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背了整座青春的债》美女邱莹莹

8、第 8 章

　　她背了整座青春的债

　　第八章

　　成绩出来那天，许雅丽正在厨房里给母亲打下手。

　　六月的镇子已经热得不像话了，厨房里更像蒸笼。母亲在灶前忙活，脸上的汗一层层往外渗，后背的衣服湿了一大块。许雅丽蹲在地上择菜，青菜叶子在水盆里漂来漂去，像几片绿色的小船。她的手指泡得发白，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泥。

　　手机响的时候，她没太在意。那声音夹在母亲炒菜的油锅声里，显得很遥远。过了几秒，她才反应过来，擦了擦手，从口袋里摸出手机。

　　是省城那所学校的教务处打来的。她盯着屏幕上的号码，手指悬在接听键上方，像被什么东西定住了。她忽然很怕。那种怕和以前怕郑卫新不一样，以前那种怕是冷的、带着刺痛感的。现在这种怕，像一个人站在悬崖边往下看，脚底下空荡荡的。

　　“雅丽，谁啊？”母亲转过头来，手里还拿着锅铲。

　　许雅丽没回话。她按下了接听键，把手机贴到耳边。

　　“是许雅丽吗？我是教务处刘老师。你的高考成绩出来了，我们这边已经查到了。你考了五百八十七分，全省排名不错。你想报什么学校，这两天可以来学校找老师商量一下。”

　　许雅丽站在那儿，一动没动。厨房里的油烟味和青菜味混在一起，像一股热浪扑在她脸上。她觉得自己忽然不会呼吸了。五百八十七分。超过了一本线四十七分。她能走了。她真的能走了。

　　“谢谢老师。”她听见自己的声音从很远的地方飘出来，像不是她说的。

　　挂了电话之后，她靠着门框慢慢蹲了下去。母亲的锅铲停了，油锅还在滋滋响。她跑过来，蹲在许雅丽面前，满脸都是急切：“怎么了？是不是考得不好？没事的，考不好也有书读，妈不怪你。”

　　许雅丽抬起头，眼圈红红的。她嘴唇抖了半天，才挤出几个字：“妈，我考上了。”

　　母亲愣住了。她看着许雅丽，像没听清：“你说什么？”

　　“我考了五百八十七分。能上一本。”许雅丽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妈，我能上大学了。”

　　母亲没有说话。她只是伸出那双粗糙的、带着油渍的手，把许雅丽的头按进了自己怀里。许雅丽听见母亲胸腔里传出一阵压抑的呜咽，像有什么东西藏了很多年，终于从很深的地方翻涌上来。母亲的怀里很热，带着油烟和青菜的气味，带着一个贫穷家庭里最真实最滚烫的温度。许雅丽把脸埋在那儿，哭得像个很小很小的孩子。

　　那天晚上，母亲做了一大桌子菜。父亲也从省城赶回来了，一进门就把许雅丽抱了起来，转了一圈。他的眼睛亮晶晶的，像喝了很多酒，可其实一口还没喝。他说：“我闺女争气，比我强。”母亲在旁边笑，笑着笑着又抹起了眼泪。整个家里弥漫着一种太久没见过的欢快，像一株在石缝里压了多年的草，终于顶开了石头，冒出了头。

　　许雅丽坐在他们中间，看着满桌的菜，心里却异常平静。那种平静，像一片无边无际的湖。她知道，这个成绩不是奇迹，不是运气。是她一天天熬出来的，是用那些数不清的清晨和深夜换来的。她没有亏欠任何人了。至少在这一刻，她觉得自己对得起那个拼了命的自己。

　　她端起杯子，敬了母亲一杯。母亲不喝酒，端着白开水跟她碰了一下，说：“以后在外面要好好照顾自己，别舍不得花钱。”许雅丽点点头，仰头把杯子里的汽水喝了个精光。汽水呛得她直咳嗽，可她还是笑了。她很久没有这样痛快地笑过了，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那几天，方晓雨几乎每天都给她打电话。方晓雨考得也不错，够不上一本，但被省内一所不错的大专录取了。她在电话里又哭又笑的，说：“许雅丽，你太牛了！早知道你这么厉害，我就不劝你早睡了！”许雅丽笑着说：“你什么时候劝过我早睡？”方晓雨理直气壮地说：“我给你发那么多消息，不就是想让你别学太晚吗！”两个人笑得停不下来。

