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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你走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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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开始留意她吃药。
药装在一个白色的小瓶子里,江沫每天都躲起来吃。她蹲在台阶上,药片搁在掌心,像一颗小小的白色棺木。
她说:“不想让人看见。看见了就会问,问了就要解释,解释了就要被同情。我受不了被同情。”
我说:“那我呢?我也不能看?”
她想了想,说:“你可以。但你不能用那种眼神看我。”
“哪种眼神?”
“同情我的那种。”
每次看她吞药,我的心里都会像有个东西往下坠。
那段时间我变得特别会察言观色。她一皱眉,我就想是不是药有副作用了;她一走神,我就想是不是那些声音又在她脑子里说话了。她有时候会突然安静下来,眼睛盯着某个方向,但其实什么都没在看。她后脑勺上那个翘起来的小碎发,像一只手在悄悄举着投降。
我想替她按下去。可我什么都做不了。
我查了很多关于抑郁症的资料。我知道了那些药会让人恶心、嗜睡、发胖,知道了这病是一场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停的雨,知道很多人要吃好几年的药,还有的人吃一辈子。
我知道得越多,越觉得没用。
听多了故事会误以为爱能克服一切。电影里、小说里、歌里,翻来覆去地唱,翻来覆去地演。男主抱住女主说一句“有我在”,女主就奇迹般地好了。所有的伤口都能被吻愈合,所有的深渊都能被拥抱填平。
但现实不是这样的。
江沫瘦瘦的身体里装了一片海。那片海又深又暗,水冷得吓人,她一个人在里面扑腾。我站在岸上喊她,她听得到,但游不回来。我的爱是一根绳子,可那根绳子不够长。
她的病比我的喜欢大得多。大很多很多。大到我有时候觉得,我的喜欢就像她书上画的那只猪头,涂涂改改,歪歪扭扭,只能博她笑一下,笑完之后什么都不会变。
直到腊月十七,那天下了那年冬天的第一场大雪。
聊城的那个冬天冷得尤其扎实,雪铺在大地上厚厚一层,踩压上去咯吱咯吱响。江沫家楼下的树被雪弯了枝,看起来像扛着什么重东西直不起腰。
楼道里的声控灯还是老样子,跺脚,灯亮了,再跺脚,又亮了。我一路跺到她家门口。刚要敲门,里面传出来一个男人的声音,闷闷的,像被酒泡过。
“你签不签?”
然后是沉默。很长很长的沉默。
“江沫,跟你说话呢。你签不签?”
门板很薄,声音透过来的很清楚。我举起来准备敲门的手僵在半空中,指节离门板只有一厘米。
“我不签。”江沫的声音硬得像块铁。
“你不签也得签!房子是我出的钱,离婚协议都写好了,你签个字,你跟你妈走,我以后不欠你们的。”
离婚。
我站在门外,脚像被钉住了,想转身下楼,但腿不听话。
“我不签。”江沫又说了一遍。声音开始颤了。
“他妈养了你十八年,让你签个字怎么了?”
“你养我了?”江沫气笑了,那笑从门缝里钻出来,像一根针扎进我耳朵里,“你一年在家吃过几顿饭?你连我班主任姓什么都不知道。你连我什么时候得的病都不知道。你就知道赌博、出轨!现在你让我签字?你让我帮你把我妈赶走?”
她的声音越来越大,到最后几乎是吼出来的。我从来没听过江沫这样说话。她骂老路、骂学校,都是笑着骂的。但这次不一样,像头愤怒的雌狮,喉咙里带着血。
“你翅膀硬了是吧?”
“我翅膀硬不硬你不知道吗?对,你连我有没有翅膀都不知道。你连我在几班都不知道。你连我几号生日都不知道。”
“你!”
“你以为我为什么得病?”江沫几乎是咆哮着,“你以为是学校的压力?是成绩?我告诉你,那些我都能扛。我扛了两年了。我扛不住的是回家。打开门看见你们把东西都摔碎,饭桌上一句话没人说,每天你们打完架我妈在客厅哭,然后你自己摔门走!”
门里安静了。
“好。”过了很久男人的声音又响起来,“你不签是吧。行。那你跟你妈过,我走,我走了就再也不回来了。”
门被猛地推开,差点撞到我的头。
一个中年男人从里面走出来。不高,身上一股酒味混着烟味,眼睛发红,脸上是一种醉了的疲倦。他看了我一眼,没说话,从我身边挤过去。
脚步声一下一下砸在楼道里,越来越远。声控灯亮了又灭,灭了又亮。
我站在门口,看着半开的门。
江沫坐在客厅地板上,背靠着沙发,膝盖蜷在胸前。她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灰蓝色旧卫衣。地上散着几张纸,离婚协议书,还有一些照片。照片上是一家三口,很多年前拍的,上面的人笑得没心没肺。
眼泪从她脸上流下来,一滴接着一滴,但她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客厅里很乱。茶几上有个摔碎的杯子,水渍洒在地板上。暖气片里的水声咕噜咕噜的,屋里的暖气烤得人发闷。
“你来了。”她的声音跟砂纸一样粗。
“嗯。”
“你都听见了?”
