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背了整座青春的债》美女邱莹莹

6、第 6 章

　　她背了整座青春的债

　　第六章

　　高一的最后一个月，过得像被人抽走了中间的填充物，轻飘飘的，没有任何实感。许雅丽每天在教室、食堂、宿舍之间三点一线地走着，步子机械而麻木。她开始习惯二中的生活，习惯那些陌生的脸和无关紧要的对话。方晓雨依然是她身边最热络的人，总能用没完没了的八卦和废话把她的沉默填满。许雅丽有时候想，如果没有方晓雨，她的高中生活会安静成什么样子。也许就像一潭死水，连个波纹都不会有。

　　六月底的期末考试，她考得不好不坏，全班第二十名。方晓雨对此不满意，她觉得许雅丽完全可以冲进前十。许雅丽自己倒没太大感觉，她已经学会不和别人比了。她只和自己比，和那个去年秋天连课都听不进去、满脑子都是后操场的许雅丽比。她比那时候好一点了，虽然只一点点，可至少没有倒退。

　　放暑假那天，许雅丽收拾行李准备回家。方晓雨送她到校门口，拉着她的手不放，说：“回去之后要给我打电话，别又玩消失。”许雅丽笑着应了。方晓雨又说：“下个学期我就申请和你一个宿舍，你一个人睡上铺不安全。”许雅丽说：“有什么不安全的，我都睡了一年了。”方晓雨翻了个白眼：“你睡觉老翻身，好几次差点从上铺掉下来，你知不知道我多怕你摔死。”许雅丽没说话，只是笑了笑。

　　她暑假没有太多计划。回家帮母亲看摊，洗衣做饭，有空就看看书。这样的日子很平淡，可她需要这种平淡。它让她觉得日子在往前走，像河里的水一样，不急不缓，终归会流入一个什么地方。

　　七月的镇子热得发闷。巷子里的墙被太阳晒得滚烫，入夜之后还在往外散热。许雅丽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就搬一张竹椅坐在门口，看巷子上方窄窄的天。月亮好的时候，银白色的光洒下来，把石板路照得像一条河。她坐在那儿，也不做什么，就那么坐着，听蝉鸣，听隔壁家孩子的哭闹声，听远处大排档传来的猜拳声。

　　母亲有时候也搬个凳子出来，和她一起坐。母女两个不说话，各自看着天。母亲手里摇着蒲扇，风一下一下地扑过来，凉凉的。许雅丽发现母亲老了很多，白头发多了，背也驼了。母亲四十岁不到，可看上去像五十岁的人。许雅丽心里又涌起那种沉甸甸的感觉，像有块大石头悬在胸口上方，随时都会落下来。

　　“妈，等我以后工作了，你就别摆摊了。”许雅丽说。

　　母亲摇着扇子，慢慢地说：“不摆摊干啥呀，闲着也难受。”

　　“我养你。”

　　母亲笑了一下，没说话。她过了一会儿才说：“你这孩子，从小就懂事。”停了一下，又说，“太懂事了，反而让人心疼。”

　　许雅丽把脸埋进膝盖间，不让她看见自己掉眼泪。

　　七月下旬的一个傍晚，许雅丽和母亲在院子里吃饭。天黑得慢，西边还挂着半片晚霞，把院子照得红彤彤的。母亲做了丝瓜汤和青椒炒蛋，清清爽爽的。许雅丽端着碗，一口一口地扒饭。这时候，院门被敲响了。

　　“雅丽，去开门。”母亲说。

　　许雅丽放下碗，走到门口。门一开，她愣住了。外面站着的是杨晓东的父亲。

　　那个男人比去年更瘦了，脸上沟壑很深，像被刀刻过。他穿着件深灰色的短袖衫，手里拎着一个红色塑料袋，里面装着什么东西。他的眼睛看着许雅丽，有些躲闪，像是不太确定自己是否该来。

　　“叔叔。”许雅丽叫了一声。

　　杨晓东的父亲点点头，说：“我找一下你妈。”

　　许雅丽侧身让他进来。母亲已经站起来了，看到来人，忙让坐。杨晓东的父亲没坐，把塑料袋往院子里的竹桌上一放，说：“今天早市上剩了几个肉包子，我想着别糟蹋了，给你家送来。你要是不嫌弃，就给雅丽吃。”

