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后来走路的样子》美女邱莹莹

4、第 4 章

　　第四章

　　初三开学那天，韦丽芬迟到了。

　　她在安全帽作坊里帮她妈清点新到的原料，一箱一箱的ABS塑料粒子，每袋五十斤，总共四十袋。她爸的腿痛病又犯了，蹲不下身，只能坐在小板凳上指挥。她和她妈两个人，像蚂蚁搬山一样，把那些袋子从货车上卸下来，拖进仓库。袋子擦过地面，发出粗糙的摩擦声，像有谁在撕一块巨大的牛皮纸。等全部搬完，她的校服后背已经湿透了，深蓝色的布料变成了黑蓝色，贴在她身上，像一层沉重的壳。

　　她冲了个凉水澡，随便抓了根皮筋把头发绑起来，跨上单车就往学校骑。九月的天还带着夏末的燥热，太阳毒辣辣的，把柏油路晒得发软。车轮压在上面，留下细细的纹路。她骑得急，风吹在脸上，热乎乎的，像被谁用一块湿热的毛巾捂住口鼻。到校门口的时候，铁门已经关上了。门卫老赵从传达室里探出头来，看了她一眼，又缩回去。过了一会儿，门开了条缝。韦丽芬推着车钻进去，看见操场空荡荡的，凤凰树的花已经谢了，枝头挂着长长的荚果，风一吹就“沙沙”地响。

　　她锁好车，往教学楼跑。楼梯上没有人，她的脚步声在空荡的楼道里回响，显得又大又慌。跑到三楼，拐过弯，就看见初三（三）班的牌子挂在门口，崭新的，白底红字。她喘着气在门口站定，透过窗户往里看。

　　她第一眼看见的，是杨晓东。

　　他坐在靠窗第三排，还是那个位置，像从来没有变过。他瘦下去的脸颊已经恢复了一些，皮肤比暑假前黑了一点，显得更结实了。他正低头看一本崭新的课本，左手手肘撑在桌面上，脑袋微微偏着。阳光从窗户外面泻进来，落到他的头发上，泛着一层淡金色的光。他旁边的位子空着，桌面上放着一个粉色笔袋和两本书。那是郑安琪的位置。

　　韦丽芬站在门口，擦了一把额头的汗。她的呼吸还没有平复下来，胸腔里“咚咚咚”的，像是有什么活物在里面冲撞。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一看到杨晓东还是这样。都过去多久了？一个暑假，整整两个月。她以为时间会像水一样把那些东西冲淡一点。可现在她站在门口，看见他的后脑勺，听见他翻书页的声响，就觉得自己像一脚踩进了流沙里，那些熟悉的东西又漫上来了。

　　她喊了一声“报告”。声音小得像蚊子叫。站在讲台上的周老师朝她看了一眼，皱了皱眉，摆摆手让她进去。韦丽芬低着头，小跑着回到自己的座位。她的位子还是在后排，靠门那一片。她坐下来，从书包里掏课本。课本是借来的旧书，封面上有上一届学生留下的涂鸦，一个用圆珠笔画的小人，脸被涂得漆黑。

　　她翻开课本，假装看起来。可她的注意力完全在前方。杨晓东翻书页的动作，他偶尔和旁边同学低语时肩膀的晃动，他伸手拨弄额前碎发的手指。她像一台精密的仪器，自动捕捉他所有的信号。那些信号细微、密集，像一场只有她能听见的雨。

　　初三了。最后一年。这两个念头在她心里交替出现，像两根不同的线被织进了同一块布里。最后一年了。她又害怕又期待。害怕的是离开，期待的是离开之后能不再看到他。这两者矛盾着，绞在一起，比任何一道数学题都难解。

　　开学典礼很简单，广播里讲话，教室里收听。周老师站在讲台上讲了一堆关于升学考试的事。他说今年是关键的一年，希望大家把心思都用在学习上，不要被其他事情分心。说这些话的时候，他的目光在教室里扫了一圈，有意无意地在杨晓东和郑安琪那一块多停留了片刻。郑安琪正低头写着什么，察觉到目光，抬起头来，朝周老师笑了一下。周老师轻咳一声，移开了视线。