“听见了。”
她没再说话。我走过去,把那些照片一张一张捡起来,放回茶几上。有一张掉在茶几下面,小时候的江沫,扎了两个辫子,骑在她爸脖子上,两个人都在笑。
我看着照片上那个笑着的男人,想到刚才猛推开门的那个人,完全没办法把他们当成同一个人。
然后我坐在她旁边的地板上,背靠着沙发。和她并排。地面很凉。
“江沫。”
“嗯。”
“你刚才骂得真好。”
她没接话,暖气片里的水声咕噜咕噜的,窗外的雪还在下。
过了很久,她说:“季烁,我什么都没了。”
“你还有你妈。”
“我妈也很难。她一个人,我跟着她只会拖累她。”
“你不是拖累。”
她终于转过头来看我。眼睛红肿,嘴唇干裂,鼻尖通红,整个人缩在那件旧衣服里,像一只被冻僵了的鸟。
“你知道我妈跟我说什么吗?”她的声音很轻很轻,“她说她打算带我去南方。去我舅舅那里。”
我的心脏像是被人攥紧。
“去南方?”
“嗯,舅舅在广东。他说那边有学校可以收我,让我去那边。心理咨询什么的也安排好了。”
“什么时候走啊?”
她没有回答,而是看了我许久。
“季烁。”她终于开口,“你想让我留下吗?”
我张了张嘴。
“你要是让我留下,我就不走了。”她的声音小了下去。
江沫坐在我旁边,瘦瘦小小的,裹在那件旧衣服里,脸白得像窗外的雪。她在等我说一句话。等我伸出手,像以前那样,说“我接住你”。等我拍着胸脯,说出所有爱情小说里男主角该说的话。
我想说,我真的想说。
我想说“别走”。想说“留下来,我陪你”。想说“你妈那边我帮你去说,你爸那边我帮你去扛”。我想说“你别去广东,广东太远了”。
我看见了她的眼睛,里面有一种我从来没见过的波痕,像是溺水的人希望看见岸边有一只伸出的手。
但我也看见了她缩在袖子里的手,那只手又在抖。
然后我看见了更远的东西。
我看见她继续住在这间客厅里,继续听暖气管咕噜咕噜的声音,继续一个人缩在沙发上等父母吵完架。我看见她继续来上课,笑着传纸条,笑着画猪头,然后回家面对一屋子沉默和碎玻璃。我看见她笑着哭,瘦得像纸片一样的身子里面装着一整片黑色的海。
我看见她在我身边一点一点沉下去。而我能给她的,只有一张歪歪扭扭的猪头,和一句轻飘飘的“我喜欢你”。
我有什么资格留她。
我连自己都管不住。我的数学都不及格,我除了陪她画几只猪头什么都不会。我拿什么留她,拿什么接住她?她都快站不住了,我接住了又能怎么样。我能接住她一辈子吗?我连十八岁都没到。我明天还要交语文作业,后天还要考历史。我拿什么接住一个人的一辈子?
广东、医院、医生、舅舅、新学校。我知道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她有机会好起来,有机会正常地吃饭睡觉,有机会不再一个人缩在家里听父母吵架。
留在这里。留在我身边。除了我自以为是的陪伴,什么也给不了她。
“你别走”这句话在我喉咙里堵着,又硬又烫。我甚至能感觉到它的形状,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可我说不出口。
“江沫。”我说,“你走吧。”
她愣住了。那只一直在抖的手,突然不抖了。
“你说什么?”
“你走吧,”我的声音很平,平得像在背课文,“去南方。”
她没说话。就那么看着我,眼睛里的光一点一点暗下去。像东昌湖冬天的落日,慢慢地、慢慢地沉到冰面以下。
“我以为你会说让我留下。”她的声音发颤。
“你去了那边,好好吃药。医生说什么你听什么。学校的事让你妈去弄。你别跟你爸联系了。他找你你也别理他。”
“季烁……”
“你舅舅那边要是不靠谱,你就给你妈说。你妈肯定会站你这边的。她比你爸强多了。”
“季烁……”
“你到了给我发短信。不用天天发。想起来再发就行。”
“季烁!”她提高了声音。
我停住了。她看着我,眼泪一颗一颗往下掉。
“你是个傻逼。”她说。
“我知道。”
“你他妈真是个大傻逼。”
“我知道。”
“我恨你。”
“我知道。”
她突然扑过来打我的肩膀,一下又一下。她太瘦了,拳头落在我身上轻飘飘的,但我疼得喘不过气。她打得很乱,有的落在肩膀上,有的砸在胸口,有的打在我锁骨上。
“你凭什么替我做决定?”她声音越来越哑,“你凭什么让我走?你算什么?你算我什么人?”
