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岛》》枯木止于秋

10、第九章 初见 大四那

　　大四那年暑假，我搬出了学校宿舍。

　　林远去了上海，他爸的公司给他留了个位置，走的那天他站在宿舍门口拎着两个大箱子回头看了一眼，说“这破地方我居然还有点舍不得”。阿儒回北方备考公务员，临走前把他那盆多肉塞给我，说“你帮我养着，死了我找你算账”。我把被褥卷起来塞进行李袋，书架上的书装进纸箱，台灯和插线板拆下来用塑料袋裹好。最后剩下一张光秃秃的床板和一副空桌椅，地板上落了一层薄灰。我站在门口回头看了一眼，这个房间我住了三年多，墙上有贴过课程表残留的胶带印，窗台上有阿儒那盆多肉留下的浅褐色花盆水渍。我拉了灯，关了门。

　　公寓在工作室旁边一条巷子的尽头，一栋老公寓楼的五楼，有两个电梯坏了一个，还有一个电梯的灯一闪一闪的。房间很小，一室一厅，厨房和客厅之间连着一扇半开的推拉门，推开的时候滑轮发出一声很尖的吱呀声。窗户朝北，能看到对面那栋楼的阳台和晾出来的衣服。租金不贵，因为用的是商业用电，电费贵得吓人。我一般不开油烟机，做饭的时候把门和窗都打开，让味道散出去。房东留了一张旧桌子和一把掉了漆的椅子，我自己买了一张折叠床和一个简易布衣柜，把从学校搬来的东西归置好之后，这个十几平米的空间就变成了我的去处。

　　工作室的日常跟以前差不多，只是从周末变成了每天。孙学长毕业后正式留在了这里，时学长也留下来了，加上我三个人。宋晚在江海市地铁站上了班，每天穿着深蓝色制服早出晚归，下班之后会来工作室找孙学长，两个人一起骑车回他们租的房子。那房子在学校和工作室中间的一段老小区里，我去过一回，不大但收拾得整洁，玄关的鞋架上两双拖鞋并排放着，厨房台面上摆了两个杯子两双筷子，冰箱门上贴了一张便利贴写着“牛奶快没了”。宋晚在厨房炒菜的时候孙学长从后面凑过去看锅里的东西，被热油溅了一下缩回来甩着手嗷嗷叫。我坐在客厅沙发上看着他们，笑了一下，低头继续削手里的铅笔。

　　时学长没和那个女生走到一起。周雨桐毕业后去了上海，走的那天在工作室群里发了一条很长的消息，说感谢这段时间的照顾，以后来上海记得找她。时学长回了一个“好的”，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时学长还是和以前一样，经常在工作室里弹吉他，不过他有的时候弹完之后会叹两声气，有的时候盯着一个地方像在想什么东西。外卖点得比以前频繁了，有时候是黄焖鸡米饭，有时候是沙县小吃的拌面和馄饨。他坐在工位前面一边扒饭一边改图，屏幕上线条拉来拉去，筷子夹着菜往嘴里送的时候眼睛没离开过显示器。窗外的运河水从秋天流到冬天，水面上浮着落叶和细碎的波光，时学长那杯茶的热气在窗玻璃上凝了一小片水雾，又被风慢慢吹散。

　　江明在南安市的一家篮球训练营当了教练，每天带着一帮十来岁的小孩练运球和上篮。他发的朋友圈里全是球场上的照片——孩子们穿着球衣排成一排投篮，他站在旁边弯腰捡球；他自己在空荡荡的体育馆里练习三分，球从指尖出去的弧线被灯光照得清清楚楚。小雅在南安市人民医院当了护士，白班夜班轮着上，有时候江明发出来的晚饭照片是两个人对着视频吃的——他面前一碗面，手机支架旁边是外卖盒子，屏幕里小雅穿着护士服在护士站的角落里扒饭。他们打算再攒两三年钱就结婚。江明说房子已经看好了，在南安市区边上，小三居，首付还差一点。