　　报志愿的时候，许雅丽选了省外的一所师范大学。免费师范生，免学费，每个月还有生活补助。她选这个，一是因为分数够得上，二是因为能省钱。她不想再让母亲和父亲那么累了。虽然他们从没说过让她放弃，可她知道，一个普通家庭要供一个大学生，尤其是省外的大学生，有多难。能省一点是一点。

　　母亲起初不同意，说“你考这么高的分，报师范是不是亏了”。许雅丽说：“不亏。我想当老师。以后回镇上教书也行。”母亲看了她一眼，没再说话。她看得出母亲在忍泪。一个从没有踏出过镇子的女人，对师范、对省外、对“以后回镇上教书”这些词，有一种近乎虔诚的敬畏。她只知道，女儿要有出息了。具体怎么有出息，她想象不到。

　　七月底，录取通知书到了。EMS的快递员把那个厚厚的红色信封送到巷口的时候，许雅丽正和母亲在院子里收晾晒的衣服。快递员叫她的名字，她跑过去签字。那个红色信封躺在手心里，沉甸甸的，像装着一把能改变命运的钥匙。她没有立刻拆开。她怕一拆开，这些东西就会像梦一样散掉。

　　母亲站在她旁边，屏住呼吸，像等着看一个刚出生的孩子。许雅丽深吸一口气，撕开了封口。里面是印着大学校徽的录取通知书。上面写着她的名字，专业是汉语言文学。母亲一字一字地看，看得很慢，像要把那上面的每一个字都刻进眼睛里。

　　“这是大学啊。”母亲轻声说，像在跟谁确认。

　　“嗯，是大学。”许雅丽说。

　　母亲用袖子擦了擦眼睛，然后说：“快，去给你爸打电话。”

　　许雅丽答应了。她走进屋里，拨通了父亲的手机。那头父亲正在工地上，背景里是搅拌机的轰鸣。许雅丽说了录取通知书的事，父亲在电话里大声说：“好好好！我要请工友喝酒！”许雅丽笑了，说：“你少喝点。”父亲说：“今天高兴，不管。”父女两个在电话里笑了一阵。许雅丽似乎从没见过父亲这样开心。这个沉默寡言的男人，在说起女儿的时候，忽然有了使不完的力气。

　　那天夜里，许雅丽一个人去了凤凰山。

　　她坐车到山脚，然后沿着那条已经走过很多次的山路往上走。七月的凤凰山，满山的树绿得发黑，蝉声大得像要把整个山掀翻。她穿着一条白色连衣裙，是母亲新给她买的。裙摆扫在小腿肚上，轻轻的，凉凉的。她手里拎着一个小袋子，里面装着一瓶矿泉水和一束白色的野花。野花是她在山路边采的，叫不出名字，小小的，像撒在草丛里的米粒。

　　她走到杨晓东的墓前，站住了。墓碑还是那块墓碑，只是上面的字又模糊了一些。她蹲下来，把野花放在碑前，又用矿泉水把碑面浇湿，然后掏出纸巾，一点一点地擦。擦着擦着，她发现自己的手很稳，没有抖。

　　“杨晓东，”她开口说，“我考上了。是一所师范大学，以后会当老师。你听见了吗？我要当老师了。”

　　风从树梢上吹下来，带着松针和野草的气味。许雅丽在碑前坐下，双腿盘着，像坐在一个老朋友的对面。她忽然不觉得这里阴森了。这里很安静，安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她甚至觉得，杨晓东就坐在她旁边，像从前一样不说话，只是静静地听。

　　“我以后会去一个很远的地方，离这里很远很远。”她继续说，“可能一年就回来一两次。你会不会怪我？我走了，就不能常来看你了。”

　　没有回答。只有风把她的头发吹起来，又放下。许雅丽伸出手，摸了摸墓碑上的名字。她的手指从“杨”字滑到“东”字，很慢，很轻，像在摸一个人的脸。她的眼眶红了，可没有掉泪。

　　“我不会忘的。”她的声音忽然低了下去，低得像在跟一块石头说悄悄话，“这一辈子，我都不会忘。你写的那句话，我背下来了。一字不差。你信不信？我背给你听。”

　　她闭上眼睛，像背书一样，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外吐：“杨晓东，我喜欢你。如果你知道了，请不要讨厌我。”

