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背了整座青春的债》美女邱莹莹

2、第 2 章

　　她背了整座青春的债

　　第二章

　　许雅丽做了一个梦。

　　梦里杨晓东还活着，坐在教室中间偏后的位置，低着头写字。教室里光线很亮，像快毕业那会儿，窗帘被风吹起来，空气里有粉笔灰和夏天校服的味道。她站在讲台边上，看见他慢慢抬起头，朝她笑了一下。那个笑很浅，浅得像是随时会碎掉。

　　她想走过去，可脚像被钉在地上。杨晓东张了张嘴，好像在说什么。她听不见。后排有人推她，她回头，郑卫新的脸贴得很近，眼睛下面有很深的黑眼圈。他嘴里的热气喷在她耳朵上，说的是那句她听了一万遍的话：“你是我的人。”

　　她猛地往后一退，踩空了。

　　醒来的时候，天还没亮。许雅丽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听着隔壁房间母亲的咳嗽声。窗外有人在扫街，竹扫帚摩擦地面的声音一下一下，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她的后背湿了一大片，冰凉地贴着皮肤。

　　这是杨晓东死后第几天，她已经不记得了。日子变得很硬，像冷冻的猪肉，一刀切下去，连刀口都是钝的。她每天照常起床、洗漱、吃早饭、出门。母亲每天给她煮鸡蛋，放在煮粥的锅边上，蛋壳上有细密的水珠。她剥蛋壳的时候很慢，像在完成某种仪式。

　　“今天，去学校吗？”母亲站在厨房门口问，手里端着半盆洗碗水。

　　“嗯。”许雅丽把鸡蛋塞进嘴里，蛋黄很干，噎得她眼眶发酸。

　　母亲还想说什么，嘴唇动了动，最终只是叹了口气：“去了就听老师的，别跟人吵架。”

　　“知道了。”

　　学校离家不算远，走路二十分钟。那些天，许雅丽每天都走得很慢，像在拖延什么。巷口的槐树早就谢了花，叶子开始发黄。卖豆浆的大妈看见她，把脸转向另一边。许雅丽走过去，听见身后传来压低的说话声，听不清楚，但能感觉到那些字像小石子一样往她背上砸。

　　她知道大妈在说什么。镇上已经传遍了，郑卫新进了少管所，杨晓东死了，许雅丽是罪魁祸首。更离谱的版本说，许雅丽同时跟两个男生好，故意挑拨他们打架，结果事情闹大了。还有人说看见她那天在操场上笑，说她是狐狸精转世，专门害人。这些流言像夏天的苍蝇，赶不走也打不完。

　　许雅丽走到校门口的时候，远远就看见几个女生聚在公告栏前。她们看见她来，立刻散开，动作整齐得像是排练过的。许雅丽从她们面前经过，看见公告栏上贴着一张通报批评，上面写着郑卫新的名字，后面跟着“开除学籍，移送司法机关”几个字。通报边角有些卷，应该是已经贴了几天。

　　她第一次觉得郑卫新的名字出现在那张纸上，居然和自己是有关的。以前郑卫新打人、旷课、考试作弊，通报批评贴了好几张，她从来没觉得跟自己有关系。可现在不同了。他的名字旁边，好像隐隐约约站着杨晓东的名字，而这两者之间，连着一条看不见的线，那根线上写着她的名字。

　　教室里比往常安静。许雅丽推门进去的时候，所有人都抬头看了她一眼，然后迅速低下头，像在看一个不该看的东西。她的座位还在原来的地方，第四组第三排，靠窗。课桌上的涂改液字迹已经干了，白色的字歪歪扭扭，横在桌面上：“害人精。”

　　她没有擦。她只是把书包放下来，拿出课本，翻开第一页，那些字就在课本下面若隐若现。窗外后操场上有学生在跑早操，口哨声一阵一阵的。她扭头看向操场，那个方向就是篮球场，就是水泥台阶，就是杨晓东倒下去的地方。

　　从她的座位，刚好能看见篮球场的一角。黄色油漆画的边线，已经磨得断断续续。她以前从来没注意过那个角落，现在好了，那个角落成了她的课桌上一道永远擦不掉的印记，每天从早到晚提醒她：有个人在那儿，因为你，没了。