　　而我呢，一边在工作室领着微薄的实习工资，一边算着每个月要还的助学贷款。房租水电和饭钱占了大头，剩下的刚刚够还贷款利息。买房这种事我想都不敢想，南安市的房价和江海市的一样都在涨，涨的速度比存钱的速度快了好几倍。我偶尔会算一笔账——按现在的收入，多少年才能凑够首付。算出来的数字像一个很远的目标，远到看不见尽头。后来我不算了。

　　公寓里就我一个人。早晨起来自己做早饭，一个鸡蛋一块饼一碗粥，有时候煎糊了就凑合着吃。中午在工作室跟学长们一块点外卖或者去巷口的面馆。晚上回来自己做点简单的饭菜，煮一把挂面丢几片青菜进去，或者热两个包子。做饭的时候把厨房门和客厅的窗户都打开，油烟淡得差不多了关火盛菜，一个人坐在折叠桌前吃完，洗了碗，把桌子擦一遍。有时候吃完了不想动，就坐在那儿看窗外对面楼的灯一盏一盏亮起来，有人在阳台上收衣服，有人在厨房里炒菜，锅铲碰铁锅的声音隔着巷子传过来，混着模糊的电视声和偶尔的狗叫。

　　然后我去运河边跑步。公寓离运河很近，出门走几百米就到了。运河边上有一条小路沿着河岸延伸出去，晚上没什么人，路灯隔很远才有一盏，光线昏昏地落在水面上，波纹把光切成碎碎的亮片。沿河跑一公里左右有一座小岛，说是岛其实是河中间一块长条形的陆地，用两座窄桥跟两岸连着，岛上种了树和草，绕岛一圈大概四百米。晚上岛上几乎没人，我有时候跑累了就坐在岛边的台阶上，台阶是石头砌的，被河水泡得长了青苔，坐上去凉冰冰的。运河的水在脚下无声地流着，偶尔有夜航的小渔船经过，船头的灯在水面上划出一道晃动的光痕，马达的声音闷闷地从水面传过来，又渐渐远了。

　　孙学长和宋晚隔三差五叫我一起吃饭。他们租的房子离工作室不远，周末有时候我去他们那儿蹭一顿，宋晚做几个菜，孙学长开两瓶啤酒，三个人围着一张小桌坐着吃。他们聊天的时候我听着，偶尔插一两句。宋晚说她们地铁站最近有个乘客天天来问路，问的都是同一个出口，孙学长说那人对你有意思吧，宋晚拿筷子敲了一下他的碗说吃饭。我看着他们，觉得挺好。后来他们叫我的次数慢慢少了，我也没有觉得什么，他们有自己的日子要过。时学长中午在工作室跟我一块吃饭，两个人各吃各的，偶尔他说一句“你这个图层的顺序不对”，我就过去看一眼改过来。除此之外，我一个人。

　　一个人久了就习惯了。习惯了也没什么不好。

　　那天早上跟往常一样，我起来做早饭。

　　煎了两张饼，锅里刷了一层薄油，饼放下去的时候滋滋地响，边缘慢慢变黄。鸡蛋磕进去，蛋清遇热迅速凝固，从透明变成白色，蛋黄还软着，在中间晃来晃去。厨房的窗户开着，外面的空气凉飕飕地灌进来，把油烟味冲淡了一些。公寓的门虚掩着，留了一条缝让空气对流。我拿着锅铲盯着锅里的饼，盘算着翻面的时间，怕早了破了怕晚了糊了。

　　敲门声就是这时候响的。

　　很轻的三下，指节叩在门板上的声音，不重，但在安静的早晨里听得清清楚楚。我愣了一下，以为是隔壁或楼上谁家敲门敲错了，没动，继续盯着锅里的蛋。又敲了三下，这次清楚了一些，是敲我这扇门的。我把火关小了一点，手里还攥着锅铲，侧头朝门口喊了一声：“谁啊？”

　　门外传来一个女声，声音不大，软软的，像隔了一层什么传过来的。“你好，我是对门的邻居，我厨房的水阀坏了，一直在往外溢水，实在没办法了……我看你的门开着，想问问你能不能帮我看看？”