　　母亲忙说：“大哥你太客气了，这怎么好意思。”

　　杨晓东的父亲摆摆手，又看了许雅丽一眼，说：“我先走了。”说完转身就往门口走。他的背有些驼，走路的时候脚步很沉，像每一步都踩得很用力。

　　母亲追上去，想留他吃饭，被他推了。许雅丽站在原地，看着那个背影消失在巷口的暮色里。然后她走到桌边，打开那个红色塑料袋。里面是四个包子，白生生的，还带着一点温热的余气。她拿起一个，咬了一口。肉馅很香，面皮很软。她吃着吃着，眼泪就掉了下来，掉在包子上，咸咸的。

　　杨晓东的父亲没有再来过。可那四个肉包子，许雅丽吃了两个，母亲吃了两个。从此以后，她再也没有吃过那样好吃的肉包子。

　　八月，天气更热了。许雅丽帮母亲去批发市场进货。大清早，天刚亮，她们就蹬着三轮车出门。市场里人声鼎沸，到处是拉着货的板车和大声吆喝的商贩。许雅丽跟在母亲后面，看着她熟练地挑货、砍价、点货。那些沉重的塑料盆和铁皮桶，一捆捆被搬到车上，堆得很高。许雅丽帮着搬，手臂被勒出红印子，汗流得像刚从水里捞出来。她咬牙忍着，不叫一声苦。

　　回来的路上，她骑着三轮车，母亲坐在车斗边上。早上的太阳已经毒辣起来，晒得人皮肤发疼。她蹬得很慢，可还是一直在蹬。汗水顺着下巴滴下来，落在滚烫的车把上，呲啦呲啦地响。

　　“累了就停下来歇歇。”母亲说。

　　“不累。”许雅丽摇头，把车把攥得更紧。

　　她知道母亲每天都是这样的。她只帮一天就累得要死，母亲却做了十几年。这个家，从头到尾都压在母亲一个人身上。父亲在省城打工，一年到头给家里寄不了几个钱，可母亲从来不抱怨。她用那双手，摆摊、搬货、做饭、洗衣，把日子一天天地撑了下来。许雅丽想，自己受的那点委屈，在母亲面前算什么呢？母亲才是那个真正扛着生活的人。

　　那一刻，她忽然很恨自己。恨自己让母亲操了那么多心，恨自己因为那些破事沉沦了那么久。她要让自己变强，变得足够有力量。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让母亲能早一点不摆摊，能早一点过上好日子。

　　九月，许雅丽升入高二。

　　校园还是那个校园，教室还是那种旧旧的、带着潮气的教室。可许雅丽觉得，自己的心境变了。她不再像去年那样把自己缩在角落里，像只受了惊的兔子。她开始主动融入集体，参加一些并不太反感的集体活动。虽然她还是话不多，可至少不再拒绝别人的靠近。

　　方晓雨如愿和她分到了同一个宿舍。两个女孩的床铺挨在一起，中间隔着一张窄窄的过道。晚上熄灯后，方晓雨常常把声音压得低低的，跟她讲班里男生的八卦，讲自己初中时候的趣事，讲家里那只总偷吃鱼的猫。许雅丽听着，偶尔回一句，偶尔笑一下。她觉得这样的夜晚很平静，平静得让人几乎相信，所有的痛苦都会过去。

　　可有些事，注定不会那么容易过去。

　　十月的一天，许雅丽收到了一封寄到学校的信。信封上只写了“二中高二三班许雅丽收”，没有寄信人地址。字迹很陌生，黑色圆珠笔写的，笔画生硬，像不常写字的人硬凑出来的。许雅丽拿到信的时候，心跳忽然加速了。她找了个没人的地方，拆开信封。

　　信纸上只有一行字，字很大，几乎占满了整张纸：

　　“卫新明年减刑出狱，你准备好了吗？”

　　许雅丽的手在抖。她把信纸翻来覆去地看，找不到其他任何信息。可那行字已经足够让她从里到外冷下来。她靠在楼梯间的墙上，指尖冰凉。郑卫新要出来了。比她想象中还要早。明年的这个时候，他就会回到这个镇子。