　　说到最后一个字的时候，她的眼泪还是落了下来。她没擦。那滴泪顺着下巴滑下去，落在她的裙摆上，洇开一个小小的圆点。她看着那个圆点，忽然笑了。

　　“我怎么可能讨厌你。”她说。

　　那晚的山风很大。许雅丽在杨晓东的墓前坐了很久，直到天完全黑下来，山脚下的镇子亮起星星点点的灯。她站起身，拍了拍裙子上的土。她对着墓碑鞠了一个躬，然后轻声说了一句：“我要走了。你别担心。我会活得很好的。”

　　她转身往山下走。月亮从云层后面探出来，把山路照得白花花的。她的影子投在地上，细长而清晰。她走得不算快，可没有犹豫。身后的墓园一点一点缩小，最后沉进夜色里。

　　八月中旬，许雅丽收拾行李，准备去大学报到。母亲给她买了一个大号的行李箱，红颜色的，她自己挑的。母亲说红色喜庆，出门在外图个好兆头。许雅丽把衣服一件件叠好放进去，又把高中三年的课本挑了几本最重要的塞在底层。她在一个旧铁盒里装了她最珍贵的那些东西：杨晓东的旧耳机、那张草稿纸、几封没寄出去的信、一张模糊的报纸照片。铁盒不大，有些生锈了，可她擦得很干净。她把这个铁盒放在行李箱最中间，用衣服夹住，像把心脏放进胸腔最安全的位置。

　　出发那天，母亲和父亲一起去车站送她。父亲提了一个大包，里面全是吃的，苹果、橘子、面包、煮鸡蛋、几瓶水。他不停地往许雅丽手里塞，说“路上吃”。许雅丽接过来，说：“够了够了，哪吃得了这么多。”父亲不理会，又把一袋零食塞进她包里。母亲在旁边笑，说：“你爸就这样，恨不得把家都搬给你。”

　　许雅丽看着他们，心里忽然很舍不得。父亲老了很多，头发白了一大半，脸上的褶子像被犁过的地。母亲也老了很多，脖子上的皮肤松了，手背上的青筋像一条条凸起的河。她知道，这些年，他们和她一样，都过得很不容易。

　　“爸，妈，我到了给你们打电话。”她说。

　　“好。”母亲点头，“路上小心，到了那边别委屈自己。缺钱就跟妈说。”

　　“不会缺的。”许雅丽说，“我申请了助学金，还有补助。”

　　父亲在旁边补充：“爸每个月都给你寄钱，你别不要。我给你，你就拿着。”

　　许雅丽看着他，眼眶发热。她点点头，说：“好。”

　　广播里开始播报去往省城的班车即将发车。许雅丽提起行李箱，往检票口走。走了几步，她忽然转过身，把行李箱放下，跑回来，抱住了母亲和父亲。她抱得很用力，像要把自己身体里的什么东西分给他们一点。父亲愣了一下，然后用他那双粗糙的大手拍了拍她的肩膀，说：“傻闺女，又不是不回来了，哭什么。”许雅丽吸了吸鼻子，说：“我知道。我会经常回来的。”

　　她松开了手，重新去提行李箱。这一次她没有再回头。她怕一回头，就真的迈不动步子了。车站的广播又响了，她夹在人群里，走向那辆开往远方的班车。车启动的时候，她透过车窗，看见父母还站在原地。母亲在朝她挥手，父亲把手背在身后，挺得笔直。两个人的身影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两个黑点，消失在清晨的阳光里。

　　许雅丽收回目光，看向前方。太阳正从前方升起，金红色的光铺满了整条公路，像一条望不到头的、滚烫的河流。她知道，她要开始真正的新生活了。那个被杨晓东的死、被郑卫新的拳头、被整个镇子的流言困住的许雅丽，正在一点一点地走远，越走越远。

　　大学的生活和许雅丽想象中不太一样。

　　校园很大，比高中大了不知道多少倍。刚去的那几天，她总是迷路。从宿舍到食堂要穿过一个小湖，从食堂到教学楼要经过一个地下通道。她常常走到一半就不知道自己在哪儿了，只能掏出手机看地图。新同学们来自五湖四海，说话带着各种各样的口音。许雅丽夹在她们中间，像一颗从河里被冲进海里的石子，又小又慌。

　　她住在六人间，宿舍在五楼，没有电梯。她每天上下楼好几趟，腿酸得要命。可她不觉得辛苦。她喜欢这里的忙碌和拥挤，喜欢食堂里几十种菜摆在一起的热闹，喜欢图书馆里永远坐满人的安静。这里没有人认识她，没有人知道她的过去。她只是一个从南方小镇考来的普通学生，话不多，做事认真。这让她觉得安全。