　　我“哦”了一声，手忙脚乱地把锅里的饼翻了个面，那面已经煎得微微焦黄，翻过来的时候边缘翘了一下，差点掉出来。我说“等一下”，把火关了，锅铲搁在灶台上，在围裙上擦了擦手，走到门口拉开了门。

　　走廊的光线很暗。这栋老楼的走廊只有尽头一扇小窗，窗玻璃上蒙了一层陈年的灰，透进来的光被过滤成一种浑浊的灰白色。头顶的声控灯坏了一盏，只剩另一盏还在苟延残喘地亮着，灯罩里积满了死掉的小飞虫，光线被挡得严严实实，只从灯罩边缘漏出一圈昏黄的边。她就站在那圈昏黄光线的边缘，站在明暗交界的位置上。走廊尽头的小窗灌进来一股风，不大，但带着早晨的凉意，吹得她白裙子的下摆轻轻晃着，裙摆在膝盖附近荡来荡去，像水面上被风吹皱的倒影。

　　她穿着一条白色的裙子，棉质的，裙摆到膝盖下面一点，领口是简单的圆领，露出一截细长的脖颈。头发是黑的，披散在肩膀上，没有扎起来，发尾微微卷着，搭在白裙子的肩线上，黑与白的分界干净利落。她的五官在那片半明半暗的光线里看不十分真切，额头、鼻梁和下巴的轮廓被柔化了，像一张被水洇湿了边缘的照片。但她的眼睛——她的眼睛在那片模糊的光线里是亮的，瞳仁里映着走廊尽头小窗透进来的那点灰白色的天光，安安静静地看着我。她的个子不高，比我矮大半个头，站在那儿的时候肩膀微微收着，两只手交叠在身前，手指细长，指节处微微泛着一点粉。

　　我愣了一下。

　　那个愣的时间很短，短到可能只有一秒钟，但那一秒钟里我的脑子里迅速翻过了一帧画面——水底，光柱，向上伸展的手臂，白裙子在水流里散开像一朵慢慢绽开的花。我盯着她的脸看了两秒，想在那个模糊的轮廓里找到什么能确认或否认的东西。她的脸是陌生的，五官跟那张在江水深处朦胧浮现的面孔并不完全重合，但那个白色裙子的轮廓、披散的黑发、软软的声音，像一根极细的线从记忆深处被勾了出来。我不敢直接问。万一认错了呢？万一是我自己看花了眼呢？我什么都没说，把那些念头压下去了。

　　“我这就跟你过去看看。”我说。

　　她点点头，转身往对面走。我跟在她后面，注意到她的步子很轻，走在楼道的水泥地上几乎没有声音。她的头发在背后微微晃着，发尾碰到白裙子的肩线又被弹起来。她推开对面的门，我走进去。这间公寓的格局跟我那间一样，但方向是反的，厨房在进门右手边。厨房的地上已经积了一小摊水，是从洗碗槽下面的水阀接口处渗出来的，水阀外面裹着一层旧布条，已经被浸透了，水滴从布条的边缘一滴一滴往下落，砸在瓷砖上溅开。水槽里还泡着几个没洗的碗，水面浮着一层薄薄的油花。

　　我蹲下来看了看那个水阀。是接口处的螺丝松了，时间长了橡胶垫圈老化了，拧不紧就往外渗水。我让她把水闸关了，她蹲下来在厨房角落的柜子里找水闸开关，找了一会儿说“是不是这个”，我侧头看了一眼说是。她把阀门拧上了，水阀口的渗水慢慢停了，最后一滴挂在管口上晃了两下才落下去。

　　我回去拿了一把螺丝刀，蹲在洗碗槽下面把接口处的螺丝重新拧紧，又让她开了水闸试了一下，这回没再渗水。我说好了，她站在厨房门口看着，说谢谢，声音还是轻轻的。我把螺丝刀收起来，站起来的时候膝盖响了一下，她听见了微微笑了一下，笑的时候眼睛弯起来，嘴角的弧度很浅，像一道淡淡的水痕。

　　“没事，”我说，“就是螺丝松了，以后要是再渗水就再拧一下。”