　　韦丽芬把这些看在眼里。她知道周老师那一眼是什么意思。杨晓东和郑安琪的事，学校里的老师大概都知道了。没有人明说，但那种默许的态度，像空气一样弥漫在教室里。连校长都曾在某次会上说过，杨晓东同学经历了一些困难，有同学的关心和帮助很重要。大家都明白那个“同学”是谁。

　　有时候，韦丽芬会想，如果当初她没有做那件事，杨晓东和郑安琪会在一起吗？也许会。也许不会。这个问题像一根刺，横在她的喉咙里，吞不下去也吐不出来。她想来想去，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她的介入，反而成全了他们。这念头比任何惩罚都更残忍。她成了他们感情里最黑暗的底色，却也因此让那感情显得更加明亮。

　　九月过了一半，天气开始转凉。雨又来了，淅淅沥沥地，像这座小城永远也流不完的眼泪。韦丽芬每天都骑车经过那条通往学校的老街，街两边的房屋被雨水淋得发黑，墙根上生着厚厚的青苔。空气里那股铁皮作坊和橡胶轮胎的味道更浓了，混合着泥土和烂菜叶的气息，像发酵过的旧梦。

　　她在这样的清晨里骑得很慢。快到学校时，常能看见杨晓东和郑安琪从前面的巷子口拐出来，两人合撑一把伞。郑安琪总是走在靠马路的一侧，把伞往杨晓东那边斜。她的半边肩膀时常淋在雨里，校服湿了一片，可她好像不在意，还在和杨晓东说着什么，嘴巴一张一合，呼出的白气散在雨里。杨晓东走在她旁边，步子不再像从前那么艰难了，但仔细看还是能看出那条左腿的异样。他每走一步，身体都会有一个极细微的向□□的动作，像一个被轻轻拨动的钟摆。韦丽芬骑着车从他们身后经过时，会闻到从他们身上飘过来的淡淡气味。雨水、洗衣粉、还有郑安琪用的某种面霜的香气。那香气像一条细线，勒在她脖子上，细细地疼。

　　她从不停车，也不和他们打招呼。她只装作没看见，低头继续往前骑。可车轮子像蘸了胶水，踩得再快也觉得慢。她的耳朵是竖着的，在风里捕捉他们交谈的碎片。有时候听见郑安琪笑，像一片羽毛擦过耳膜。有时候听见杨晓东说“慢点”、“小心”之类的短句，声音低沉，混在雨声和车流声里，几乎听不真。她就那样经过他们，像一条游过水面的蛇，留下一道看不见的痕迹。

　　到了学校，她停好车，站在教学楼门厅里抖掉身上的雨珠。杨晓东和郑安琪也到了。郑安琪收伞，在门厅外甩了甩伞面上的水。水珠飞溅到韦丽芬的小腿上，凉丝丝的。郑安琪抬起头，看见她，愣了一下，然后点了点头。韦丽芬也点了点头。这是她们之间全部的交流。两个动作，比陌生人还轻。

　　韦丽芬不知道郑安琪有没有认出她。也许她点头只是因为礼貌，因为同一个班的同学，因为一条走廊上的邻居。她不会记得那个下雨的傍晚，在单车棚里，她曾给一个浑身湿透的女孩撑过伞。她不会记得那个女孩躲开她的样子。她什么都不会记得，因为她心里装着的全是杨晓东。

　　韦丽芬不怪她。她只怪自己。她怪自己为什么在那个傍晚没有说声谢谢，也没有说声对不起。她怪自己把所有的门都关上了，然后把钥匙吞了下去。

　　初三的生活像上了发条。课程表排得满满当当，早自习、晚自习、周末补课，所有的空隙都被试卷和练习册填满。韦丽芬的成绩在班里属于“还有希望”的那一类，老师偶尔会找她谈话，说努努力，或许能考个县里的高中。她听着，点头，不发表意见。她知道，就算考上了，她家也未必供得起。何况她爸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作坊里的活计需要人搭手。她妈虽然从没明说，但言谈之间都透着一个意思：读完初中，就回来帮忙吧。女孩子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呢。