　　大学的课不算少，可和高三比起来，时间宽裕了很多。许雅丽不敢让自己闲下来。她加了两个社团，一个文学社，一个志愿者协会。文学社的活动是写东西，她写了一篇很短的散文，写的是南方小镇的河流和青石板路。社长说写得好，有灵气，让她在例会上念。许雅丽站在台上，念着自己写的文字，声音起初有些抖，后来慢慢稳了。她发现自己其实喜欢写作。那种把心里的东西一点点往外倒的感觉，很轻，很干净，像卸下了一个很重的壳。

　　周末的时候，她会去校外做家教。两个学生，一个初中生一个高中生，都是省城本地人。她教语文和英语，课时费不算高，但足够她每个月的零花。她做得认真，学生也喜欢她。那个初中女生总是拉着她说：“许老师，你跟我们学校那些老古板老师太不一样了。”许雅丽笑着问：“哪里不一样？”女生歪着头想了想，说：“你看起来有很多故事。”许雅丽心里咯噔一下，可面上没显出来，只是说：“哪有什么故事，就一个普通学生。”

　　她开始习惯和人正常相处。她的室友都还不错。下铺的山西姑娘大大咧咧，总把家乡的醋分给大家蘸饺子。对铺的山东女孩高挑爽朗，每天拉着许雅丽去操场跑步。还有一个四川的，天天在宿舍里煮小火锅，整个楼道都是麻辣味。许雅丽觉得这样的日子很真实。真实到让她有时候会怀疑，过去那三年到底是不是真的发生过。那种撕裂感让她偶尔恍惚。她会在课堂上走神，盯着窗外某片相似的树叶，突然想起杨晓东跑步时肩膀微微□□的样子。那个画面清晰得像昨天刚拍的，又遥远得像上辈子的事。

　　她还是会给他写信。写得不多了，一个月也就一封。信的内容很短，像在跟一个很远的朋友报平安。她写：“杨晓东，我当上了文学社的编辑。他们说我写东西有灵气。你听见了吗？有人说我有灵气。”她写：“今天操场上有班级在跑步，我看了很久。他们跑得都比你快。可不知道为什么，我看着他们，总是想起你。”她写：“杨晓东，我想你了。不是那种很疼的想，是那种很轻的、像风吹过水面的想。”

　　这些信，她一封也没有寄出去。她不知道往哪儿寄。杨晓东的墓在镇上，可那是一块石头，不是一个人。她写的这些字，杨晓东永远也看不见。可她还是写。她需要写。写出来，这些情绪就不会堵在心里发酵，就不会在某个猝不及防的夜里突然炸开。

　　冬天的时候，她收到了一封从镇上寄来的信。信封上的字迹很陌生，歪歪扭扭的，像小学生写的。她拆开一看，里面只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你妈病了，住院。有空回来看看。”

　　署名是“一个邻居”。

　　许雅丽的脑子“嗡”地一下全空了。她拨母亲的电话，没人接。拨父亲的电话，父亲支支吾吾，只说“没什么大事，你安心念书”。许雅丽不信。她当晚就买了回镇上的火车票。坐了一整夜的硬座，到县城的时候是凌晨四点多。天还黑着，她打车直接去了县医院。

　　母亲躺在内科病房里，瘦得像一张纸。她看见许雅丽，先是惊讶，然后眼泪就下来了。她的手臂上扎着针管，脸上的皮肤白得吓人。许雅丽跑过去，握住母亲的手。那手冰凉冰凉的，像在冬天里放了一夜的水。许雅丽把她的手贴在自己脸上，说：“妈，你怎么不告诉我。”母亲张了张嘴，声音又干又弱：“小毛病，怕耽误你学习。”许雅丽哭着说：“你病了，我还学什么啊。”母亲抬起另一只手，摸了摸她的头发：“傻孩子，妈就是太累了，休息几天就回家。”

　　许雅丽在医院里照顾了母亲一个星期。她给母亲擦脸、喂饭、扶她上厕所。她看见了母亲手背上那些密密麻麻的针眼，看见了母亲换下来的旧棉衣上的补丁。她看见了很多以前没有留意的东西。那些东西像一根根细小的刺，扎得她生疼。她觉得自己很自私。她一味地想要逃离，却把所有的重量都留给了母亲。母亲一个人守着那个摊子，守着那个空荡荡的家，熬出了病。