　　第一节是语文课。

　　语文老师姓张，是个五十多岁的女人，短发，戴副老花镜，说话声音又尖又细，像用指甲在玻璃上刮。她讲课很认真，每篇课文都要掰开揉碎了讲，连标点符号都不放过。许雅丽以前听她的课总是走神，常常一节课下来，书还停在刚翻开的那一页。

　　今天她在讲《藤野先生》，鲁迅的文章。鲁迅写他如何离开东京，去了仙台，如何遇见藤野先生，后来又如何弃医从文。张老师用尖细的嗓音念课文，念到“东京也无非是这样”的时候，停顿了一下，抬头看下面的学生。

　　许雅丽没有在听。她的眼神落在课桌上那四个字上。“害人精。”笔画歪歪扭扭，写字的人大概很用力，涂改液渗进了木头纹路里，像一道白色的伤疤。

　　“许雅丽。”张老师突然点她的名字。

　　许雅丽条件反射地站起来，凳子往后推了一下，发出刺耳的声响。全班的目光齐刷刷地看过来，那些目光有怜悯、有好奇、有幸灾乐祸，还有赤裸裸的厌恶。

　　“你来说说，鲁迅为什么离开东京去仙台？”张老师问。

　　许雅丽张了张嘴，没发出声音。她根本不知道讲到哪儿了。过了几秒，她小声说：“我……不知道。”

　　张老师看了她一眼，叹了口气，摆摆手让她坐下。那声叹息落在寂静的教室里，格外清晰。许雅丽坐下的时候，听见后排有两个女生在笑，笑着笑着压低了声音，像在说一个只有她们听得懂的暗号。

　　她的脸烧得像被火炭烫过。

　　下课后，许雅丽趴在桌上，闭着眼睛。她听见教室里的声音从四面八方涌过来，有人在高声说笑，有人在挪桌子，有人在走廊上追逐。她像沉在水底，那些声音经过水面才传到她耳朵里，嗡嗡的，失真得厉害。

　　“许雅丽，有人找你。”班长站在讲台边喊了一声，语气里带着明显的不耐烦。

　　许雅丽抬起头，看见门口站着一个人，穿着初二的校服，短头发，脸圆圆的，鼻梁上有雀斑。是班上的陈芳。陈芳和许雅丽不算熟，但以前一起值过日，说过几句话。许雅丽站起来，朝门口走去。

　　陈芳站在门口，两只手绞在一起，表情很奇怪，像是不敢看她。许雅丽走到她面前，还没开口，陈芳就飞快地说了一句话，声音很小：“许雅丽，你……你还好吧？”

　　许雅丽愣住了。

　　这是这些天来，第一个问她“还好吧”的人。她张了张嘴，喉咙忽然发紧，眼眶也发酸。她很想说“不好”，可最终只是点了点头，轻轻“嗯”了一声。

　　陈芳似乎松了一口气，往后退了半步，眼睛四处看了看，然后压低声音说：“其实我知道不怪你。那天我也在操场，我看见了的。”她顿了顿，补充道，“杨晓东是自己跑去找郑卫新的，你根本拦不住。”

　　许雅丽怔怔地站在原地，像被雷击了一下。她一直以为没有人看见，一直以为所有人只愿意相信“红颜祸水”的版本。现在突然有个人说“我知道不怪你”，她反而不知道该怎么接。她的嘴唇在抖，想问更多，可陈芳已经转身走了，步子很快，像怕被人看到。

　　许雅丽站在原地，看着陈芳消失在教学楼拐角。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她仰起头，把泪逼了回去。

　　可陈芳能证明什么？能改变什么？她只是一个人，连大声说出来的勇气都没有。许雅丽站在走廊上，看着楼下来来往往的人群，突然觉得自己像站在孤岛上，四周的水位还在不断上涨。

　　下午的体育课，许雅丽请了假。

　　体育老师是个三十来岁的年轻男人，姓李，短寸头，穿运动服，脖子上挂个哨子。他听了她的理由，上下打量了她一眼，说：“不舒服就回教室休息。”说完又补了一句，“别一个人待在后操场。”

