断了。以后所有的政府订单，你都要绕开他们走。而你这个项目，目前最大的客户就是政府。”
江屹沉默了很久。
“那我还有别的路吗？”
“有。”沈青说，“接受二十八的价格，把成本压下去。”
“压不下去。”
“压得下去。”沈青的语气很冷，“换便宜的灯珠，减一路并联，外壳用再生料，保修期从三年改成一年。这样能把成本压到二十六块八。你还能赚一块二。”
江屹站起来。
“我走了。”
“坐下。”
江屹没动。
“江屹，”沈青说，“我不是在劝你偷工减料。我是在教你一件事——这世上所有的坚持，都有价码。你现在要做的不是喊口号，是算清楚你付不付得起。”
她把文件合上。
“我给你三天时间。”她说，“三天后告诉我答案。如果你决定硬扛——”
她拉开抽屉，拿出一份合同。
“这一条，我改。”她说。
江屹低头看。
是那份借款协议。年利率百分之五那一行，被人用红笔划掉了，旁边手写了一行字：
利息免除条件：产品三年内故障率低于百分之五。
下面还有一行：
另：若甲方（沈青）干预乙方经营决策，则本金减半。
江屹抬起头。
“沈阿姨。”
“嗯？”
“您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沈青沉默了两秒。
“因为我儿子，”她说，“十六岁那年，也做过一件类似的事。”
“后来呢？”
“后来他放弃了。”沈青说，“因为他算不过账。”
她站起身，走到窗前。
“他现在在上海，做金融，挣很多钱。”她说，“他去年回来跟我说，妈，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不是没做成那件事，是我根本没试到最后一步。”
她转过身。
“江屹，我不是在帮你。”她说，“我是在替他把那一步走完。”
三月四日，晚八点。
江屹回到家，桌上摆着饭。母亲在缝纫机前踩踏板，哒哒哒的声音填满了整个屋子。
他吃完饭，下楼，敲了三下墙。
程砚开门的时候，屋里全是松香味。
桌上摊着一堆电容。旁边放着那台破收音机——天线换了新的，零点五平方的铜线，缠得很整齐。
“你来了。”程砚说，“正好。”
“这是什么？”
“低温电容。”程砚拿起一颗，“我找了七家供应商。这家是军工库存，标称负四十度可用，一颗八毛，批量一百颗以上六毛五。”
“一百二十台要三百六十颗。”
“我订了五百颗。”程砚说，“三百二十五块。”
江屹愣住了。
“你哪来的钱？”
“我把那台收音机卖了。”
“……什么？”
程砚指了指墙角。
那台破收音机不在那儿了。
“卖给一个收藏旧电器的老头。”程砚说，“三百块。加上我攒的零花钱，三百二十五，够。”
江屹站在原地，半天说不出话。
“程砚。”
“嗯？”
“那台收音机，”江屹说，“你修了四个月。”
“嗯。”
“你卖它干什么？”
“因为它修不好。”程砚推了推眼镜，“短波永远收不到台。我花了四个月，确认了一件事：有些东西就是坏的，修不好。”
他抬起头。
“但灯能修好。”
江屹走过去，蹲下来，看着那堆电容。
“程砚。”
“嗯？”
“等这事儿完了，”江屹说，“我给你买一台新的。”
“不用。”
“为什么？”
“因为我不想听收音机。”程砚说，“我想听你说话。”
江屹愣了一下。
“什么？”
“我说，”程砚低头整理电容，“你那三分钟的视频，评委打分最高的一项，是‘表达真实性’。所以你别去学那些人说漂亮话。”
江屹看着他，忽然明白了。
“你早就知道了。”
“知道什么？”
“知道我会来。”江屹说，“你知道我会拒绝沈阿姨，拒绝市科协，拒绝所有便宜的路。所以你提前把电容买了。”
程砚沉默了两秒。
“我没那么神。”
“你买了五百颗。”江屹说，“一百二十台只要三百六十颗。剩下的一百四十颗，是给第二批的。”
程砚没说话。
“你什么时候订的第二批？”
“二月二十日。”程砚说，“报到那天。”
江屹笑出了声。
笑得蹲不住，一屁股坐在地上。
“程砚，”他直起身，“你这人真是轴得没救了。”
“我知道。”程砚说，“你说过。”
三月五日，月考成绩公布。
江屹站在公告栏前，从下往上看。
年级总榜，前五十名。
第四十七名：江屹。
他盯着那个名字，看了很久。
物理单科第一。数学第十三。英语——倒数第四十一。
总分卡在前五十的边缘，高出第五十一名三分。