　　幸好病不重。医生说是长期劳累加营养不良，需要好好休养。母亲出院后，许雅丽请了假，多留了几天。她把家里的活全包了，让母亲躺着别动。母亲不肯，总想下床干活，被许雅丽按回去。母亲叹着气说：“你这孩子，怎么跟你爸一样倔。”许雅丽说：“我这是学你。”

　　母女两个在院子里晒太阳。冬天的阳光很薄，像一层透明的纱。许雅丽坐在小凳子上，给母亲削苹果。她把苹果削得干干净净，切成小块，用牙签插着喂到母亲嘴里。母亲吃了几块，说她不想吃了，让许雅丽自己吃。许雅丽就着一块苹果，把眼泪和水果一起吞了下去。她发现母亲的白头发又多了，从鬓角往头顶蔓延，像一场无声的雪。

　　“妈，要不我不去那么远了。”许雅丽说，“我考个镇上的老师，回来陪你。”

　　母亲一听就急了：“胡说！你考那么好的大学，回来窝在镇上干什么？我还没老到要你伺候的地步。”

　　“可你……”

　　“我没事。”母亲打断她，语气很重，像要把她骂醒，“你念好书，就是对我最大的孝顺。你好了，我什么都好。妈这辈子就这个盼头了。你要敢退学，我打断你的腿。”

　　许雅丽被母亲的语气逗笑了。她笑着笑着又想哭。她知道母亲说的都是真的。母亲这辈子的盼头，从她很小时候起，就系在她身上了。她不能辜负这个盼头。她得往前走，走得比谁都稳。

　　回学校那天，母亲还躺在床上。许雅丽不让她起来，母亲不答应，非让父亲扶着她坐起来。她坐在床头，看着许雅丽收拾东西。许雅丽走过去，在床边坐下，握住母亲的手。那双手现在暖和一点了，可还是粗糙得像砂纸。许雅丽把脸埋在母亲手心里，闷声说：“妈，我放寒假马上就回来。”母亲摸摸她的脸，说：“好。妈等你。”

　　许雅丽走了。这一次，她走得更坚定，也更沉重。她知道自己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把所有的东西都抛在身后了。她必须把责任扛起来。这个家，需要她。

　　回到大学之后，许雅丽像变了一个人。她退了文学社，只留了一个志愿者协会。她把课余时间都用在两件事上：学习和挣钱。家教从两个学生加到四个，周一到周五晚上和周末全天排得满满当当。她还接了学校食堂的勤工俭学，每天中午收盘子。那工作很累，要一直站着，两手端着沉甸甸的餐盘，油渍溅得到处都是。可一个小时有十二块钱。许雅丽觉得划算。

　　辅导员找她谈话，说她太拼了，成绩掉了。许雅丽说：“老师，我没办法。”辅导员看了看她，也没再说什么，只让她注意身体，别把自己累垮了。

　　可许雅丽还是没听进去。她觉得自己不能停。母亲病了，父亲挣得少，她不能只靠他们。她得自己挣学费，挣生活费。她算了算，每个月家教的收入加上勤工俭学的钱，勉强够用。只要她再省一点，还能存下一些寄给母亲。她开始记账，每一笔开支都记得清清楚楚。她买的衣服都是换季打折的，吃饭也选最便宜的窗口。她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她。她只想把日子过下去，把这个家撑起来。

　　那段时间，她瘦了八斤。脸上几乎没肉了，下巴尖得能当尺子用。同宿舍的女生劝她别这样，她听不进去。她觉得自己像一个被抽干了水分的橘子，剩下一层薄薄的皮。可她还是每天早早地起床，去食堂收盘子，去上课，去家教。晚上回到宿舍，她还要看书到深夜。她不能掉队。她已经走了这么远，不能在这时候摔下去。

　　十月底，她的身体终于扛不住了。那天下午，她在食堂收盘子的时候，突然觉得天旋地转，眼前一黑，整个人往旁边倒下去。手里的餐盘哗啦一声掉在地上，饭菜汤汁溅得到处都是。旁边的一个学生扶住了她，说“同学你怎么了”。许雅丽想说自己没事，可嘴张了张，发不出一点声音。

　　她醒来的时候，已经躺在校医院的病床上了。辅导员坐在旁边，还有两个室友。她手上挂着点滴，液体一滴一滴地流进血管里，凉凉的。医生说是过度劳累加上低血糖，需要好好休息。许雅丽闭上眼睛，眼泪从眼角滑下去，流进头发里。