　　韦丽芬不争辩。她的未来像一台已经校准好的秤，一头是安全帽，另一头还是安全帽。她无处可逃，也不想逃了。逃到哪里去呢？她连逃的力气都没有了。

　　可她的目光还是跟着他。杨晓东。他坐在前面的样子，他上讲台板书的样子，他在操场上慢慢走路的样子。他的腿伤渐渐稳定下来，走路的速度比以前快了一些。医生说，如果坚持康复训练，以后可以不用拐杖，也基本不影响正常生活。可“正常”两个字，对杨晓东来说，到底是不一样了。他不能跑步，不能跳跃，不能在篮球场上来回冲刺。他只能站在场边，看着别人打球，偶尔投几个静态的篮。他的白衬衫依旧干净，可他的青春已经像那半块篮板，缺了一个角。

　　韦丽芬有时会想，她对他的感情到底是不是爱。也许不是。也许从头到尾，都只是她一个人在和想象中的杨晓东较劲。那个杨晓东完美无缺，永远不会受伤，永远不会疲惫，永远像初见时那样，白衬衫被风鼓起来，像一小片永不下落的帆。可真实的杨晓东会流血，会怕痛，会被一块砖头打碎。他也会恋爱，会对一个女孩笑，会把花放在课桌里，会在下雨天和那个女孩合撑一把伞。他也会因为身体的缺陷而自卑，会在上楼梯时偷偷咬牙，会在别人异样的目光里挺直腰板。他有脆弱，有软肋，有喜怒。而她爱的，究竟是哪一个他呢？

　　她答不上来。她只知道自己停不下来。这感情像一场高烧，把她的理智都烧成了灰。她明知道，越看他，就越陷得深。可她不看，又觉得整个人都像被掏空了。他就是她的病。从初二那个雨天，他在走廊上从她面前经过开始，她就染上了这种病。现在病入膏肓，无药可医。

　　十月的月考，韦丽芬考得一塌糊涂。数学只做了前面几道大题，后面的全是空白。英语听力的时候，她的耳机里全是杂音，像有无数人在同时说话。她完全听不懂，只能靠蒙。成绩出来那天，她被周老师叫去办公室谈话。周老师把她的试卷放在桌上，用手指点着上面的分数。他的脸色不好看，嘴唇抿得紧紧的，像在忍着一肚子火。

　　“韦丽芬，你自己看看，这叫什么成绩？”周老师说，声音不高，但压着一股怒意。他指着那道几何证明题，“这个，上课讲过一模一样的，你怎么一个字都没写？”

　　韦丽芬低着头，看着自己的脚尖。她的凉鞋已经穿了大半个学期，鞋底磨得快透了，能感觉到地砖上的凉气。她不说话，像在听，又像没在听。

　　“你现在这个状态，中考怎么办？你家里什么情况你自己心里没数吗？你爸辛辛苦苦供你读书，你就拿这个成绩回去？”周老师越说越气，把卷子往桌上一拍。

　　韦丽芬的肩膀缩了缩，还是不说话。她的目光落在地上一只慢慢爬行的蚂蚁身上。蚂蚁很小，黑黑的，沿着地砖缝走。她看着它，忽然觉得自己跟它一样。在一个巨大的、看不见尽头的平面上，缓慢地移动着，不知道要去哪里，也不知道会不会被谁一脚踩死。

　　周老师又训了几分钟，见她像块木头，也失了耐心，挥挥手让她走。韦丽芬如获大赦，转身往门外走。走到门口时，她听见周老师在背后叫了她一声。她停住。

　　“你以前不是这样的。有什么困难，跟老师说。”

　　韦丽芬背对着他，喉咙里涌上来一股又酸又热的东西。她用力咽了一下，说：“知道了。”

　　她推门出去，走进长长的走廊。秋天的风从尽头吹来，带着桂花的香气。走廊上没有人，夕阳从西边斜射过来，把她的影子投在地上，又细又长。她看着自己的影子，觉得陌生。那影子像另一个人，一个和她长得一模一样，却生活在别处的女孩。那女孩没有秘密，没有罪，没有在夜晚翻来覆去睡不着的痛苦。那女孩走在大街上，可以坦坦荡荡地抬起头来，不用害怕碰到任何一道目光。

　　可她不配做那个女孩。

　　国庆节放假，韦丽芬哪里也没去。她在家帮着她爸干活。她爸的腿越来越不好，走路要拄一根枣木拐杖。那根拐杖是邻居送的，上面刻了些花纹，把手被磨得油亮。韦丽芬每次看见她爸拄着拐杖在院子里走，就会想起杨晓东。他们两个走路的样子完全不同，可又有某种相似。他们的腿都是被什么东西夺走的。她爸的腿是被岁月和劳作磨坏的，杨晓东的腿是被一块砖头砸坏的。而她自己，就是那块砖头。