　　我回到自己屋里，关上门，站在厨房里发了两秒呆。锅里的饼已经凉了，鸡蛋的蛋黄凝住了，边缘焦了一圈。我把饼和蛋盛出来放在盘子里，坐在折叠桌前拿起筷子。粥是早上煮的，已经凉了，我喝了一口，凉的，顺着喉咙下去的时候没什么味道。我扒了两口饼，嚼着嚼着脑子里又浮现出那个白裙子的轮廓。也许是我多心了。白色裙子到处都有人穿，披肩发也是常见的发型，声音软软的女孩子多了去了。江水里那个是幻觉，缺氧和冷水刺激下的大脑自己编出来的东西。对面这个人是一个活生生的邻居，有厨房水阀坏了的实际问题，要去找人帮忙。这两件事之间没有关系。我这样对自己说着，把饼吃完了。

　　盘子还没洗，门又响了。这回敲得比上次还轻，像怕打扰到我。

　　我走过去开了门。她站在门口，手里端着一个白瓷碗，碗里冒着热气，是一碗粥。红豆银耳莲子粥，红豆煮得开了花，银耳炖成了半透明的胶状，莲子胀得圆鼓鼓的，几颗红枣浮在上面，裂开的地方露出里面淡黄色的枣肉。粥的热气在碗口上面升起来，在她脸前散开，她的脸在那层白汽后面更模糊了一些。碗壁是热的，她递过来的时候手指扣在碗沿上，指尖被烫得微微泛红。

　　“我看你刚才好像也是吃早饭，”她说，“我煮了粥，分你一碗。谢谢你帮我修水阀。”

　　我接过来，碗壁烫着掌心。“不用谢，”我说，“小事。”

　　她站在门口没走，看了我一眼。“你一个人住？”

　　“嗯。”

　　“我也是。”她说，“我搬来没多久，之前那个水阀一直有点渗水，我拿布条裹了一下凑合着用，今天不知道怎么就崩开了。”

　　“那东西早晚要换的，”我说，“你有空去五金店买一个新的，我帮你换。”

　　她笑了一下，这回嘴角的弧度大了一些。“好。那谢谢你了。”

　　“那个邻居，你叫什么名字呀？”我问

　　她说她叫沈栖禾的时候，我愣了两秒钟。走廊的光线很暗，风从尽头灌进来，吹着她白裙子左右摇曳着。那一刻，我有些恍惚了，我端着那碗粥，站在门口，心里默念着她的名字栖禾。过了一会儿，我对她说，栖禾这两个字很好听。她说，是她自己改的。
　　`
　　"良禽择木而栖，禾是旷野里安静生长的青苗，"她说，"我喜欢安静的地方，虽然孤零零的，但立得住。"

　　她转身走回对面，推门进去的时候回头看了我一眼，然后轻轻把门带上了。走廊里又暗下来，两扇门对着，安安静静的。我端着那碗粥回到桌前坐下来。粥的温度从掌心慢慢渗进来，顺着胳膊往上走。我用勺子舀了一口送进嘴里，红豆绵软，银耳滑嫩，莲子的清苦和红枣的甜味混在一起，粥底熬得浓稠，从喉咙滑下去的时候像一条暖流。我把那碗粥喝完了。碗底剩了两颗枣，我用勺子捞出来吃了，枣肉软软的，核上还带着一点没剔干净的甜味。

　　我把碗洗了，放在桌上。那个碗是白色的，和她身上穿的裙子一个颜色。我看了它一会儿，然后站起来，把碗端起来走到门口，打开了门。对面那扇门关着，门缝底下透出一线暖黄色的光。我把碗放在她门口的地上，碗底垫了一张纸巾，敲了两下门，退回到自己屋里，虚掩上门。过了几分钟，我听见对面门开了，有人弯下腰拿起碗的声音，然后门又关上了，那线暖光消失了，走廊恢复了安静。

　　我坐在折叠桌前，盯着桌上那张还没画完的图纸，铅笔拿在手里，笔尖悬在纸面上方。运河方向传来了货船的低鸣，远远的，像从水底下升起来的声音。窗外的天已经亮开了，晨光从对面楼的缝隙里斜斜地照进来，铺在桌面上，把图纸的一角照得发白。我低下头，铅笔落在纸面上，开始画下一根线条。

