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岛》》枯木止于秋

9、第八章 年 江明从

　　江明从医院门口的小超市里买回来一袋东西，塑料袋提手勒在他手指上，装着一碗白粥、两个茶叶蛋和一盒纯牛奶。他把东西放在床头柜上，把粥碗的盖子揭开，白汽冒出来，在窗边被冷风一吹就散了。他把勺子搁进粥里推到我面前，说：“趁热吃。”我左手挂着吊针，只能用右手舀，动作笨拙，粥水晃出来了一点溅在床单上。他看见了没说话，从床头柜上抽了一张纸巾摁在湿掉的地方，把碗往我这边又推了推。

　　吃完粥，他站起来收拾了一下床头柜上的东西——苹果核扔进垃圾桶，牛奶盒码好，充电线拔下来缠好了搁在包侧兜里。我看着他做这些事情，想起来他高中的时候也是这样，我们打完篮球他总会把场边的水瓶和外套收拾好，一个也不落下。他做这些事的时候不吭声，动作利索得像在完成一套流程。收拾完了，他把书包拉链拉上背到肩上，站在床边看了我两秒，伸手在我没打针的那边肩膀上拍了一下。

　　“学校那边有点事，我得回去了。”他说，“医药费我垫了，你不用管了。你好好待着，听医生话，别乱跑。”

　　“你连夜回去？”

　　“嗯，高铁三个小时，到家还不算太晚。”

　　我看着他，喉咙里堵了团东西。他的眼睛底下还挂着青黑色的印子，下巴的胡茬没来得及刮，灯光下能看清每一根。他昨晚守了一夜，今天又跑前跑后地办手续交费，到现在连个囫囵觉都没睡，就要赶回去。我张嘴想说什么，但嗓子里干巴巴的，只说出来一句：“江明，钱我后面还你。”

　　他摆了摆手，走到门口回头看了我一眼。他嘴唇动了一下，像是想说什么，但最后只是用力点了一下头，推开门走了。门关上的那一下，走廊里他的脚步声越来越远，最后消失在电梯口的方向。病房又安静下来，只剩下监护仪在滴答滴答地响着，一声接一声，不紧不慢，像某种代替心脏跳动的东西。

　　我在医院又躺了几天。每天上午挂水，下午做检查，护士来量体温的时候我配合地张嘴，其他时候就躺着看窗外。雪后的江海市一天比一天晴，阳光每天照进来的时候位置都偏一点点，像一个缓慢移动的时钟。我给导员打了电话，说身体不适住院了，请他批几天假。导员问什么病，我说感冒引起的老毛病犯了，他没多问，说好，你养着，回头把假条补上。我给阿儒打了电话，他那边听到我住院了，声音一下子拔高了：“怎么回事？在哪家医院？”我说了地址，他说“我这就来”。

　　阿儒和林远是下午到的。阿儒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装了一挂香蕉和一袋橘子，往床头柜上一放，转头看了看病房的环境，又看了看我手背上的留置针，脸上的表情沉了一下。林远把外套搭在床尾，坐下来翘着腿，嘴里说着“你这不行啊陆屿，三天两头往医院跑”，但眼神在我脸上扫了一圈之后就没再贫了，语气软下来：“没事吧？医生怎么说？”我说没事，观察几天就能出院。阿儒问是不是老毛病，我说差不多。他好像还想问什么，张了张嘴，被林远在背后拍了一下腰，把话咽回去了。那天下午他们在病房里陪我坐了将近两个钟头，阿儒给我剥了一个橘子递过来，林远拿着手机给我看这几天班里发生的事——谁和谁在课堂上吵架了，哪个老师又布置了一堆作业，工作室的群里孙学长发了新项目的通知。他们走的时候阿儒回头看了我一眼，说“有事打电话”，声音比平常低了一些。我点了头。门关上了，走廊里的脚步声和说笑声模糊地传进来，又远了。