　　有时候她妈会说：“你最近魂不守舍的，是不是在学校惹了什么祸？”韦丽芬总是摇头。她妈也就没再问。她家不是那种会坐下来好好谈心的家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每个人都很忙。忙到没有人发现，这个家的女儿已经变了。

　　十月中旬的一个周六，韦丽芬去菜市场买菜。她骑着她那辆旧单车，车筐里放着一个塑料袋和一只旧菜篮。太阳很晒，她戴了一顶草帽。草帽的帽檐宽宽的，遮住她半张脸。她把车锁在市场入口的栏杆上，拎着菜篮走进去。市场里人声鼎沸，摊贩们扯着嗓子吆喝，买菜的人挤来挤去。地上的水渍混着鱼鳞和烂菜叶，黏糊糊的，踩上去发出“啧啧”的响。

　　她买了两斤土豆、一把芹菜和三个番茄。走到鱼摊附近时，她的脚步慢了。她看见吴培新他妈站在摊子后面，围裙上血迹斑斑。她的脸比印象中苍老了许多，两颊陷进去，颧骨高耸。她正用一把大剪刀给一条鱼剪鳃，动作粗暴，鱼血溅在她的手背上。旁边一个帮工的女人在给客人称鱼，称完把鱼往案板上一摔，说：“十八块。”

　　韦丽芬站在那里，隔着两三个摊位，看她。她的心像被一块湿布包住了，又闷又潮。她想起那天在鱼摊前，吴培新手腕上套着脏兮兮的橡皮手套，把一条鲫鱼递过来的样子。她还记得他的手指湿滑冰凉，像从深井里捞出来的石头。那个画面原本平淡无奇，可现在回忆起来，每一个细节都带着锋利的边角，割得她生疼。

　　她不想走过去，可身体却不听使唤。她一步步地挪到鱼摊前，站在那儿。吴培新他妈抬起头来，看了她一眼。那双眼睛布满了血丝，眼皮耷拉着，像两片厚重的帘子。她认出韦丽芬来了，嘴角扯了扯，像笑，又像在骂。

　　“买鱼？”她的声音沙哑，像砂纸磨过铁皮。

　　韦丽芬点点头。她看着盆里的鲫鱼，一条一条挤在一起，嘴巴一张一合，像在呼吸最后的空气。她伸出手，指着其中一条。吴培新他妈捞起鱼，往案板上一摔，鱼蹦了几下就不动了。她拿起剪刀，剪开鱼肚，内脏涌出来，还带着热气。韦丽芬看着，胃里一阵翻涌。她别过脸去，假装看别处。

　　“你是吴培新同学吧。”她妈忽然说。

　　韦丽芬的身体僵了一下，像被人在后颈上浇了一瓢冷水。她没有回头，也没有应声。

　　“他昨天打电话回来了。”她妈继续说，手里的剪刀没停，把鱼鳃一颗一颗地挑出来，“说在里面表现好，减了几个月。估计年前能出来。”

　　韦丽芬的心跳漏了一拍。她慢慢转过头来，看着吴培新他妈。那张脸在炽热的阳光下显得格外苍老，像一块被晒裂的土坯。她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可什么也说不出来。最后，她只从喉咙里挤出一句：“那……挺好的。”

　　“好什么呀。”她妈冷笑了一声，把杀好的鱼用草绳穿了，递过来，“出来也是那条街上的老鼠。读书读不进去，还不肯跟我学杀鱼，以后吃风拉屁去。”

　　韦丽芬伸手去接鱼。她的手在微微发抖。草绳从她指缝里滑了一下，差点掉了。她拎稳了，付了钱，转身离开。身后，吴培新他妈还在嘟嘟囔囔地说着什么。她的耳朵被市场的嘈杂塞满了，听不清。

　　她快步走出市场，走到停单车的地方。空气里的鱼腥味还缠在她身上，甩也甩不掉。她把菜放进车筐，开锁的时候，钥匙掉在了地上。她弯腰去捡，手指是软的，像没有骨头。好不容易捡起来，却对不准锁眼。她蹲在那里，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街边有人经过，好奇地看了她一眼。她把头埋得更低。