　　去工作室的路上我一直在想那碗粥的味道。红豆银耳莲子，熬得那么稠，不是随便煮煮就能出来的，得泡豆子、发银耳、去莲心，小火慢慢炖着，隔一会儿搅一下。一个人住还费这个功夫煮粥，说明她是个认真对待日子的人。

　　那天上午在工作室画图的时候我频繁走神。屏幕上的线条拉到一半停住了，光标在画布上闪了又闪，我盯着那些点线面脑子里却转着别的东西。白色裙子的下摆在走廊的暗风里晃着，她站在门口端着碗的样子，碗里冒上来的白汽把她半张脸蒙住了。孙学长在旁边喊了我好几声我都没听见，直到他走过来拍了一下我的肩膀，我才猛地抬起头。

　　“想什么呢？喊你半天了。”孙学长把一杯水放在我桌上。

　　“昨晚没睡好。”我说。

　　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以后还得注意休息。”

　　我点点头，把目光收回到屏幕上。光标重新动起来，线条从这一端拉到那一端，但脑子里那根线始终没有拉直。她是谁？她为什么住在这里？她为什么刚好在那个早晨敲了我的门？她是不是那天晚上在江边向我伸出手的那个人？这些问题像种子一样在心里发了芽，根须往深处钻，越钻越深。

　　到了晚上，我还是跟往常一样去运河边跑步。出门的时候天已经暗透了，巷子里的路灯亮着暖黄色的光，石板路面上映着一块一块的光斑。我穿了一双旧跑鞋，慢跑到运河边，沿着河岸的小路往前跑。河面上起了薄薄的夜雾，贴着水面浮着，远处桥上的灯在雾里散成模糊的光团。我跑了一圈，上了小岛，绕岛跑了一个来回，呼吸开始变得平稳而深长。河风从水面上吹过来，凉凉的，把身上出的汗吹干了。我放慢速度，从跑步变成快走，沿着岛边的小路往台阶的方向走。

　　然后我看见了她。

　　她走在运河岸边的步道上，沿着河边那条石板路慢慢散步。还是那条白裙子，外面披了一件浅灰色的开衫，没扣扣子，开衫的下摆被河风吹得往后飘。头发扎成了低马尾，露出一截后颈，在路灯的暖光下是白色的。她走得很慢，步子不急不缓，偶尔停下来看一眼河面，然后继续走。我停住了脚步。站在岛边的台阶上看了她两秒，心跳比跑步的时候还快了一些。我走下台阶，穿过小桥，走到岸边的步道上，朝她走过去。

　　“嗨，”我说，“邻居。”

　　她转过头来，看见是我，脸上浮出一个笑。路灯的光从她侧面照过来，把她的脸分成了明暗两半，眼睛在亮的那一半里，亮晶晶的。“晚上好，”她说，“你也在这散步？”

　　“我跑步，”我说，“跑累了走一走。你出来散步？”

　　“嗯。刚搬来这边，晚上在屋子里也无聊，出来走走，吹吹河边的晚风。”她把开衫拢了拢，两只手交叉抱在胸前，风吹得她的碎发从耳后滑下来贴在脸颊上，她抬手别了一下，别到耳后，动作很轻。

　　“那一起走走吧。”我说。

　　她点点头

　　我们沿着河边的步道慢慢走。运河在左手边，黑沉沉的水面上倒映着对岸的灯火，碎成一片一片的，晃来晃去。右手边是一排高高的建筑，是江海市第一个岛居，还在施工。路灯隔很远才有一盏，我们走过一盏灯的时候影子在脚底拉长又缩短，再从前面转到后面，然后被下一盏灯重新拉长，周而复始。她的步子很轻，走在我旁边，白裙子的裙摆和浅灰色的开衫角在夜风里轻轻摆着，偶尔碰到我的裤腿。我闻到她身上有一股淡淡的洗衣液的味道，干净得像刚晒过太阳的棉布。