　　她把那封信撕了，撕得粉碎，扔进了女厕所的马桶。水流旋转着把纸片吞下去，像什么都没发生过。可许雅丽知道，有些东西是冲不走的。它们会沉淀在管道深处，在某一天重新泛上来，堵得她无处可逃。

　　那天之后，许雅丽又开始做噩梦了。梦里郑卫新还是十五岁的样子，穿着那件黑色T恤，校服拉链敞着，一步步朝她走来。他的脸在雾里看不清楚，只能看见他露出来的那颗虎牙，像某种兽类的标记。她想跑，可腿不听使唤。郑卫新走到她面前，抓住她的手腕，说：“许雅丽，我不打你。可你记住，你欠我的。”

　　每次醒来，她的手腕还残留着梦里的触感，冰凉而粗粝，像被什么硬物勒过。她抱着自己的手腕，在黑暗中大口喘气。方晓雨在对面铺位上翻了个身，喃喃地说了句梦话。许雅丽听着那声音，慢慢把呼吸调匀，把眼泪逼回去。

　　她没有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包括方晓雨，包括母亲。她知道，告诉谁都没用。郑卫新会出来这件事，早在她意料之中。只是她没想到会这么快。她原以为自己还有大把的时间，可以慢慢变强，慢慢走远。现在时间忽然缩水了，缩得像一截快要烧到手指的蜡烛。

　　她必须做点什么。她不能坐在这儿等。

　　十一月，许雅丽的学习状态突然变了。她像换了个人似的，每天早上五点半起床，去教室背书。晚上自习到十点，回宿舍后还要在被子里打着手电筒再做一篇完形填空。她把所有能利用的时间都用在功课上，像要把每一分钟都掰成两半花。方晓雨看傻了，说“许雅丽你是不是疯了”。许雅丽没有解释，只是说：“我想考出去。”

　　考出去。离开这个镇子。到一个郑卫新找不到的地方去。这是她现在唯一能想到的出路。她不能等死，不能被那个即将回来的人毁掉她已经好不容易重新拼凑起来的生活。她要考大学，要走出去，要让自己变得足够强大，强到谁也不能再伤害她。

　　冬天来的时候，许雅丽的手上长满了冻疮。指节又红又肿，握笔的时候钻心地疼。可她不停。她用胶布把冻疮裹起来，继续做题。夜里冷得厉害，她就灌一个热水袋夹在膝盖间，一边暖脚一边背政治。她的脸很快瘦了下去，下巴尖了不少。可她的眼睛却越来越亮，像有什么东西在里面燃烧。

　　方晓雨终于忍不住了，在某天晚上把她堵在宿舍里，说：“许雅丽，你到底怎么了？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像个不要命的人？你这样下去会垮的。”

　　许雅丽看着她，沉默了一会儿，说：“晓雨，我必须考出去。”

　　“为什么呀？这个学校有那么差吗？考大学也不急在这一时啊。”

　　许雅丽摇摇头：“不是学校的问题。是我自己的问题。我时间不多了。”

　　“什么时间不多了？”方晓雨瞪大了眼睛，“你别吓我，你是不是得什么病了？”

　　许雅丽没有回答。她低下头，看着自己裹着胶布的手指，说：“你就当我是个疯子吧。我不想停下来。”

　　方晓雨气得想哭，可又拿她没办法。最后她只能坐在许雅丽床边，帮她把冻疮上的胶布重新缠了一遍，边缠边说：“你要敢病倒，我不照顾你。”

　　许雅丽笑了，说：“好。”

　　那个冬天很漫长。可许雅丽不觉得难熬。她把每个夜晚都当成了最后的机会，把每道题都当成了翻墙的砖头。她不知道这些砖头最终能不能垒成一座墙，让她翻过去，可她在拼命地垒。哪怕手破皮了，哪怕血渗出来了，她也不停。

　　她的成绩在期末考试时冲进了全班前十。成绩单发下来的时候，方晓雨尖叫着抱住她。许雅丽被她的反应吓了一跳，然后也笑了。她笑得很大声，像要把这一年多来所有的压抑都笑出去。

