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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 3 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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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背了整座青春的债
第三章
那年冬天特别冷。
冷得不像南方的小城。河面上结了薄薄的一层冰,每天清晨,卖菜的三轮车从石桥上碾过去,冰碴子碎裂的声音清脆细碎,像有人把玻璃渣撒在风里。许雅丽每天早上出门,都能呼出白茫茫的气,那口气在面前散开,又迅速被风卷走。
她开始习惯一个人走路。习惯低着头,习惯耳朵里塞一只旧耳机,另一只空着,为了随时听到身后的动静。母亲的那台旧收音机早就坏了,她用的是杨晓东留在课桌抽屉里那副耳机,白色的,线已经发黄,右耳的声音比左耳小。她不知道这算不算一种偷窃。杨晓东死了之后,他的课桌被搬到了杂物间,班主任叫同学清理他剩下的东西,许雅丽趁乱把耳机塞进了自己口袋。
她后来想过,如果杨晓东知道她偷了他一副旧耳机,会是什么反应。他可能会脸红,会低着头说“你拿着吧”,会紧张得不知道手往哪儿放。也可能会什么都不说。他们之间的相处方式从来都是这样,什么都不说,什么都藏在心里,像两个把字写在落叶背面的人,眼睁睁看着风把叶子吹走。
许雅丽戴着这副耳机,却很少放歌听。她只是需要一个东西堵住一只耳朵,让世界的声音只进来一半。另一半,留给自己的呼吸和心跳,留给她和杨晓东之间那片沉默的空间。有时候她走着走着,会突然觉得杨晓东就走在离她不远的地方,隔着一条街,或者隔着一个路口,像从前一样远远地看着她。她不敢回头,怕一回头,那点若有若无的错觉就散了。
十二月底,学校组织了一次全校大扫除,说是为了迎接元旦。许雅丽被分去打扫实验楼后面的空地,同组的有陈芳和另外两个男生。陈芳现在偶尔会和许雅丽说话,都是些无关紧要的,比如“今天真冷”“作业借我看看”。许雅丽知道她是善意的,可自己已经不太会跟人正常交流了。每次陈芳开口,她都要反应几秒,像是从水底慢慢浮上来,才能听清对方在说什么。
那天扫到一半,陈芳凑过来,小声说:“许雅丽,你听说了吗?郑卫新他妈在学校门口拉横幅了。”
许雅丽手里的扫把停了一下。她看着陈芳,过了两秒才说:“拉什么横幅?”
“就白布黑字那种,写着‘还我儿子’,还说你是……”陈芳没说完,只是把后半句吞了回去,换个说法,“反正是闹了一上午,校长叫了人把她劝走了。”
许雅丽低下头,继续扫地。地上的落叶被风吹得满地跑,怎么扫都扫不干净。她的手指冻得发红,指节有些僵硬,握着扫把像握着一根冰棍。
“郑卫新不是已经判了吗?”她轻声说,像在自言自语。
陈芳叹了口气:“判是判了,可他妈觉得冤枉呗。她儿子是打了人,可如果没人挑唆,能出这事吗?她这话是说给所有人听的,主要还是说给你。”
许雅丽没有接话。她想起上次在校门口看到郑卫新他妈跟人吵架的样子,头发炸开,脸涨得通红,嗓门大得能震碎玻璃。那个女人从头到尾没有看过许雅丽一眼,可每一句话都像刀一样往她身上扎。许雅丽能理解一个母亲失去儿子的心情,可郑卫新没有死,他只是被关起来了。他打死了人,难道不该付出代价吗?