　　我走了一段，沉默了几步，心里那个问题在喉咙里转了好几圈，还是问出来了。

　　“那天晚上在江边……跨年那天晚上，”我说，声音在河风里被吹得有点散，“有一个穿白裙子的女孩在江边拉了我一把。我觉得……和你很像。”

　　她停下了脚步。我也停下来。她转过头看我，路灯的光落在她脸上，她的表情很平静，没有惊讶也没有回避。那双眼睛看着我，里面映着河面上晃动的灯火。

　　“是我。”她说。

　　我愣了一下

　　“那天下着雪，”她继续说，声音很轻，像河面上飘着的雾气，“我在滨江公园散步，看见你在江水里被浪往岸边的方向推，离岸越来越近。我就走过去拉了你一把，把你拖到了岸边。”她顿了顿，“后来环卫阿姨来了，我就走了。”

　　我张了张嘴，嗓子眼里堵着。那些话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出口，面前这个人，这个穿着白裙子站在走廊里敲我门的人，就是那个在冰天雪地的江水里把我拖上岸的人。她救了我的命。而我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只记得一个模糊的白裙子轮廓，连她的脸都没看清。

　　“谢谢你。”我说。声音有点哑。

　　她看了我两秒，然后轻轻摇了摇头。“不用谢。”

　　“那早上呢？”我又问，“早上你敲我门的时候，你认出来我就是江边那个人了吧？为什么不直接说？”

　　她低下头，看着脚下的石板路面，往前走了一步，又抬起来。两只手交叠在身前，拇指绕着拇指慢慢地转了一圈。

　　“我想你那个时候应该也不是故意掉入江中的吧，”她说，“应该是一时想不开吧。我一开始没有认出来，后来你转身的时候我看到了你的侧脸，就想起来了。我没直接说，是怕你想起那天晚上不开心的事。我不想让别人难过。”

　　河面上有一艘渔船驶过，船头的灯在水面上划出一道晃动的光痕，马达的声音闷闷地从水面传过来。我们站在路灯下面，她的影子被灯拉得很长，歪歪地投在石板路面上，和我的影子并排着，中间隔着一小段距离。风把她的开衫下摆吹起来，她伸手掖了一下。

　　“你还挺为别人着想的，”我说，“现在这样的人可不多了。”

　　她笑了一下，没接话，继续往前走。我跟上她的步子，两个人重新并排走在河边的步道上。又走了一段，我问她：“你是哪里人？为什么要搬来这边？”

　　她沉默了几步。“我是南部海边那边城市的，”她说，“靠海的小城，你可能没听过。我父母靠打鱼为生，家里比较穷。前段时间我母亲病去世了，父亲一个人靠打鱼撑着家里的生活。我想来大城市赚钱，就来了这边。”

　　她说这些的时候语气很平，像在说别人的事。但我注意到她说“母亲病去世了”的时候步子顿了一下，很轻的一下，如果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

　　“之前我不是住在这边的，”她接着说，“住在江海市的西边，和合租室友闹了些矛盾，就自己搬到这边来住了。这间公寓是找了好久才找到的，租金便宜，离地铁站也近。”

　　我听着，心里涌上来一种说不清的感觉。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她失去了母亲，离开了父亲，一个人在陌生的城市里讨生活。我失去了父亲，离开了母亲，一个人在陌生的城市里过日子。我们都是那种在世间独自撑着一艘小船的人。

　　我也跟她说了我的事。说父亲怎么走的，说母亲怎么改嫁的，说陈洋怎么来的又怎么走的。说的时候我们正走到小岛的桥头，我停下来靠在桥栏上，她站在我旁边，一只手搭在栏杆上，侧着脸看我。河面上的夜雾比刚才浓了一些，远处的桥灯在雾里只剩下模糊的光晕。

　　她听完了，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了一句话，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的：“在这个充满欲望的时代，人与人之间就好像一场恸哭。你把自己所有的筹码都给了别人，到最后输钱的只会是自己。”

　　她顿了一下，转过头看着河面。“一切痛苦来源于内心，你只是不愿意接受那个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后果。”