　　可是笑完之后，她又想起那封信。郑卫新就在墙外。她还没有安全。

　　寒假前的那个下午，许雅丽一个人去了凤凰山。

　　山上的风很大，吹得松柏摇摇晃晃。她站在杨晓东的墓前，没有带花，也没有带糖。她只是站在那里，看着那块已经被风雨剥蚀得更旧的墓碑，心里翻涌着许多说不清的话。

　　“杨晓东，郑卫新要出来了。”她说，声音被风吹得断断续续，“我有点怕。你如果在，你一定会说，别怕，你会保护我。对不对？”

　　风大了一些，松针簌簌地落下来。许雅丽伸出手，接住一片松针，细细的，像一根针。

　　“可是你不在。”她的喉咙哽了一下，但很快压下去，“所以我要自己保护自己。我会考出去，我要离这里远远的。这样他就找不到我了。你说这样好不好？”

　　没有回答。只有风从山顶吹过来，像一只大手，轻轻拨弄着她的头发。许雅丽站了很久，直到天边开始发暗，才慢慢走下山去。

　　她的影子在山路上拉得很长，像跟着她的另一个人。她走一步，影子也跟着走一步。她不知道那是杨晓东在送她，还是自己的过去在追她。可不管是什么，她都不再回头了。

　　那个寒假，许雅丽过得更苦。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除了吃饭睡觉，就是看书做题。母亲劝她出去走走，她不肯。母亲没办法，只能每天变着花样做饭给她吃，把菜里的肉都拨到她碗里。许雅丽看着那些肉，眼眶发热。她什么也没说，只是把肉夹回母亲碗里，说：“妈，你吃，你看你瘦的。”

　　“我瘦什么了，你这孩子，做你的题。”母亲又把肉夹回来。

　　母女两个为了一块肉推来推去，最后两个人都笑了。那个笑里面有很多东西，有苦，有甜，有说不出口的疲倦，也有咽下去的希望。

　　三月初，新学期的第一周。许雅丽在食堂排队打饭的时候，听见身后两个女生在嘀嘀咕咕。

　　“你听说了吗？郑卫新要回来了。”

　　“哪个郑卫新？”

　　“就是以前一中那个，打死人的那个啊。”

　　“真的假的？这才几年啊？”

　　“好像是减刑了，下个月就出来。”

　　许雅丽的脚像被钉在地上。她端着餐盘，站在队伍中间，身后的声音像水一样流过来，灌满她的耳朵。她的指尖发麻，餐盘在手里微微晃动。

　　方晓雨在旁边喊她：“雅丽，你干嘛呢？往前走啊。”

　　许雅丽猛地回过神来，往前迈了一步。队伍移动着，像一条迟缓的蛇。她机械地跟着走，脑子却全乱了。下个月。还有一个多月。郑卫新就要回到这个镇子，回到这条街上，回到每一个人的嘴里。

　　她打好了饭，和方晓雨找了个位置坐下。方晓雨还在叽叽喳喳地说着什么，许雅丽一句也没听进去。她低头扒饭，米饭在嘴里像蜡一样，没有任何味道。她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他真的要出来了。不是明年，不是以后。是下个月。

　　“雅丽，你怎么了？脸色好难看。”方晓雨终于注意到她的异样。

　　许雅丽摇摇头，说：“没怎么，可能昨晚没睡好。”

　　方晓雨半信半疑，但也没再追问。

　　那天下午的课，许雅丽又一节也没听进去。她坐在教室里，看着黑板上密密麻麻的板书，眼前浮现的却是郑卫新的脸。那张脸在她记忆里已经有些模糊了，可那个声音还是清楚的：“你是我的人。”她想起了他说这句话时的语气，笃定，带着一种不容反抗的威压。她那时候不懂怎么拒绝，现在呢？现在她懂了吗？她能拒绝吗？

　　她不知道。她只知道自己不能再坐以待毙。

　　那天晚上，她拨通了父亲的电话。父亲在省城打工，一年到头不回家几次。电话响了好几声才接，那头传来嘈杂的工地声。

　　“爸，我想去你那儿。”许雅丽说。

　　父亲愣了一下：“来我这儿？怎么了？”

　　“我不想在镇上待了。”她的声音很平静，像在陈述一个已经做了很久的决定，“我想转到省城的高中。你能帮我问问吗？”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许雅丽能听见父亲的呼吸，粗粗的，带着工地上那种特有的疲惫。过了好一会儿，父亲说：“转学没那么容易，爸试试看。不过你一个人在这边，住的地方……”