　　过了几天，各项指标恢复正常之后我出了院。出院那天早上护士来拔留置针，撕胶带的时候皮肤被扯得生疼，拔出来的一瞬间手背上一小股血冒出来，她用棉签按了一会儿，贴上创可贴说好了。我收拾了东西打车回学校，车经过滨江公园那个入口的时候我看了一眼，没有转头，目光从车窗里掠过去，只看见入口的石碑和几棵落了叶子的行道树在灰白色的天空底下安安静静地立着。那天晚上我把书包里那张小兔子素描翻出来看了一眼。纸边上沾了一点水渍，铅笔线条被洇开了一小截，兔子的耳朵模糊了一只。我把它夹进速写本最后一页，合上了。

　　那以后的日子跟之前差不多。上课，去工作室，周末继续骑车去运河区的商业街。孙学长问我怎么好几天没来，我说感冒住院了。他信了，说你这体质不行，得多锻炼。时学长端着茶看了我一眼，什么也没说，低下头继续翻他的素材库。宋晚和周雨桐各带了一杯热奶茶来工作室，搁在我桌上，没说是我病了才给的，只是说“路过买的，多了一杯”。我接过来，奶茶是温的，杯壁上凝了一层薄薄的水汽。

　　期末收尾之后就是寒假。我本来想留在江海市打寒假工，问了几家便利店和奶茶店，有的不招短期的，有的工资太低。我犹豫着要不要去工作室帮学长继续做项目，孙学长说他寒假要回老家，时学长也要走，工作室不开门。我算了算手里的钱，助学贷款交完学费剩下不多，阿儒借我的三百和江明垫的医药费都还欠着，手头实在紧张。正盘算的时候我妈打了电话过来。

　　她平常很少主动打电话，一年到头打不了几个，每次接起来那头的声音都像是顺带打的一样，没什么前奏，直接说事。这次也是。她说父亲那边的亲戚要我去给父亲上坟烧纸，说该去了，又说回去看看奶奶。我听到“奶奶”两个字的时候手顿了一下。奶奶九十多了，父亲出事之后所有人瞒着她，说他在国外工作回不来，她一开始天天问，后来隔几个月问一次，再后来就不再问了。我很久没见过她了。

　　我买了回南安市的高铁票。从江海到南安，四个多小时的车程，跟来的时候是同一条线，只是方向反了过来。车窗外冬天的田野是灰褐色的，收割过的稻茬在田里一排一排地戳着，远处有烧荒的烟升起来，在半空中拉成一条细长的灰线。我靠着窗坐了一路，耳机里没放歌，就听着车轮碾过铁轨的声音，有节奏地晃着，一节一节地往北走。

　　到南安站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我坐了一趟公交去县城我妈那边。县城的房子在一条安静的街道边上，六层的老楼没电梯，她家在五楼。我上楼敲了门，来开门的是妹妹，她长高了不少，快到我胸口了，仰着脸看了我两秒才认出来，喊了一声“哥”然后转头跑回客厅喊“妈，哥哥来了”。我妈从厨房里探出头来看了一眼，手里拿着锅铲，点了点头说“来了”，又缩回去了。继父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电视，见我进来抬了一下下巴算打招呼。我把书包放下，在客厅坐了一会儿，吃完了一顿说不上好也说不上不好的晚饭——五菜一汤，味道不差，但桌上话很少，只听见碗筷碰碗的声响和电视里新闻播报的声音。妹妹坐在我旁边，偶尔歪过头来看我，小声问一句“哥你在大学好玩吗”，我说还行。她点点头，把碗里的饭扒拉干净了。

　　第二天早上我一个人坐车回了镇上。从县城到镇上的中巴换成了那种绿色的新能源公交车，公交车很新，冬天也有空调，车内也比较暖和。车开出县城之后路两边就变成了田野和低矮的农房，冬天的树光秃秃的，枝桠在灰白色的天幕上画出交叉的线条。到了镇上，我从车站走回老宅那条巷子。石板路还在，两边的人家有的翻修了房子，贴了白瓷砖，有的还是原来的红砖墙，墙根长着暗绿色的苔藓。走到巷子中间的时候我远远看见了那棵桂花树。它比记忆里高了很多，枝桠越过院墙探到了巷子上空，但现在是冬天，叶子落了大半，只剩光秃秃的枝条交错着，在风里微微晃着。我站在院门口看了一会儿，院门锁着，锈迹斑斑的铁锁挂在门鼻上。我没有钥匙。