背后有人拍他的肩。
是陈老师。
“恭喜。”
“老师，我英语——”
“英语慢慢来。”陈老师说，“你现在要操心的是另一件事。”
“复核结论？”
“嗯。”陈老师压低声音，“今天下午出。校长亲自审的。”
“结果呢？”
“我不知道。”陈老师说，“但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今天上午，市科协又来电话了。”
江屹的心沉下去。
“他们说，”陈老师看着他，“如果你这个资格撤了，他们希望学校配合，把这个项目移交到一中创新实验室，由指导老师牵头继续做。”
“移交……”
“就是说，”陈老师说，“灯还是那个灯，名字换成别人的。”
江屹扶着公告栏，站了很久。
“老师。”
“嗯？”
“如果结论是不通过，”江屹说，“我能上诉吗？”
“能。”陈老师说，“但你要证据。证明这个项目的核心是你做的。”
“我有验收单，有照片，有居民的证言——”
“那些证明你会焊。”陈老师打断他，“但不证明你是创作者。在法律上，装配工和发明人是两回事。”
他顿了顿。
“江屹，我问你一句实话。”
“您问。”
“那个电路，”陈老师说，“到底是谁想的？”
江屹沉默了两秒。
“第十七版是他画的。”他说，“但第十七版是我让他改的。”
“怎么改的？”
“三路并联电流不均，最左边那条会先烧。”江屹说，“他在图上加了均流电阻，我说太贵，乡镇买不到，坏了没人会调。我让他改成等长支路，靠手剪线，公差正负零点五毫米。”
“然后呢？”
“然后他问我，量过自己的误差吗。”江屹说，“我说我测过，四十根线，平均一点七毫米。他说样本太小。我说你再给我四十根，我测给你看。”
陈老师看着他。
“那天晚上，”江屹说，“我们在图纸上写了一行字：第十八版·等长支路，免调试。审核人：江屹。”
“那张图还在吗？”
“在。”江屹说，“在我书包里。”
“拿来。”
江屹愣了一下。
“现在？”
“现在。”陈老师说，“复核结论下午四点出。现在是两点。你有两个小时。”
两点四十，教务处。
陈老师把那张图纸摊在校长桌上。
纸已经被折了很多次，折痕处发毛。上面有铅笔写的公式，有划掉的痕迹，有红笔圈出的三处，还有一行歪歪扭扭的签名。
校长看了很久。
“这张纸，”他说，“能说明什么？”
“说明创作过程。”陈老师说，“真正的创作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有痕迹的。这张纸上有十七次修改，每一次都是这个孩子提出的实际问题逼出来的。”
“但法律上——”
“法律上要的是署名。”陈老师打断他，“教育上要的是成长。校长，我们是学校，不是法院。”
校长摘下眼镜，揉了揉眼睛。
“还有个问题。”他说，“那封匿名信里提到的‘关系获取意向书’，核实了吗？”
“核实了。”陈老师说，“我去的棉纺厂、职高、电器厂、居委会。四个人，我都录了音。刘主任的原话是——”
他翻开笔记本。
“‘这孩子跟我说的第一句话是，成本三十七块二，我卖三十五，我亏两块二。我干了十七年验收，第一次听见有人说自己亏钱。’”
校长沉默了很久。
然后他拿起笔，在一份文件上签了字。
“结论：异议不成立。”他说，“保送认定恢复。”
他抬起头，看向江屹。
“但是。”
“您说。”
“有件事你必须知道。”校长说，“那封信，我们查不出来是谁写的。教育局那边不配合，说收发记录涉密。所以这个人还在，而且他知道你没倒。”
“我知道。”
“你还有一件事要想清楚。”校长说，“市科协那个采购，你打算怎么办？”
江屹站在桌前，手撑在桌沿上。
他想起了沈青说的那句话：这世上所有的坚持，都有价码。
想起了母亲踩缝纫机的声音。
想起了棉纺厂那个老太太塞给他的两个煮鸡蛋。
想起了赵磊说的那句“这灯是我焊的”。
想起了程砚卖掉的那台收音机。
“校长，”他说，“我不卖给他们。”
“为什么？”
“因为二十八块做不出来。”江屹说，“做出来的东西，会在某个冬天的晚上灭掉。而那时候，楼梯上会有个孩子往下走。”
他顿了顿。
“我不能赌那一步。”
校长看着他，看了很久。
然后他点了点头。
“去吧。”他说，“上课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