可这个道理,在镇上是不管用的。郑卫新他妈闹了几次之后,街坊邻居看许雅丽的眼神更不对了。从原来的指指点点,变成了掺杂着忌惮和嫌弃的那种,好像她是一个会传染的病毒,靠近了就会倒霉。母亲摆摊的生意也受了影响,有人故意不买她家的塑料盆,绕到别的摊子上去。母亲回来没说过什么,可许雅丽看得见她每天收摊时脸上的疲惫比从前更深,像被什么重东西压着。
许雅丽想过,自己是不是真的不该留下来。可如果她走了,母亲一个人面对这些吗?郑卫新他妈会放过她吗?那些流言蜚语会放过她吗?她突然觉得很无力,像站在一个四面都是墙的院子里,墙很高,高得看不见天。她怎么都爬不出去。
元旦那天,学校放了假。许雅丽哪儿也没去,在家睡了一上午。母亲出门摆摊前给她留了饭,一碗白米饭,两个菜,放在锅里温着。她起来的时候已经快一点了,饭菜还有些热乎气。她坐在餐桌前,一个人慢慢地吃,吃到一半,门被敲响了。
许雅丽放下筷子,走到门口。从猫眼里往外看,没有人。她犹豫了一下,还是把门打开了一条缝。门口的地上放着一个黄色的信封,没有邮票,也没有写名字。她捡起来,把门关上,回到屋里。
信封里是一张照片。照片上是杨晓东的墓碑,灰白色的,碑上的字很新。照片拍得不太清楚,角度有点歪,可许雅丽一眼就认出了那个名字。杨晓东。墓碑前放着一束菊花,白得刺眼,花瓣上还有水珠,像是刚下的雨。
照片背面写了一行字,字迹歪歪扭扭,用黑色签字笔写的:“你欠他一条命。你睡得着吗?”
许雅丽拿着那张照片,手抖得像风中的纸片。她不知道这是谁干的,郑卫新他妈?郑卫新的朋友?还是某个恶作剧的同学?她不知道。她只知道,照片上那个灰白色的墓碑像一扇门,门后面就躺着那个把她的名字写了无数遍的男孩。他躺在那里,再也出不来了。
她把照片翻过来,又翻回去,反反复复地看。那行字像一条蛇,缠在她的脖子上,越收越紧。她大口喘气,胸口像被什么东西压住了,怎么都吸不进空气。她靠着墙慢慢滑下去,坐在地上,手里还攥着那张照片。
你睡得着吗?
睡不着。从那天起,她再也没有睡过一个完整的觉。
许雅丽后来还是把那张照片夹在了一本书里,和其他所有关于杨晓东的东西放在一起。一个旧耳机,一张草稿纸,一张从报纸上撕下来的模糊照片,现在又多了一张墓碑的照片。这些就是她和杨晓东之间的全部联系,也是一副永远摘不掉的枷锁。
她开始频繁地梦到他。梦里的杨晓东总是不说话,只是站在她面前,脸上没有血,也没有伤。他穿着那件洗得发黄的白T恤,看着她,眼神里有一种她读不懂的东西。有时候她觉得那是在问她什么,有时候又觉得他什么也不问,只是站着,像一株安静的植物。
每次醒来,枕头上都是湿的。
一月中旬,期末考试结束。许雅丽的成绩已经差得不能再差,可她自己已经无所谓了。她现在坐在考场里,看着卷子上的字,像在看一些和她无关的符号。她写不出答案,脑子里只有后操场的水泥地和那张照片上的墓碑。
考试结束后,学校开始放寒假。同学们欢呼着冲出校门,讨论着要去哪里玩、过年买什么新衣服。许雅丽一个人收拾书包,慢慢走出教室。走廊上的人潮把她挤来挤去,像一根漂在洪水里的木头。她回到家,母亲还在摆摊,屋里空荡荡的。她脱下校服,换上普通的棉袄,坐在床边发呆。
窗外的鞭炮声一天比一天密。快过年了。镇上的人家都在忙着置办年货,街上的店铺挂满了红灯笼,卖对联和福字的小摊从巷口一直摆到桥头。母亲也买了几副对联,许雅丽帮她贴大门的时候,手里沾了金粉,亮闪闪的,像把星星捏碎了。