　　我去镇上买了一些纸钱和香烛，往镇外的山坡上走。父亲葬在镇子西边的山坡上，从镇口的大樟树那边过去有条小路，走大概二十分钟。冬天的山坡上全是枯黄的杂草，前几天刚下过雪，雪化了一半，剩下的积在背阴的地方，白一块黄一块地铺在山坡上。父亲的坟头在一个缓坡上，坟头的草长了很高，虽然冬天枯了，但枯黄的茎秆还密密地戳着，把坟头的土都盖住了。坟前有一块石碑，上面刻着父亲的名字和生卒年月，字是当初请镇上刻碑的老头刻的，笔画端端正正，但这些年风吹雨淋的，有的地方已经模糊了，我蹲下来用手指摸了摸那几个字，凹凸不平的触感从指尖传上来，凉得刺骨。石碑底下放着一束不知道什么时候摆的花，早枯成了干枝，颜色褪得看不出原来的红。

　　我开始拔坟头的草。枯草茎很韧，有的拔断了根还留在土里，得用手指去抠。土是湿的，冻过又化了，又湿又黏，手指抠进去的时候冰得发疼。我拔了大半个钟头，把坟头的草大致除干净了，手上全是泥，指甲缝里塞满了黑土和碎草屑。然后我把纸钱一张一张地摆在坟前的空地上，掏出打火机点燃。火苗舔上纸边的时候先是一小圈红，然后蔓延开来，整张纸卷起来，变黑，化成灰烬。灰烬被风吹起来，旋转着往上飘，在半空散成碎屑，落在我肩上和头发上。我蹲在火堆旁边，一张一张地往里添纸钱。火的热浪扑在脸上，烤得干疼，但后背被山坡上的风吹着，冰凉冰凉的。

　　我跟父亲说了很多话。说大学里的课，说工作室的事，说那些比赛和奖项，说到最后我顿了一下，看着纸钱烧成灰的那个暗红色的火心，说了一句：“爸，我过得还行。”火心啪地爆了一个火星，蹦出来灭了。我蹲在那儿看着它灭了，从蹲姿变成坐姿，屁股坐在湿冷的地上，也不管裤子会不会脏。山坡下面能看见整个小镇的轮廓——矮矮的房子挤在一起，老街从中穿过去，镇口那棵大樟树的树冠像一把撑开的大伞，远远地看着像一个暗绿色的圆点。我父亲当年就是在这片天空底下长大的，在这条街上骑着自行车带着我，在这片山坡上种下了那棵桂花树。

　　从山上下来之后我去了奶奶家。奶奶住在镇子另一头的一栋老房子里，是我爸的祖屋。我敲了门，来开门的是我姑姑，她看见我愣了一下，然后侧过身让我进去。奶奶坐在堂屋的竹椅上，背对着门，身上盖了一条灰色的毯子。姑姑凑过去在她耳边说了一句“陆屿来了”，她慢慢转过头来。她的头发全白了，稀稀疏疏的，脸上全是皱纹，皮肤薄得能看见下面的血管。她眯着眼睛看了我一会儿，眼神浑浊但忽然亮了一下，抬起手朝我招了招。我走过去蹲在她椅子前面。她伸出手摸我的脸，手掌干瘦，指节粗大，掌心的皮肤像旧布一样粗糙，但摸在脸上的时候很轻。

　　“陆屿啊，”她的声音很小很细，“在学校吃得好不好？”

　　“好，奶奶。”

　　“穿得暖不暖？南安冷，你那边也冷吧？”

　　“够穿的。”

　　“钱够不够用？”

　　“够的。”