　　“我住校。”许雅丽说。

　　“住校也要花钱。爸这边……没多少富余的。”

　　“我会申请助学金，平时也可以打工。”许雅丽说完，又补了一句，“爸，我认真的。”

　　父亲在电话里叹了口气：“我明天就帮你问问。雅丽，出什么事了，你跟爸说。”

　　许雅丽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她捂着嘴，不让自己哭出声。过了几秒，她才说：“没事。我就是想换一个环境。”

　　父亲没再追问。他说：“行，爸帮你打听。你好好念书，别的都别想。”

　　挂了电话，许雅丽一个人坐在宿舍楼道的楼梯上。黑暗中，她觉得自己终于做了一件像样的事。不是逃跑，不是等死，是主动去改变。哪怕最后转不成，她也要试。她不会让自己再被任何人按回那摊淤泥里了。

　　三月底，父亲那边有了回音。他说省城有一所普通高中肯收转学生，不过要参加一个入学测试，还要交一笔不菲的借读费。许雅丽问多少钱。父亲说了一个数字，不算太大，可对她们家来说还是很难。许雅丽说：“爸，我这边攒了一些奖学金，再不够，我去借。”父亲说：“钱的事你别管，我来想办法。”

　　挂了电话，许雅丽站在宿舍窗前，看着下面操场上跑操的学生。天已经暖和起来了，风吹在脸上不再像刀子。她摸了摸自己的手腕，那上面有一道浅浅的印子，是冬天冻疮好了之后留下的。她突然觉得，人这一辈子，有些印子是消不掉的。可能它们会变淡，变浅，可总会在某个角度下显出来，提醒你曾经发生过什么。但那又怎样呢？有印子说明你已经熬过去了。

　　四月初，郑卫新出狱的消息像一阵风，吹遍了整个镇子。

　　许雅丽听说，他出来的那天，他爸开着修车铺那辆破面包去接他。车停在少管所门口，他穿着一件大了好几号的旧外套，剃着光头，瘦得脱了相。他爸没下车，只在车窗里朝他招了招手。他自己拉开后座车门坐进去，车就开回了镇上。

　　这些细节许雅丽不知道真假，她是从班里几个同学的议论中拼凑出来的。那些议论往往只有三言两语，可每一句都像针一样扎在她绷紧的神经上。郑卫新回来了。他真的回来了。这个事实像一块巨大的阴影，重新覆盖了她好不容易亮起来一点的生活。

　　韩超没有再来找过她。可许雅丽知道，郑卫新回来了，韩超一定会把她的近况告诉他。她在二中，在哪个班，住在哪个宿舍，他们也许都一清二楚。她觉得自己像一只被猎人锁定的兔子，对方还没开枪，可她的耳朵已经听见了扳机扣动的声音。

　　四月中旬的一个傍晚，许雅丽请了假，提前回了家。她跟母亲说了转学的事。母亲坐在灯下，听她说完，沉默了很久。然后她问：“你要去多久？”

　　“可能一直读到高考。”许雅丽说，“妈，我会经常回来看你的。”

　　母亲没说话。她低着头，用手一下一下地摩挲着桌布。过了好一会儿，她说：“去吧。妈不拦你。这个地方，对你来说确实待不下去了。”

　　许雅丽鼻头一酸：“妈，我不是不想陪你……”

　　“我知道。”母亲抬起头，眼睛红红的，可没有哭，“你是我女儿，你在哪儿，妈的心就在哪儿。你好了，妈才好。”

　　许雅丽扑进母亲怀里，终于哭了出来。她把这一年多的委屈、害怕、挣扎，全都哭了出来。她哭得整个人都在发抖，像一只在暴风雨中淋了太久的小鸟，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落脚的枝头。母亲轻轻拍着她的背，一下一下，像小时候哄她睡觉那样。

　　“没事了，”母亲说，“雅丽，没事了。有妈在。”

　　可许雅丽知道，她不能让母亲保护她一辈子。她必须走。只有走了，她才能真正摆脱这里的一切。只有走了，她才能保护母亲。不能让她在镇上替自己挡那些风言风语，挡那个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找上门的郑卫新。