“妈,爸今年回来吗?”许雅丽问。
母亲的手顿了一下,说:“回吧。说除夕前赶回来。”
许雅丽的父亲常年在省城打工,一年到头就过年回来几天。他电话不多,钱也不多,回来的时候就躺在沙发上看电视,不怎么说话。许雅丽跟他一直不算亲近,可这个时候,她居然有点想他。也许是因为这个家太冷清了,冷清得让人害怕。
除夕那天,父亲果然回来了。大包小包地拎了好几个塑料袋,有给许雅丽买的羽绒服,紫色的,帽子边有一圈假毛。许雅丽穿上试了一下,大小刚好。父亲站在旁边,满意地点点头,说“我闺女穿什么都好看”,然后就坐到沙发上看电视去了。
年夜饭是母亲做的,八菜一汤,摆得桌子满满的。父亲喝白酒,给许雅丽也倒了一小杯,说:“都十五了,过年喝一口。”许雅丽端起杯子抿了一下,辣得直吐舌头。父亲和母亲都笑了。屋子里有暖黄的灯光,有火锅的热气,有电视里春节联欢晚会的歌声,有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的气氛。许雅丽几乎有一种错觉,好像一切都在变好,好像那些事从来没有发生过。
可就在她放下酒杯的时候,她看见窗外有人在放烟花。青黑色的夜幕上,烟花一朵接一朵地绽开,金色、红色、绿色,映得半边天都亮起来。她从窗户看出去,能看见河对岸有人在河边放那种冲天的礼花,一团团火光冲到最高处,然后炸成漫天的星雨。
她的眼前突然出现了另一个画面:后操场,水泥地,杨晓东倒在那儿,血从后脑勺下慢慢流出来,红色在灰白的地面上扩散。那颜色,和烟花在夜空里炸开的颜色一模一样。
许雅丽的笑容僵在脸上。她放下筷子,说了一句“我吃饱了”,起身回了房间。身后传来母亲叫她的声音,她没应。她把门关上,靠在门后,顺着门板滑到地上。窗外的烟花还在响,一声接一声,像在庆祝什么,又像在撕扯什么。
她坐在地上,听着满世界的热闹,却觉得自己被关在了一个透明的棺材里,外面越热闹,里面越冷清。
过完年,时间一下子快了起来。
三月份开学,校园里的玉兰开了,白色的花瓣厚厚的,像一只只停在枝头的鸟。后操场边上的草开始返青,从枯黄里透出一点一点的绿。许雅丽换了春季校服,藏青色的,袖口和领口是白色。这套校服洗过之后容易皱,她每天出门前都要用手压一压,虽然知道没什么用。
她已经不太在意自己在别人眼里的样子了。衣服皱不皱,头发乱不乱,都无所谓。她走路还是低着头,像在找什么东西。陈芳有时候会和她一起走一段,说些有的没的。许雅丽听得多,回得少,但陈芳似乎并不介意。有个人能在身边,对许雅丽来说已经是一种极大的奢侈。
三月底,学校组织了一次清明扫墓。每年清明,学校都会组织学生去烈士陵园扫墓,今年也不例外。许雅丽站在队伍里,手里拿着一朵纸扎的小白花。她以前从没觉得这个活动有什么特别,可今年不一样了。她第一次知道,原来扫墓是这样的感觉——站在一块墓碑前,你能清楚地意识到,那块石头下面,躺着一个再也回不来的人。
那天,她在烈士陵园里站了很久。同学们都走了,她还站在那儿,看着那些整齐的墓碑,看着墓碑前摆满的花圈和白花。她在想杨晓东的墓,是不是也有人去扫。他的父母肯定会去的,也许他的亲戚朋友也会去。可她呢?她该不该去?
她不敢去。她觉得自己不配。杨晓东为她死了,她有什么资格站在他墓前?她去了,他的父母会怎么想?会不会觉得她是来假惺惺地表演伤心?会不会觉得她是来给自己的良心赎罪?