　　她问了很多遍类似的问题，每一遍我都回答她。她没有问我爸的事。前几年她还问，问我爸在国外怎么样，有没有打电话回来，什么时候回来。后来她不问了，好像心里知道了什么，又好像只是忘了。她摸着我的脸，过了一会儿手慢慢放下来，靠着椅背闭上了眼睛，呼吸变得平稳起来。姑姑在旁边小声说“她累了”，我站起来，把毯子往她身上掖了掖，跟姑姑道了别。走出那间老屋的时候天已经暗下来了，巷子里亮起了昏黄的路灯，石板路上映着灯光的轮廓。

　　春节很快就到了。我跟着我妈和妹妹去了继父家过年。继父家在县城边上，一栋三层的小楼，门口贴了新春联，红色的纸上写着金色的字，门楣上挂了两只红灯笼。院里停着继父家的车，车顶上积了一层薄雪。年夜饭在二楼的大厅里吃，圆桌上摆了满满一桌菜，鸡鸭鱼肉全有，中间是一大盆热气腾腾的炖鸡汤。桌边坐了十来个人，继父的父母、继父的哥哥一家、还有几个我不太认识的亲戚。我在靠近门口的位置坐下来，妹妹坐在我旁边。桌上的谈话声热热闹闹的，酒杯碰在一起的时候声音清脆，电视开着在放春晚，小品逗得大家哈哈笑。我夹了一筷子青菜放进碗里，慢慢嚼着。

　　事情出在继父的母亲身上。她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头发花白，腰板倒还硬朗，坐在主位上。大概是喝了两杯酒，脸有点红，跟坐在她旁边的一个亲戚家的女人争了几句——说的是什么事我没听清楚，好像是去年谁家办事的时候谁出了多少钱谁没出。话赶话地说着说着声音就大了，老太太把筷子往桌上一拍，语气里带着火气。桌上一圈人都僵了一下，有的低头夹菜当没听见，有的互相交换了一下眼神。我看着那架势，想着过年呢，闹起来不好看，就夹了一筷子菜伸过去放在她碗里，笑着说了一句：“奶奶，您别和她置气，大过年的，先吃饭。”

　　她转过头来看我。她的眼神里带着一股酒气和火气，上下打量了我一眼，嘴唇撇了一下，声音很大，盖过了电视里的声音：“吃什么吃，你凭什么夹菜，你算我们家人吗？”

　　桌上瞬间安静了。电视里还在放着热闹的歌舞，但那个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我拿着筷子的手悬在半空，筷尖上还夹着一片菜叶，停在老太太碗的上方，进也不是退也不是。桌边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了一个方向——我身上。那些目光里有尴尬的、有看热闹的、有替我难堪的、有不知道该怎么接的。我慢慢把筷子收回来，那片菜叶落进了我自己的碗里。我低下头看着碗里的菜，白瓷碗、白米饭、上面搁着一片青绿色的菜叶。脸上没有表情，但耳朵尖烧得厉害。嗓子眼里堵了一团东西，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

　　“吃饭吃饭，加菜呀，都别说了。”不知道是谁打了个圆场。筷子重新动起来，说话声也慢慢恢复了，像一锅即将烧开的水被人揭了盖子之后又慢慢凉下去了。继父的母亲也没再说什么，端起酒杯喝了一口。我妈坐在桌子的另一端，从头到尾没说话。我扒拉着碗里的饭，一粒一粒地往嘴里送，嚼了很久才咽下去。

　　那顿饭吃完的时候我走到二楼的阳台上。阳台很窄，靠着墙摆了几盆蔫了的绿植，栏杆上落了一层薄灰。外面是县城的夜景，零星的烟花在半空炸开又散落，鞭炮声从四面八方零零碎碎地传过来，一阵一阵的。我把手搭在栏杆上，冰凉的铁管贴着掌心。风从北面来，带着硝烟味，冷得扎脸。楼下有人在放手持的烟花棒，银白色的火花甩来甩去，笑声一阵一阵地飘上来。我站在阳台上站了很久，直到风把脸吹得麻木了，才转身走回屋里去。