“我算喜欢你的人。”
她停住了。拳头举在半空,没落下来。她就那么看着我,眼泪把脸冲花了,露出下面那张苍白的脸。
“你再说一遍。”
“我算喜欢你的人。”
“你再说一遍。”
“我喜欢你。”
她闭上眼睛。眼泪从睫毛缝里挤出来,顺着鼻梁滑下去。她深吸了一口气,又吸了一口,像在把什么东西往肚子里压。
“好,”她说,“我去南方。”
她站起来,走到茶几旁边,把那几张离婚协议书叠好,放在一边。又把那些照片收拢,塞进电视柜下面的抽屉里。像在收拾一个不属于她的房间。
我看着她,我等着她回头,我想让她回头。
但是她没回头。
她走到卧室门口,停了一下,手放在门把手上。背对着我。
咔哒,门关上了。
客厅里很安静,安静得我能听见自己的心跳。
我觉得自己该走了。只是站起来时腿麻得厉害,扶着沙发又站了一会儿。
茶几上有一张照片。她漏了一张。是一张她的自拍。我拿起来,看了看,揣进口袋里。
外面白茫茫一片,雪停了,但天还是很冷。我站在楼下,抬头看了一眼她家的窗户,灯亮着,不过窗帘拉上了,看不见里面。
路上的树枝上压满了雪。江沫之前说:春天嫩芽,夏天浓荫,秋天落叶,冬天下雪。
但今天我才发现雪不是从树上落的。
我到家之后,把那张照片夹进书里。
我在下面写:“我让你走的,我后悔了。”
写完又涂掉。涂得乱七八糟,然后我重新写:
“你到了那边,要好好的。”
“等我去找你。”
“你等我。”
然后画了一个猪头。画得很丑。眼睛画歪了,耳朵画大了。
后来我把这些拍照发给江沫。
“那边冷吗?”
“不冷,比聊城暖和多了。”
“药还在吃吗?”
“在吃。”
“医生怎么说?”
“说我有进步。”
“那就好。”
“季烁。”
“我在呢。”
“你那天说的,我记住了。”
“哪句?”
“你说你喜欢我。”
我看着屏幕,打了几个字,删掉,又打。最后只发了一个字。
“对。”
手机不再震了。我站在楼顶,风把眼泪吹干了,脸上像结了一层薄冰。
后来日子开始变得很安静。春天来了,梧桐树抽了新芽,嫩绿色的,在风里轻轻地摇。我偶尔收到江沫的短信,不多,但每次都不太一样。她说广东的天气很闷,说新学校有电影社,说看了很多电影,最喜欢《肖申克的救赎》。她说药还在吃,医生说有进步。她说妈妈找了份工,周末会带自己去喝早茶。
有一次她发:“季烁,我今天走在路上,突然发现自己笑了。没什么原因,就是天气好。我停下来想了一会儿,想到以前在一中的时候,笑是一件需要理由的事。今天不需要。你说这是不是进步。”
我回:“大进步。值得画三只猪头庆祝。”
她回了一个猪头表情。然后说:“你数学及格了吗?”
我回:“别提数学。”
她发了一串哈哈哈。
我坐在教室最后一排,看着手机屏幕上的“哈哈哈”,觉得这个春天的风确实比去年温柔了很多。
期末考试前,我收到一个包裹。寄件人写着“江沫”,地址是广东。打开,里面是一本新的笔记本,扉页画了一只猪头,旁边写着:“编剧专业预习。第一章。题目:季烁在楼顶蹦迪。”
后面附了一封信。很短。
“季烁:
我在这里挺好的,药在减量,医生说我恢复得不错。你要是来广东我请你吃甘蔗,嗯,也管饭。
你说过你会等我,我想了很久。有时候我想说你可以不等,万一我好不了呢,万一我在广东待很久呢,万一我们不能再见面呢?
但我还是希望你能等我。
江沫”
窗外梧桐树的叶子已经长大了,浓绿浓绿的,把阳光筛成碎金。风吹过来,满树叶子就哗啦啦地响,像是在为了什么鼓掌。
我想起去年冬天,她缩在旧羽绒服里说:“旧衣服像老朋友。”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身上那件穿了两年的校服,袖口磨出了毛边。
老朋友。
我拿起笔,在江沫寄来的笔记本第一页上写:
“剧本大纲。第一场:莘县一中,教室,一个神经病站在桌子上背《赤壁赋》。一个女生走进来,说‘让开’。”
“第二场:楼顶、风很大、两个人吃饺子、敬草。”
“第三场:小区、告白、分别。”
“第四场:春天、来信。”
我停下笔。想了想。在后面添了一行:
“第五场:重逢。”
然后画了一只猪头。歪歪扭扭的,但我希望她能认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