许雅丽没有答案。她只是站在烈士陵园的风里,看着那些和自己无关的墓碑,心里装着一块比所有墓碑加起来都重的石头。
清明节过后,天气渐渐暖和起来。后操场的人多了起来,午休的时候,男生们在那儿打球,女生们坐在看台上聊天。许雅丽很少再去了,她把自己的活动范围压缩到了教室和教学楼前面的那块小空地。她怕看到篮球场,怕看到那道新刷的水泥,怕看到杨晓东倒下去的那个位置。可她又总是忍不住去看,像舌头顶着一颗疼得要命的坏牙,越疼越要去碰。
四月中旬的一个中午,她一个人坐在教室里吃午饭。她从家里带了饭盒,母亲早上做的蛋炒饭,上面盖了几片青菜叶子。她慢慢地吃,教室里只有她一个人,窗外有鸟在叫,还有操场上隐约传来的笑闹声。
这时,有人推门进来。许雅丽抬头一看,是韩超。他还是那副样子,瘦高个儿,眉毛上的疤在额角投下一道阴影。他穿着一件黑色的运动外套,手插在口袋里,站在门口,似笑非笑地看着她。
“吃饭呢?”他问。
许雅丽没说话。她的喉咙发紧,手里的筷子停住了。
韩超径直走过来,拉了把椅子坐下,就坐在她前面,反坐着,双手搭在椅背上。他看着她,那眼神让许雅丽想起郑卫新。不是愤怒,也不是凶狠,而是一种带着玩味的打量,像猫在看一只已经被逼到墙角的老鼠。
“别怕,我说了不打你。”韩超说,“就是来跟你聊聊天。”
许雅丽把饭盒盖上,放在一边。她知道自己现在不能露怯,可她的手指还是控制不住地发凉。她咽了咽口水,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你想聊什么?”
韩超笑了一下,从口袋里摸出一根烟,没点,只放在鼻子下面闻了闻。然后他凑近了一点,压低声音说:“你知不知道,卫新在少管所里被人打了两次,门牙都掉了一颗?”
许雅丽愣住了。她不知道。也没有人会告诉她这些。
韩超继续说:“他在里面过得不怎么样。可你知不知道他托人带出来一句话,什么话?”他故意停了一下,让那沉默像刀一样悬着,“他说他认了。人是他打死的,他认。但他不会放过你。你听清楚了,他说的不是恨你,他说的是不会放过你。”
许雅丽觉得自己的心脏像被人攥住了。她看着韩超,嘴唇发抖,发不出声音。郑卫新不会放过她。这句话她在心里想过一千遍,可当它从韩超嘴里说出来的时候,那种真实感还是让她浑身发冷。
“你们到底想怎么样?”她终于挤出一句话,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
韩超站起身,把椅子推回原位。他居高临下地看着她,脸上那点似笑非笑终于褪去,换上了一种阴冷的表情:“许雅丽,你记住,你欠的债,跑不掉。卫新在里面待几年,你就得惦记几年。等他出来那天,你最好已经想清楚了。”
他说完,转身走了。门在他身后轻轻地合上,没有发出声音。可许雅丽觉得那扇门像一记闷雷,砸在她的天灵盖上。她一个人坐在教室里,饭盒里的蛋炒饭已经凉透了。窗外的鸟还在叫,一声,两声,像在催什么。
那天下午的课,许雅丽一句也没听进去。她木木地坐在座位上,眼睛盯着黑板,脑子里却反复响着韩超的话。她想起郑卫新在篮球架下坐着发呆的样子,想起他拍她脸时那种漫不经心的侮辱,想起他事后站在那儿看自己手的表情。她以前只是怕他,怕被打,怕被纠缠。现在她的怕里还多了一样东西:愧疚。她开始觉得,如果不是她,郑卫新也不会落到那步田地。郑卫新是该死,可如果没有她,也许他的人生会不一样。
可她很快又把这个念头掐灭了。不是她的错。她一遍遍地在心里重复,不是我的错。杨晓东不是我让他来的,郑卫新也不是我让他打人的。我没有做错什么。