　　过了几天，我和江明还有表弟约好了去爬南安最高的山。表弟其实是我妈妈闺蜜的儿子，我们从小就在一块玩，关系也比较好，他比我小两岁，在南安念高三，瘦高个，脸上还带着青春痘，话不多但笑起来憨憨的。小雅打了寒假工，没跟来。江明说她不来了咱仨去，正好我好久没爬山了，憋得慌。我们约在县城的公交车站碰头，早上八点出发。江明穿着一件深蓝色的运动外套，背着一个双肩包，包里塞了水和面包。他一早的就在公交站台等我们，远远看见我和表弟走过来，抬手挥了挥。他冬天比夏天黑了一些，脸被风吹得有点红，但精神头很好，眼睛里亮堂堂的。

　　山在南安市的北边，海拔不算太高，但坡陡，路也不好走。前几天刚下过大雪，山上的雪化了大半，剩下的混在泥土里，路面又湿又滑。我们沿着一条被人踩出来的土路往上爬，两边是落了叶的灌木丛和光秃秃的树干，偶尔有一棵松树还是绿的，松针上挂着残雪，风一吹就簌簌地往下掉。江明走在最前面，他是体育生，腿脚有劲，爬这种坡跟走平地似的，步子稳当，踩在湿泥上连晃都不晃一下。表弟跟在中间，他虽然年轻腿脚也利索，但明显没江明那个力气，爬一段就要停下来喘几口。我走在最后面，手脚并用地往上攀。有一段路几乎是垂直的，我手抓着坡面上的藤蔓，那些藤蔓干枯了，握在手里咯吱咯吱响，根从土里露出来一半，看着不太牢靠。我右脚踩在一块突出的岩石上，左脚往上抬的时候脚底踩进了一滩湿泥里，整个人往下滑了两三米。手没抓住东西，屁股和后背蹭着泥坡一路滑下去，最后撞在一棵小树桩上停了下来。手肘和裤腿上全是湿泥，手掌心蹭破了点皮，火辣辣地疼。

　　江明和表弟已经在半山腰的平台上等着了。江明站在平台边缘往下看，看见我滑下去那一下的时候他身体往前倾了一下，嘴里喊了一声“小心”，等看见我停住了才松了口气。然后他弯下腰，双手撑着膝盖，笑得肩膀都在抖。表弟也在旁边笑，捂着嘴没出声。我爬上去跟他们会合的时候，裤腿上全是泥，手肘上的泥巴蹭了半边衣服，整个人跟从泥塘里滚出来似的。江明指着我笑得直不起腰来，说：“叫你爬快一点，你不听。”我拍着身上的泥拍了两下，泥干了拍不掉，挂在衣服上灰扑扑的一层。我抬头看了看山顶的方向，还远着，山尖在灰白色的天幕上只露出一个小小的三角。

　　“还有多远？”我问。

　　“快了，再爬一个钟头吧。”江明说，“歇一会儿再走。”

　　我们在平台上坐了十来分钟。平台是一块相对平坦的石头，上面被踩得光溜溜的，旁边有一棵歪脖子松树，树干弯着探到平台边上，像一把天然的扶手。从这里往下看能看见半个镇子的轮廓，房子小得像火柴盒，街道像一条条灰色的线。江明坐在石头上喝水，水壶口被他旋开的时候发出很轻的一声响。他喝了半瓶递给我，我接过来也喝了半瓶。山风从下面吹上来，凉飕飕的，把身上爬山出的汗吹干了一层，凉意贴着后背往上蹿。

　　继续往上爬的时候路更陡了。手要不断地抓着两边的灌木枝往上借力，脚踩在湿土上一步一滑，得侧着脚掌踩稳了才敢把重心移过去。江明的背影在前面晃着，他爬这种坡毫不费力，步子跨得大，踩点准，偶尔还回头看看我们跟上了没有。表弟咬着牙跟在后面，脸涨得通红，嘴里喘着白气。我手脚并用爬了一段之后停了一下，双手撑着膝盖大口喘气。山上的空气比山下凉很多，吸进肺里冰冰的，但吸多了之后整个人反而清醒了，脑子里的杂念被冷风吹散了不少，只剩下一个念头——往上爬。