　　吴培新要出来了。

　　这个事实像一颗钉子从远处飞来，直直钉进她的脑子里。她不知道怎么形容自己的心情。她怕。她不知道自己怕什么。她已经把谎话编得像真的一样，没有人会怀疑她。可她还是怕。吴培新出来之后，会不会来找她？会不会质问她？会不会知道自己被利用了？更可怕的是，他会不会把真相说出去？她的脑子里像被人塞进了一只马蜂窝，“嗡嗡嗡”的，又乱又疼。

　　她推着车，木然地沿着街道走。太阳照得她眼睛发花。有一瞬间，她觉得自己快晕倒了。她扶住路边的电线杆，闭上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空气里是尘土和汽油的味道，呛得她咳嗽起来。她咳得眼泪都出来了，可她也不知道那究竟是咳嗽咳出来的，还是别的什么。

　　她忽然想，如果吴培新真的出来了，如果哪一天，他站在她面前，像那天在榕树下那样，用那双黑沉沉的、看不见底的眼睛盯着她，她该说什么？她能说什么？

　　也许她该说：“对不起，我利用了你。”

　　也许她该说：“你打我吧，打死我。”

　　也许她该说：“你妈没有跟人跑，杨晓东没有说那些话，全都是我编的。”

　　可她一句也说不出来。她知道，那些话都太重了，重得会把她和吴培新一起压进土里，再也爬不出来。她宁愿他恨杨晓东，恨所有人，也不愿意他恨她。

　　这个念头冒出来的时候，她被自己吓了一跳。她怎么可以这么自私，这么恶毒。她把一个人推进了火坑，然后连承认的勇气都没有。她戴上安全帽，却从来没用它保护过任何人。

　　她又想起那句话。她妈常说：“戴上安全帽，就不怕掉东西砸脑袋。”可这世上不是所有东西都能被安全帽挡住。比如一块砖头。比如一句谎言。比如一个女孩心里烂掉的爱情。

　　回到家，她没吃饭，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床底下的纸箱还在，那顶黄色安全帽还在。她把它翻出来，放在膝盖上，用一块湿布慢慢擦。帽子上的灰尘被擦掉了，露出鲜亮的黄色，在昏黄的灯光下像涂了层油。她擦了一遍又一遍，像在擦一个永不干净的污点。她的手指在帽檐上来回移动，动作温柔而机械。

　　楼下，她爸在院子里干活，机器的声音轰轰地响。她妈在厨房里炒菜，油锅“刺啦”一声，像有什么东西被丢进了滚油里。韦丽芬坐在这些声音中间，抱着安全帽，像抱着一只不会说话的哑巴。她闭上眼睛，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傍晚。她站在二楼的走廊上，手里握着这顶帽子，听见楼下的惨叫声。那声音到现在还会在夜深的时候跑回来，钻进她的耳朵，把她的睡眠撕成碎片。

　　她知道，有些夜晚再也不会完整了。

　　秋天深了，天黑得早。韦丽芬每天放学回家的路，总是走得格外慢。她像一个没有影子的魂灵，在暮色里飘。路两边的店铺次第亮起灯来，暖黄色的、白炽的、绿莹莹的。那些光隔着雾气看过去，像飘在水面上的油花。她推着单车走一段，骑一段，有时候在桥头停下来，看着河里的水。河水黑沉沉的，倒映着岸边的灯火，晃来晃去，像一条游动的大鱼。她看着水，想起那个被砸断腿的人。他以后还能骑车吗？还能走很长的路吗？还能在河边站着发呆吗？也许都能，也许都不能。但无论如何，他身边都有另一个人。那个人会扶着他，会为他撑伞，会在他每一次将要摔倒的时候伸手。

　　而她呢？她只是站在桥上的一个人。风从河面吹来，把她的头发吹得乱七八糟。她把脸埋进围巾里，只露出一双眼睛。那双眼睛干干的，涩涩的，像两颗被风吹干的石子。她已经很久没有哭过了。眼泪好像在那个雨夜全都流完了。现在她只剩下一种钝钝的、沉闷的疼，像有什么东西在身体的最深处坏掉了，再也修不好了。