可越重复,那些字就越飘。像河面上的浮萍,按下去,又会从另一个地方冒出来。
四月底,许雅丽做了一个决定。她要去一次杨晓东的墓地。一个人去。这个念头折磨了她很久,像一根嵌在肉里的刺,不拔出来永远不会好。她知道去了可能会崩溃,可能无法面对,可她必须去。她欠杨晓东一个告别,也欠自己一个出口。
她选了一个周日的下午。没有告诉任何人。她买了一束白菊花,很小的那种,用报纸包着。花店老板娘问她送给谁,她没回答,只是把钱递过去。老板娘是个四十多岁的胖女人,看了她一眼,没多问,低头找零钱。
城南的墓园在凤凰山脚下,一片缓坡上。许雅丽坐了三站公交,又走了一段山路,才到了墓园门口。铁门半开着,看门的老头在传达室里打盹。她轻手轻脚地走进去,像怕吵醒什么。
墓园里很静,只有风吹过松柏的声音。一排排墓碑整齐地排列着,灰的,黑的,大的,小的。许雅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到杨晓东墓前的。也许是凭着那张照片上的角度,也许是凭着一种近乎本能的牵引。她站定的时候,一抬头,就看见了那个名字。
杨晓东。
墓碑是青石做的,不算高,上面刻着“爱子杨晓东之墓”,旁边有一行小字,是生卒年月。许雅丽在心里算了一下,他死的那天,距离他十五岁生日还有两个月。他永远也到不了十五岁零两个月了。
她把花放在碑前,蹲了下来。地上铺着些零散的落叶,她用手把叶子拨开,清理出一小块地方。然后她就那么蹲着,看着碑上的字,一动不动。
她以为她会哭。可她没有。她的眼睛很干,干得像两口枯了太久的井。她想说点什么,可张了张嘴,只有一口浊气从胸口吐出来。她和杨晓东之间,从来就没有过什么话。现在他躺在土里,她蹲在碑前,中间隔着一块石头和一层土,还有一整个生与死的距离。
“杨晓东。”她终于叫出了他的名字,声音沙哑,像从喉咙深处硬扯出来的,“我来看你了。”
风从山坡上吹下来,吹得松枝轻轻摇晃。许雅丽伸出手,用手指去摸墓碑上的字。石头很凉,刻痕很深。她一点一点地摸,像要把这个名字刻进自己的指腹里。
“你写的那句话,我看到了。”她继续说,声音很轻,像在跟一块石头说悄悄话,“我没有讨厌你。我从来都没有讨厌你。”
说完这句,她的眼泪才落下来。一滴,两滴,打在她手背上,温热得不像话。她没有去擦,就让它流。她想起很多很多事情,初一同组值日时他递过来的橡皮,体育课上他帮她捡起的跳绳,还有那天后操场上他直直看过来的眼神。那些碎片一样的记忆,忽然全都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
杨晓东喜欢她。一个男孩,用他所有的沉默和克制,喜欢了她整整三年。而她,直到他死了之后,才真正开始认识他。
许雅丽不知道自己在那儿蹲了多久。天阴了下来,风里带着雨意。她站起身,腿已经麻了。她看着杨晓东的墓碑,轻声说了一句:“我以后还会来看你的。”然后转身离开。
走到墓园门口的时候,看门老头醒了,正端着搪瓷杯喝水。他看见她,问了一句:“小姑娘,看完了?”许雅丽点点头。老头又看了她一眼,似乎想说什么,最后只是叹了口气,挥挥手让她走。
许雅丽从墓园出来,沿着山路往下走。天开始下小雨,细细的,像一层灰。她没带伞,只能把外套脱下来顶在头上。雨丝打在树叶上,沙沙的,像无数只小虫在啃食什么。她走得很快,快到后来几乎是在跑。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跑,也许是想跑出那片死寂,跑出那种被死亡包裹的感觉。