　　又爬了两个钟头，终于到了山顶。山顶有一片被开辟出来的观景平台，用木板和石头砌了护栏，沿着边缘围了一圈。平台上立了一块石碑，上面刻着这座山的名字和海拔高度。我走到护栏边上，两手撑着木头的横栏往下面看。整个南安市铺展在脚下。远处县城的楼群和近处镇子的矮房连接成一片灰白色的色块，马路和河流像银灰色的带子从中穿过。镇子西边那片山坡上有一小片暗色的斑点，那是父亲的坟地，从这么远的距离看去只是一个毫不起眼的小点。天是灰蓝色的，云层压得很低，但在最远处的地平线上裂开了一道缝，一线浅金色的光从云缝里漏出来，把远处的山脊线镶了一道暖边。

　　江明走到我旁边，两手搭在护栏上，肩膀挨着我的肩膀。他的呼吸平稳下来之后侧头看了我一眼，然后转过头去看着山下。

　　“心里有什么不好受的，全都喊出来，对着山底下大声喊，这样会舒服点。”他说。

　　我没说话，看着山下那些缩小的房子和道路。风从山顶上刮过来，比山腰上大了很多，呼呼地灌进耳朵里，吹得头发往后飘。江明又说：“上次在江边的事，我没问你。肯定你有什么难处。我想说，咱俩永远是好兄弟。以后有什么难受，不要憋在心里面。”

　　他说话的声音不大，被风削掉了一些边角，但每一个字都送到了我耳朵里。我攥着护栏的木头，掌心里木纹的触感粗粝而真实。我转过头去看他。他的侧脸被山风吹得有些发红，鬓角的头发被吹起来贴在了额头侧面，他看着山下的方向，没有看我。

　　“好。”我说。

　　他转过头来，用胳膊肘顶了我一下，笑了。“还是老样子，说话能多说几句不。”

　　我也笑了。这次笑的时候胸口没有那种被绳子拧着的感觉。我深吸了一口气，转过去面对着山下那片铺开的南安市，把双手拢在嘴边，肺里的气往外冲的时候带着声音一起出去了。第一声喊出来的时候嗓子有点破，声音被风吹散了。第二声大了一些，第三声更大了，大到我觉得自己的声音在山谷之间来回碰撞。我把那些憋了很久的东西往山下喊——那些名字、那些日子、那些夜里睡不着时在脑子里转来转去的画面。喊到后面嗓子哑了，声音变成了模糊的、断断续续的吼声，像一只鸟从高处俯冲下去，翅膀划过空气时发出的那种嘶鸣。喊完了，我撑着护栏大口喘气，胸腔里空了一块，但那种空不难受，像是把堵在里面的东西掏出来了，透气了。

　　下山的时候脚底下轻了一些。虽然还是滑，还是得抓着藤蔓慢慢下，但步子比上来的时候稳了。下到山脚的时候天已经暗了，我们在山脚的村子里找了一家小面馆，一人吃了一碗热汤面。吃完面出来的时候天上又飘起了细雪，纷纷扬扬的，落在路灯下像一群细小的飞蛾。

　　回去的路上经过一座小寺庙，在路边半坡上，台阶不多，门口亮着一盏昏黄的灯。江明看见了，说上去看看。他进去找了一圈，出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三条红色的绸带，每条上面系着一个小铃铛。他说：“一人一个，写下来年想实现的事。”表弟接过去第一个写，趴在旁边的石桌上，用圆珠笔在绸带上写了一会儿，写完了卷起来说“保密”。江明接过笔，写得快，写完了拿起来给我看了一眼——来年赚大钱，早点向小雅求婚。我拿了最后一条，展开铺在石桌上。圆珠笔的笔尖落在红绸上面，我停了很久。铃铛在绸带末端被风吹得叮叮响了一下又一下。我在上面写了一行字，写完了折好系在庙前的祈愿架上。风把那些绸带吹起来，红色的布条在风里翻飞着，铃铛的声音零零碎碎地响着。