　　她知道自己不能这样下去了。她不是机器。她也是一个人。一个会痛、会累、会垮掉的人。如果她倒下了，不仅她自己完蛋了，母亲的盼头也没了。她得重新调整。她想起杨晓东跑步的样子，那么慢，那么吃力，可他一直跑到了最后。因为她突然冲过来拦住他，他才停下来。后来，他就再也跑不了了。

　　她不能像他那样。她要跑，但要跑得聪明一点，跑得久一点。

　　出院之后，许雅丽把勤工俭学的工作辞了。她只保留了四个家教。她把时间重新规划，每天腾出一个小时给自己。那一个小时里，她什么都不做，就坐在学校湖边看水。湖里有鱼，红的、白的、花的，游来游去。她看着那些鱼，心里慢慢静下来。她开始明白，人不能只想着还债和逃离。人还得留一点力气，给往后漫长的日子。

　　十一月的一个傍晚，她去图书馆还书。路过文学院的时候，看见一个男生在门口读诗。那男生穿一件深灰色毛衣，头发有些长，遮住了半边眼睛。他的声音很低，像从胸腔里发出来的。许雅丽没有停，只是从他身边走了过去。她走了几步，忽然听见他念到一句：“我把我的名字写在水上，风一吹，就散了。”

　　她的脚步顿了一下。

　　那晚她回到宿舍，在日记本上写了一段话。不是给杨晓东的，是给自己的。她写：“许雅丽，你以前总觉得，名字被写在水泥地上，就永远都擦不掉了。可水泥地也会旧，也会碎，也会被新的楼覆盖。你背着的那些债，也许哪一天就轻了。不是不还了，是它变成了别的东西。变成你走路时习惯挺直的脊背，变成你睡觉前不再发抖的手指，变成你看见别人被欺负时，第一个冲上去的勇气。到那时，它就不再是债了。它是你的一部分。”

　　她合上日记本，躺下来。窗外有风声，有远处操场上的人声，有不知名的虫子在叫。她闭上眼睛，觉得心里某个很硬的地方，正在一点一点地化开。那过程很慢，慢得几乎察觉不到。可她确实在变。她在变成一个更完整的人。

　　大学的第一个寒假，许雅丽回了家。母亲的身体好多了，又开始出摊。许雅丽陪她去摆摊，帮她搬货、收钱、和顾客寒暄。她觉得这样的日子很踏实。虽然天气很冷，风吹在脸上像刀割，可她和母亲站在一起，就觉得暖。

　　腊月二十九那天，许雅丽又去了一趟凤凰山。她带着一束从花店买的白菊花，和一小罐她自己做的水果糖。她把花和糖放在杨晓东的墓前。墓碑上盖了一层薄薄的雪，她用手轻轻把雪扫开。她的手指冻得通红，可脸上带着笑。

　　“杨晓东，我回来了。今年我上了大学，当志愿者，还给人当家教。我是不是很厉害？”她的语气轻松，像跟一个老朋友闲聊，“你那边冷不冷？我给你带了糖。是我自己做的，不好看，可是很甜。”

　　风从山顶吹下来，带着雪的凉意。许雅丽站在那儿，看着灰白色的墓碑，看着花和糖摆在一起的画面。她忽然觉得自己真的长大了。她不再是那个十五岁的、在课桌前发抖的小女孩了。她走过了很长很黑的路，终于走到了一个能看到光的地方。她知道前面还有路，可她已经不再害怕了。

　　“杨晓东，我要走了。明年再来看你。”她对着墓碑挥挥手，像告别一个要远行的朋友，“你要好好的。我也会。”

　　她转身走下山。雪还在下，细小的雪粒落在她的头发上、睫毛上，像谁在跟她玩一个只有她们懂的游戏。她走得很稳，一步一步。山下的镇子笼罩在雪雾里，像一个睡着的孩子。许雅丽知道，她很快就要离开这里，去一个更远的地方。可她不会再像从前那样，把这里当成一个只想逃离的牢笼。这里是她的根。是她学会痛、学会怕、学会站起来的地方。这里埋着她的少年时代，埋着那个永远十五岁的男孩，也埋着一个被打碎又重拼起来的自己。

　　她走在雪里，身影越来越小。可她的方向很明确。她往前走，往灯火通明的镇子走，往母亲等她的那个家门口走，往属于她的明天走。

　　她知道，这一次，她没有在逃。她只是在走。

　　一步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