　　四月下旬，转学手续办得差不多了。许雅丽收拾了简单的行李，只带了几件换洗衣服、几本书，还有那个装满信的旧信封。她把信封藏在书包最底层，和杨晓东的耳机放在一起。

　　临走前一天，她去了学校。她在教室里把自己的座位收拾干净，把课桌里所有东西都装进书包。方晓雨站在旁边，眼眶红红的，说：“怎么这么突然？你走了谁陪我吃饭啊。”许雅丽笑着说：“你可以去找周琦啊。”方晓雨瞪了她一眼：“你还说。”两人笑了一阵，又都笑不出来了。

　　“你到省城了给我发消息。”方晓雨说。

　　“好。”

　　“别又玩消失。”

　　“不会了。”

　　方晓雨一把抱住她，把脸埋在她肩膀上，声音闷闷的：“许雅丽，你要好好的。你是我见过最坚强的人，真的。你别不信。”

　　许雅丽拍拍她的背，没有反驳。她其实一点都不觉得自己坚强。她只是没有别的办法。如果坚强是逼出来的，那她大概就是被逼到了这个份上。

　　离开学校的时候，许雅丽在操场上走了一圈。二中操场的土渣子在夕阳下发出暗黄色的光，香樟树的影子铺了满地。她走到操场中央，闭上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这里的风没有一中的血腥味，这里的空气也没有那些让她窒息的记忆。可她还是要走了。因为这里离那个地方太近了，近到随时都可能被过去的鬼魂追上来。

　　第二天一早，许雅丽坐上了开往省城的班车。母亲站在车站门口，朝她挥手。车开出很远，她还看见母亲站在那里，身影越变越小，最后变成一个黑点，融进了清晨的雾里。

　　许雅丽靠着车窗，把杨晓东的耳机从口袋里拿出来。她把耳机塞进耳朵，打开手机里保存了很久的一首歌。那是一首很老的歌，歌词她也不太懂，可旋律很轻，很温柔，像有人在耳边慢慢说话。她听着歌，看着窗外飞驰而过的田野和村庄，心里出奇地平静。

　　省城很大，大得让她有点害怕。可这里没有杨晓东的后操场，没有郑卫新的影子，没有满街的“红颜祸水”。这里什么都有，就是没有她的过去。她觉得自己像一粒被风吹到陌生土壤里的种子，能不能发芽还不知道，可至少她离开了原来那块盐碱地。

　　新的学校在城北，是一所老牌普通高中。许雅丽办了住校手续，宿舍是六人间，比二中的大了不少。她睡下铺，靠窗。窗外有一棵很大的梧桐树，叶子正绿得发亮。她坐在自己的新床铺上，把从家里带来的书一本本摆上小书架。那本夹着草稿纸的旧课本，被她放在了枕头旁边，像一件护身符。

　　晚上，宿舍里新同学们在聊天。有人问她从哪里来，她说了那个镇子的名字。对方“哦”了一声，没有再追问。许雅丽松了一口气。这里没有人知道那个名字背后的故事。这里的人只知道，她叫许雅丽，一个从镇上转来的普通女生。

　　夜深了，宿舍里的呼吸声此起彼伏。许雅丽躺在床上，听着窗外梧桐叶被风吹得沙沙响。她翻了个身，从枕头下摸出那个旧信封。里面那些信，一封都没有寄出去。她抽出一封，借着窗外漏进来的光看。信上写着：

　　“杨晓东，我要走了。去一个没有你的地方。你会不会怪我？我把你留在镇上，一个人跑了。可我真的撑不住了。他回来了。我得走。你别怪我。”

　　她把信折好，又放回信封。然后她闭上眼睛，在陌生的黑暗里，轻声说了一句：“我不怪你。你也别怪我。”

　　风从窗外灌进来，带着省城夜晚的车流声和远处火车的汽笛。许雅丽在那些声音里，慢慢睡着了。她睡得很安稳，很久没有这样安稳过了。梦里有大片的梧桐叶，绿得透亮，像一地的翡翠。她站在树下，阳光从叶间漏下来，碎碎的，温暖地洒在她身上。

　　她知道，这是一种新的开始。那些沉重的债，她还没有还完。可她终于可以带着它们，走到一个更宽阔的地方去了。

　　杨晓东，你看到了吗？她在心里轻轻说。我要活了。真的，这次我要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