　　我靠在栏杆上，看着河面上被风吹皱的灯火倒影。她说得对。来江海市的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一颗心，把它掏出来给了陈洋，最后什么都没剩下。不甘心吗？当然不甘心。可当初只是为了追寻片刻的光景，那片刻的光景照过来的时候，我以为是太阳，后来才发现只是一盏路灯。

　　“是啊，”我说，“不顾一切来江海市，换来的却是与之不匹配的结果。心中是不甘，可当时只是为了追寻片刻的光景。”

　　她转过头来看了我一眼，没有再说安慰的话。她的眼睛里有一种东西，像是理解，又像是经历过同样的事之后才有的那种安静。河风把她的碎发吹起来，她抬手拢了一下，手指在耳后停了一秒，然后放下来。

　　我们继续走。从小岛走回公寓的那段路大概一公里多，我们走了很久。步道上的路灯一盏一盏地从头顶过去，我们的影子在脚底下拉长又缩短，缩短又拉长，周而复始。河边偶尔有夜跑的人从身边经过，脚步急促地踏过石板路面，又消失在前面昏黄的光里。运河的水一直在流，无声的，黑沉沉的，只有货船经过的时候才翻出一点微弱的波浪。

　　她说话的时候我听着，我说话的时候她听着。有时候两个人都不说话，就只是走着，听着彼此的脚步声和河水的流动声混在一起。她的白裙子在夜风里摆着，开衫的边角偶尔碰到我的手臂。我注意到她走路的时候步子很轻，落脚几乎没有声音，像是怕打扰到什么人。

　　走到公寓楼下的时候快十点了。巷子里的路灯把楼道的入口照出一小片暖黄色的光。她站在单元门口，把开衫拢了拢，抬头看了我一眼。

　　“晚安，”我说，“和你聊天很开心。”

　　她笑了一下，嘴角的弧度在暖光里清清楚楚的。“我也是，和你聊天很开心。”她顿了顿，又说：“好邻居，来日方长。以后我也愿意当你的倾听者。”

　　她转身推门进去，楼道里的声控灯亮了，她的白裙子在灯光里亮了一下，然后拐上楼梯，不见了。我站在单元门口又站了一会儿，直到楼道的灯灭了，整栋楼只剩下五层那两扇窗户里透出来的光。一扇是我的，暗着。一扇是她的，亮着暖黄色的光。

　　我上了楼，开门，换鞋，坐在折叠桌前。桌上那个白瓷碗还搁在那儿，干干净净的，碗底朝上。我伸手把碗翻过来，碗壁上残留着一点点粥的痕迹，已经干了。我把碗放进水槽里，打开水龙头冲了一下，水流的声音填满了安静的厨房。洗完碗我关了灯躺下来，黑暗中运河方向的小渔船又低鸣了一声，闷闷的，贴着水面滚过来，从窗户的缝隙里钻进房间，在我的耳朵里停了停，然后消失在夜色深处。

　　那晚我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

　　梦里那个岛，那棵树，那个白裙女孩越来越清晰了。树冠铺开很大的阴影，树下是软软的草地，阳光从叶缝里漏下来，落在她的白裙子上，斑斑驳驳的。她站在树下，侧过身来看着我，脸上有一个很浅的笑。风把她的裙摆吹起来，像一朵缓缓绽开的花。我走向她，脚踩在草地上软软的，一步一步的。她没有动，就那么站在那儿，等着我走过去。

　　我走到她面前。她的脸在阳光里清清楚楚的，五官纤毫毕现，鼻尖上有一颗极小的痣，嘴唇的轮廓柔和而分明。她仰起头看我，眼睛里有光，然后她伸出手来，手指张开，掌心朝上。我低头看着那只手，指节纤细，掌心的纹路清晰而浅淡。我把自己的手放上去。她的手是暖的。太阳光照在我们握在一起的手上，暖融融的，像把整个岛都裹进了一层薄薄的金色光晕里。

　　我在梦里笑了一下。很浅的一个笑，但那个笑没有惊醒我。梦继续往下走，她拉着我的手往岛的深处走去，草地上留下两行并排的脚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