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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和离书上的最后一笔 我签下名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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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后,周景明来诏狱见我。
他没有穿官服,只穿了一件深青色长袍,肩上沾着路上的尘。他站在牢门外,手里捏着一卷纸,纸角被他捏得卷起。
我从墙边站起来,膝盖却没有立刻听使唤。昨夜起的低热尚未退,掌心贴上砖墙,竟分不清是墙太冷,还是手太烫。
他的目光从我发白的嘴唇移到扶墙的手上,眉头几不可察地皱了皱。
“你受伤了?”
“没有。”
“手给我看。”
“不用。”
他抿住唇。那一刻,他像从前无数次被我拒绝替他换药时一样,想发火,又忍住了。
“我是来送东西的。”
他把纸卷递给狱卒,狱卒接过去展开,牢门外那点光将上面的字照得很清楚。
和离书。
我看了一眼,笑了:“这么快?”
“不是我想快。”
“那是谁想快?”
他沉默。
“周家?”
“沈青禾。”
“还是陛下?”
“够了。”
他的声音猛地沉下去,眼底终于露出疲惫以外的情绪。他握着牢门,指节被铁锈蹭出一圈暗红,“你以为我愿意在这里跟你说这些?”
我看着他手背上的伤,问:“你不愿意,为什么来?”
他脸色僵了一下。
我本来没有想把话说得这么重,可话已经出了口,便像冷水泼在地上,再也收不回来。
“因为你不肯说。”他说,“你若肯证明自己无罪,我可以想办法。”
“怎么证明?”
“把你知道的都交出来。”
“包括什么?”
“沈顺、账册、三千石粮食,还有你父亲当年留下的所有东西。”
他说到最后,声音低下来,仿佛不是在审我,而是在求我把门打开。
我望着他,几乎要答应。
只要把砚台底下的账册给他,沈家可以洗清,周景明会被卷进去。只要把父亲留下的批注交上去,他会获罪,周家也会跟着倒下。
他若没有了周家,便没有什么可以保我。
我不能让他用自己的命来救我的命。
“我没有。”
“你有。”
“我没有。”
他的呼吸重了一下:“你为什么一定要逼我?”
我怔住。
他也怔住了,显然没料到自己会把这句话说出来。
牢门外的风从长廊尽头吹过,火把噼啪一响。他别开脸,肩膀微微起伏,过了好一会儿才说:“我不想把你定罪。”
“可你已经签了。”
“那是供词,不是判决。”
“你拿着我的供词来送和离书?”
他没有回答。
我伸手接过和离书。纸很薄,边缘却割得手指发疼。
上面写我品行有亏、心术不正、与夫不睦。周景明念旧情,不追究我欺瞒之罪。
“念旧情?”我读到这三个字时,差点笑出声,“你们周家给人的体面,都是这样给的吗?”
“只要你签了,沈砚可以活。”
我的笑停在唇边。
他看着我,眼中终于有了些许不忍:“这是唯一能保住他的办法。”
我低头看和离书,指腹在“周景明”三个字上擦过。
那三个字是他亲手写的,笔锋收得很稳。
“你没有选择。”他说。
我问:“是你没有选择,还是我没有选择?”
他嘴唇动了动,没能答出来。
我从狱卒手里借来笔,在纸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写到最后一笔时,笔尖断了,墨汁在“禾”字末尾洇开。
周景明的视线落在那里,很久没有移开。
我把和离书递回去,他没有接。
“你就没有什么要问我?”他问。
“没有。”
“你不想知道我为什么这样做?”
“你说是为我好。”
“那你信吗?”
我抬头看他。
牢门外没有灯,只有他身后的长廊亮着一盏昏黄的壁灯。那光落在他脸上,让他看起来和成亲那晚一样年轻,只是眼角多了一道我从前没有见过的疲惫。
“我信。”
“你信?”
“你说什么,我都信。”
他的眼睛红了一瞬,手里的和离书被他攥出一道折痕。
我故意把声音放得更轻:“所以你不用解释。”
他像被这句话刺到,抬手按了按眉心。
“你为什么总是这样?”
“哪样?”
“什么都不问,什么都不求。”他盯着我,声音发哑,“你若求我,我未必不能——”
话到这里,他忽然停住。
我替他说完:“未必不能什么?救我?相信我?还是把我从这里带出去?”
他看着我,半晌没有说话。
我笑了笑:“你看,你自己也不知道。”
他转身要走,腰间那只药瓶随着动作晃了一下。
我看着药瓶,忽然问:“药还在吗?”
他停下:“在。”
“你吃了。”
“是给你的。”
“我不要了。”
他站在门口,背影僵硬。过了一会儿,他把和离书交给狱卒,声音低得发紧:“收好。”
门重新落锁。
我靠着墙坐下,等脚步声彻底消失,才发现自己一直咬着嘴唇,唇上已经有了血。
后半夜,我烧得分不清白日黑夜。狱医隔着铁栏替我诊了脉,说肺里已有杂音,必须移去医房。狱卒捏着腰间的钥匙,只摇头:“周大人有令,未审结不得擅自移牢。”
狱医让他立刻去请手令。那人提着灯走了,直到天亮也没有回来。
那一夜,我把和离书撕成了很细的碎片。
不是因为不愿意签。
是因为我不想让他再拿着我的名字,证明自己曾经爱过我。
行刑定在二月十五。
距离那日还有七天时,周景明没有再来。
我已经烧了两夜,清醒的时候越来越少。狱卒把炭盆推到门边,热气进不了牢房,只把铁栏熏得发黑。
第三日,沈顺死在刑部狱中的消息传来。沈砚也因受他牵连,被判流放西南。临走前,沈砚托人买通押解的差役,送来一只木匣。木匣经过搜检,里面只有父亲留下的半页残账,以及我小时候用过的一方旧砚。砚台缺了一角,金粉补过的裂缝已经发黑。
沈砚留了字条,说他在押解途中听见押送官谈话:魏成礼已经拿到北仓的完整账册,准备把河西军粮的所有缺口都推到沈家头上。沈顺死前咬住不说,是因为真正的账册从来没有在他那里。
在我这里。
我把手伸进砚台底部,摸到那道细细的裂缝。
小时候我摔坏砚台,父亲没有扔,只叫人用金粉把裂缝补起来。他说,东西坏了不一定要换新的,能用就先用着。
我不知道他那时说的是砚台,还是沈家。
账册被我拆成三层,藏在砚台底下。
我原本想等周景明来,把它交给他。哪怕他不信我,至少这东西能保住沈砚,能让沈家多年背负的罪名有一个结尾。
现在不必等了。
我把账册交给狱卒,请他转交刑部,又在封口处写下周景明的名字。
狱卒掂了掂油纸包:“这是证据?”
“不是。”
“那是什么?”
我低头看着封口上那三个字,指尖在“景”字的最后一笔上停了停。
“是我欠他的一句话。”
我没有写信解释三千石,也没有写父亲为何保护他,只把当年的调粮令夹在账册里。纸上盖着父亲的私印,旁边是周景明亲手写下的改令批注。
那张纸我保存了整整十年。
上面只有八个字:临州灾重,先救人命。
他写这句话时还不是大理寺少卿,只是一个刚入仕的年轻官员。那三千石粮食救了临州一城百姓,却违了圣意。父亲撞见后没有责罚他,只把批注收走,说:“官位可以丢,人命不能等。”
父亲临死前还说,周家那个孩子若敢把自己写成罪人,就算沈家全死了,也不许我把这东西交出去。
我一直听父亲的话。
唯独这一次,我把账册送了出去。
因为我不想让周景明死。
也因为我终于不想再替他活着决定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