　　江明凑过来看了一眼我系的那条。上面写着：想有一个女孩子能包容我，一直陪在我身边。他看完之后没有笑，也没有说那些打趣的话，只是点了点头说：“也是，你真的需要一个女孩子在你身边。”他顿了顿，又说：“以后真找到了，记得早点跟我说，我给你把把关。”我看着他那张认真的脸，笑了一下说好。那一刻，山上的风、铃铛的响声、红绸带在夜色里翻飞的样子，都在我脑子里留了一个浅浅的印记。我没有跟他说那个白裙女孩的事——那个在江水里向我伸出手的人，她到底是真是假，我自己都没弄清楚。但那个画面一直在我心底的某个角落搁着，像一颗沉在水底的石头，看不见，摸不着，但知道它在那儿。

　　下山之后我们去了镇上的一家台球厅，打了会儿台球，又找了家小饭馆喝了点酒。江明酒量好，表弟喝了两杯脸就红了。我喝得不多，在山上喊那一通之后整个人还处于一种空空的状态，像一间被扫过的房间，尘土都落了，地面上干干净净的，暂时还没被新的东西填进来。

　　又过了一个星期，我买了回江海市的高铁票。出发那天南安又下了一场小雪，我妈送我到门口，妹妹追出来喊了声“哥，再见”，我摸了摸她的头。我妈站在门框里面，手在围裙上擦了两下，说了句“路上小心”。我点了头，拖着行李箱走了。去车站的路经过镇上的老街，车窗外那片熟悉的街景一晃而过，大樟树还是枝繁叶茂地立在镇口，石板路被雪盖了一层薄薄的白色，上面有几行早起的人踩出来的脚印。

　　高铁开动的时候，窗外的南安慢慢往后退，房子变小了，田野铺开了，天空变大了。雪停了，天边露出了一线晴色，浅蓝色的，像被水洗过一样。我靠着窗坐着，看着窗外掠过的田野和远处的山脊线，忽然想起第一次坐这趟高铁去江海的时候。那是两年多以前了，九月份，车窗外的田野还是金黄色的稻子，阳光铺满了大地，我戴着耳机，心里装着一个女孩说的话——“等你来”。那时候的我满怀期待，为了一个女孩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以为这里会有新的开始。后来在这个城市里发生了太多事，有站在舞台上拿奖时追光灯打在脸上的时刻，有在滨江公园替父亲看夕阳的午后，有从桥上跳下去时冰冷刺骨的一瞬间，有那片在意识模糊时浮现的温暖的小岛，还有那个在江边向我伸出手的白裙子女孩。

　　窗外一片一片掠过的田野上，雪还没有完全化掉，残雪铺在收割过的稻茬之间，白一块黄一块的，像大地的补丁。远处的山脊上积着厚厚的一层白，在薄薄的日光下泛着淡淡的银蓝色。有村庄从窗外晃过去，几间矮房，几缕炊烟，一条小河从村边绕过，水面上浮着薄冰，反射着天光。我把额头贴在车窗玻璃上，玻璃冰凉冰凉的，震动着，像某种持续的脉搏。车窗外的一切被飞快地甩向身后，南安越来越远，江海越来越近。

　　有苦有甜，有酸有咸。人生就是这样，尝尽百味。

　　我把江明送的那只铜船钥匙扣从口袋里摸出来，攥在手心里。船头微微翘着，孤帆的轮廓在车窗外的天光映照下泛着淡淡的铜色光泽。一个人的船在海上划了很久了，划过了冬夏春秋，划过了冷暖和风雪。窗外的天边，那道浅蓝色的晴色越来越宽了，像江海方向有人在慢慢地打开一扇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