　　她不知道这种疼会持续到什么时候。也许是一年，也许是十年，也许是一辈子。

　　到了年底，吴培新真的出来了。

　　消息还是从菜市场传来的。那天她妈买菜回来，在饭桌上说：“卖鱼那个吴家的小子，今天回来了。瘦得跟个猴儿似的，站在他妈鱼摊旁边，也不干活，就那么杵着。他妈给了他一巴掌，他就笑。”她妈说着，摇了摇头，“那孩子，没救了。”

　　韦丽芬正在扒饭，筷子悬在半空中。她嚼了两下嘴里的饭粒，像嚼沙。她“哦”了一声，低下头继续吃。可那口饭怎么也咽不下去，堵在食道里，又干又硬。她端起碗喝了一大口菜汤，才勉强压下去。

　　第二天，她在校门口看见了吴培新。

　　他没进学校。他蹲在校门外那棵老榕树下，和从前一样的位置。他瘦了太多，颧骨像两把刀，从皮肤下顶出来。他的头发很短，贴着头皮，露出青色的头皮。他穿着一件深色外套，拉链只拉到胸口，里面是空的，能看见锁骨窝。他正抽着烟，眼皮耷拉着，像没睡醒。旁边蹲着刘洋和赵小军。刘洋看见韦丽芬，用胳膊肘捅了捅吴培新。吴培新抬起头，朝她看过来。

　　韦丽芬的步子顿住了。她的脚像被什么东西拽住，沉得抬不动。隔着一条马路和半片树荫，他们对视了那么一瞬。吴培新的眼神还是那样，黑沉沉的，冷而空，像深冬的水面。他的嘴角动了动，不知道是笑，还是别的什么表情。韦丽芬的心“咯噔”往下一坠，像从很高的地方摔下来。她以为自己要晕倒了，可是没有。她只是把书包带子攥得更紧了，低着头，快步走进了校门。

　　一整个上午，她的魂都是飘着的。老师在讲台上讲新课，她一个字也听不进去。她的脑子里全是吴培新那张瘦得脱形的脸。他回来了。他真的回来了。他的回来像一块巨石，投进了她那些已经渐渐平静的深潭里。水面碎了，碎成千万片，每一片都映着那个她不敢面对的事实。

　　午饭时间，她没有去食堂。她躲到教学楼后面的花台边，坐在水泥围栏上。太阳晒得暖融融的，花台里的凤仙花开得热热闹闹，红的白的紫的，挤在一起。她看着那些花，忽然想起那天，砖头落进花坛时，压断的那几株凤仙花。那些断掉的花茎后来被园丁清理了，新的花又种了下去。现在它们开得这么好，完全看不出曾经被砸断过。韦丽芬伸手碰了碰其中一朵，花瓣很薄，像丝绒。她掐了一朵下来，握在手心。花瓣的汁液染在掌心，淡粉色的，像一道极淡的血痕。

　　她听见有人叫她的名字。

　　她回过头，看见吴培新站在她身后两步远的地方。他一只手插在裤兜里，另一只手夹着一支没点的烟。他站在那里，背光，脸上的表情看不清。韦丽芬从花台上站起来，往后退了一小步。她的后背贴住了花台后面的墙，粗粝的水泥面硌着她的肩胛骨。

　　“看见我就跑？”吴培新说。他的声音也瘦了，沙沙的，像有人用破锣在敲。

　　“没有。”韦丽芬小声说。

　　“杨晓东的事，警察没找过你？”他问。

　　韦丽芬摇头。她的心已经跳到了嗓子眼，随时可能从嘴里蹦出来。她的手指在身后死死地抠着墙皮，抠得指甲生疼。

　　吴培新看着她，目光像要穿透她。他的嘴角挂着一点似有若无的笑，又冷又邪。他往前迈了一步。韦丽芬往后缩了一下，后脑勺撞在墙上，闷闷地响。

　　“你怕我？”他又问。

　　韦丽芬不说话了。她的嘴唇在发抖，牙齿磕着牙齿，发出极细微的声响。

　　吴培新把烟放进嘴里，叼住，没点。他把手从裤兜里掏出来，朝她伸过来。韦丽芬以为他要打她，闭上了眼睛。可她只感觉到一只手落在了她的头顶。那只手很轻，像一片枯叶从树上掉下来。