跑到山脚的时候,雨下大了。她站在一棵大樟树下躲雨,浑身上下湿了大半。她抬头看天,灰白色的云层层叠叠,像一堵墙压下来。可她的心,居然比来的时候轻松了一点。她终于去看了杨晓东,终于站在他面前,说了那句“我没有讨厌你”。虽然她知道,他再也听不见了。
可她还是觉得轻松了一点。那种轻松,像在密不透风的房间里推开了一扇窗,风进来了,带着雨水和泥土的气味。
五月份,凤凰山下的桂树开了第一茬花。许雅丽每天上学都要经过山脚,她能闻到花香,淡淡的,像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的。她开始习惯在学校里抬头走路了,虽然还是不敢和后操场对视太久,但她至少不再总是盯着地面。
陈芳说:“你变了,像松开了什么。”
许雅丽笑了笑,没说话。她自己清楚,不是她变了,是她学会了一种和那些事情共处的方式。杨晓东还在她心里,后操场的水泥地还在那儿,郑卫新的阴影也还在远处。可她已经不再每天被它们压得喘不过气了。她开始相信,也许有一天,她真的能带着这些债,继续活下去。
五月中旬的一个傍晚,许雅丽在后操场边上站了一会儿。篮球场上有几个低年级的男生在打球,天边的晚霞烧得正艳,把水泥地染成一片橘红色。她站在那里,风吹过来,把她的头发吹得有些乱。她看着那道已经不明显的痕迹,心里翻涌着一些说不清的东西。
有一个男生投篮没中,篮球滚到她脚边。她弯腰把球捡起来,递过去。那个男生接过球,冲她笑了一下,说“谢谢”。许雅丽也笑了笑,转身走了。她走的时候,忽然觉得身后有人。她猛地回头,篮球场上只有那几个男生,后操场空荡荡的,没有杨晓东。
她知道的。他不会再出现了。但他好像又无处不在。在风里,在光里,在这一片他曾经奔跑过的水泥地上,在每一个她想起他的瞬间里。
许雅丽走出校门的时候,看见卖豆浆的大妈正在收摊。大妈抬头看了她一眼,这一次没有躲开,也没有把脸转向一边。她只是轻轻点了点头,像一种迟来的、笨拙的善意。许雅丽也点了点头,从她面前走过去。
天还没有全黑,西边还挂着一道暗红色的余晖。许雅丽忽然想起杨晓东的那个笔记本,最后一页写满她的名字,最后一行的字迹最工整:“许雅丽,我喜欢你。如果你知道了,请不要讨厌我。”
她停下脚步,从书包里拿出那张草稿纸。纸已经薄得快要透明了,上面的字迹也淡得几乎看不见。可她知道那上面写着什么。她把它举起来,对着天边最后一抹光,看那些模糊的铅笔痕。风很轻,吹得纸微微颤动,像一双在跟她道别的手。
“杨晓东,”她在心里说,“我没有讨厌你。”
她把纸折好,放回书包夹层。然后她继续往前走,脚步不轻不重,踩在刚刚亮起来的路灯光里。影子在身后,一会儿长一会儿短,像有什么人跟着,又像什么人放开手,让她一个人走了。
六月的风已经有些热了。许雅丽走到桥上的时候,河面上有萤火虫在飞,一点一点的,很亮。她站在桥栏杆边看了一会儿,那些微小的光在黑暗中起起落落,像谁往河里撒了一把会发光的眼泪。
她突然觉得,杨晓东也许并没有真正离开。他只是变成了别的东西。变成了风,变成了光,变成了她每次经过后操场时心里那一阵细细的疼。他还在,只是不再以一个男孩的形状存在了。
许雅丽转身走下桥。她的面前是长长的河堤,路灯一盏接着一盏,照亮她前面的路。身后是学校的方向,被夜色慢慢吞没。她没有回头。
这一次,她真的没有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