　　“别怕。”他说，“我不打女的。”

　　他把手收回去，转身走了。走了两步，又停住，侧过头来，声音很低地说了一句。

　　“那些话，真的是杨晓东说的？”

　　韦丽芬靠在墙上，像被抽掉了全身的骨头。她的嘴唇翕动，发不出一点声音。她的脑袋里“嗡嗡”地响，像被人敲了一口钟。她不知道自己站了多久，只是等他走远了，再也看不见了，她的身体才像被人松了绑，顺着墙根滑下去，蹲在地上。

　　她没有回答他。

　　她知道自己没有勇气。

　　那天下午，她没有上课。她一个人在学校后门的小路上走了很久，一直走到日头西斜。路边的田野里，有人在烧荒。浓烟升起来，把半边天都染灰了。她站在田埂上，看着那些烟。烟被风吹散，又聚起来，像在做一场永不结束的挣扎。她觉得自己就像那烟里的灰烬，轻得没有重量，却比什么都脏。

　　回家的路上，她把那朵掐下来的凤仙花扔进了河里。花瓣浮在水面上，转了几圈，被水流带走，像一小片无主的红。她站在桥栏边，看着它消失在河湾处。风灌进她的衣领里，冷得像刀片。

　　冬天来了。

　　杨晓东和郑安琪的关系，在所有人眼里已经坐实了。他们甚至会在课间互相围一条围巾。那条围巾是郑安琪织的，深蓝色，针脚不齐，有几处漏了针。杨晓东把它绕在脖子上，一直遮到下巴。他的耳朵还是会被冻得发红，郑安琪看见了，就伸手替他搓一搓。那种亲密自然得像多年的夫妻，可他们才十几岁。

　　韦丽芬已经学会不去看了。或者，她以为自己学会了。可当她的目光不再跟随时，她的心却更加无处可去。那种空茫比疼痛更可怕。她像一只被挖去了内脏的鱼，还在水里游着，却已经死了。

　　期末前的某个黄昏，韦丽芬做值日。教室里只剩她一个人。夕阳从窗玻璃射进来，在课桌上铺了一层金红色的光。她拿着扫帚，一排一排地扫。粉笔灰和灰尘混在一起，在光柱里浮沉。她扫到杨晓东的座位旁，停住了。

　　他的课桌很整齐。课本码成三摞，书脊朝外。桌角放着一个玻璃瓶，里面插着一朵干花。粉红色的花瓣已经褪成了淡白，像被抽去了颜色。韦丽芬认得那朵花。就是那天郑安琪弹琴时，杨晓东送她的那一朵。不知什么时候，它跑到了杨晓东的课桌上。也许郑安琪把它留了下来，也许杨晓东又偷偷要了回去。也许他们一起把花做成了干花，放在这里，像一个小小的纪念。

　　韦丽芬伸出手，碰了碰瓶子。玻璃冰凉。她的指尖在瓶身上留下一个模糊的指纹。她忽然很羡慕那朵花。它被摘下来的时候，是被一个男孩温柔地握在手里的。它枯萎了，变旧了，可它还被留着。它不像她。她从一开始就是多余的，不被需要的，像一件摆错位置的东西。

　　她收回手，继续扫地。扫把擦过地面的声音，沙沙的，像雨。

　　那天晚上，她把床底下的纸箱又拖出来了。安全帽还在那里。她把它拿出来，没有擦，直接戴在头上。然后她躺到床上，帽子还戴着。她的后脑勺陷进枕头里，帽子被挤压得有些变形。她睁着眼睛，在黑暗里，透过帽檐看着模糊的天花板。那道裂缝还在，像一条鞭子。

　　她想起她爸说过，安全帽用两三年就得换。如果被重物砸过，哪怕看不出来，也不能再用了。因为它的里面已经裂了，只是外面还完整着。再戴在头上，一点用都没有。

　　她觉得自己就是这样一顶帽子。外面看起来还好好的，里面已经碎了。再也不能替谁挡住什么了。她就这样戴着它睡过去，像给自己扣上了一个黄色的、安静的坟。

　　窗外北风呜呜地吹。她听不见了。

　　她只听见自己的呼吸，一下一下，像潮水在退。

　　过了这个冬天，就是春天。春天过后，就是中考。中考过后呢？

　　她不敢想。

　　也不想再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