　　别一个人待在后操场。

　　许雅丽看着李老师，忽然觉得这句话像一根针，把她这些天好不容易缝起来的东西又挑开了一个小口。她勉强笑了一下，说：“知道了，老师。”

　　她回了教室。教室里空无一人，安静极了。她坐在自己的位子上，看着窗外。篮球场上有两个班在上体育课，男生们在打球，女孩子们三三两两坐在树荫下。阳光很烈，地面上有热气在升腾，远看像一层透明的波浪。

　　她想起杨晓东跑步的样子。他跑步的时候肩膀会不自觉地往左边歪，右手摆得比左手高，看起来很不协调。跑完后他总喜欢蹲在篮球架下面，用手抹脸上的汗，然后仰头大口大口地喝水。她以前觉得这些细节很平常，现在却一件一件地浮上来，清晰得可怕。

　　“杨晓东。”她在心里叫了一声，没有出声。她试着想象杨晓东回应她的样子，可想象不出来。她甚至不记得他的声音是什么样的。它们之间说过的二十几句话，没有一句是完整的，没有一个场景是被她认真记住的。她只记得他很安静，说话声音轻，像怕吵到谁。

　　她翻开书包，从夹层里拿出一张纸。那是一张草稿纸，上面有她昨天默写的杨晓东的笔记本上的内容。那几行字她已经背得滚瓜烂熟，可还是忍不住一遍遍看。那张纸很软，折了几道，边缘已经起了毛边。她用手指轻轻抹平，把那几行字又读了一遍。

　　“许雅丽，我喜欢你。如果你知道了，请不要讨厌我。”

　　后面还写了一行，被划掉了好几遍，许雅丽费了很大劲才认出来：“我想保护你。”

　　她的手指停在那几个字上，忽然就哭了。眼泪一颗一颗地掉在纸面上，把墨水晕开，模糊成浅蓝色的一团。她不知道杨晓东是什么时候写下这些的，也许是某节无聊的晚自习，也许是某个周末的下午，也许是在她成为郑卫新女朋友之前。他写了那么多遍她的名字，每一遍都用铅笔，可那些痕迹刻得那么深，深到即使被擦掉，纸面上还留着凹痕。

　　教室的门突然被推开了。

　　许雅丽慌忙把纸塞回书包，用手背擦眼睛。进来的是三个女生，班上的赵丽娜、周雨桐和孙小曼。她们看见许雅丽，先是一愣，然后互相交换了一个眼神。那眼神里有什么，许雅丽看得很清楚。

　　“哟，一个人躲这儿哭呢。”赵丽娜先开口，声音又尖又亮，像一把小刀在空气中划了一下。

　　周雨桐跟着笑了一声，眼睛往许雅丽课桌上一瞥：“哭什么？不是挺风光的吗？两个男的为你打架，为你一死一坐牢，多大的排面啊。”

　　许雅丽低着头，不说话。她的手在发抖，拳头攥得紧紧的，指甲陷进掌心的肉里。

　　赵丽娜走过来，故意绕到许雅丽面前，伸手翻了翻她桌上的书，然后“啧”了一声：“害人精三个字谁写的啊？写得也太轻了，我看着得用刻刀才好。”

　　“别说了。”许雅丽终于开口，声音很轻，带着哭腔。

　　“为什么别说？敢做还怕人说？”孙小曼也走过来，抄起桌上的那本语文书，往地上一扔，“你看看杨晓东多可怜，到死都不知道自己在你心里算什么东西。”

　　许雅丽忽然站起来，转身面对她们。她的脸很白，眼泪还没干，眼睛却亮得吓人。“我做什么了？”她的声音在抖，“你们说，我做什么了？”

　　赵丽娜被她突然的爆发吓了一跳，但很快就恢复了那种轻蔑的笑：“你做什么了？你跟郑卫新搞对象，又勾搭杨晓东，还问我们你做什么了？要不要脸？”

　　许雅丽觉得一股热流从胸口冲上来，像有什么东西要从喉咙里冲出来。她很想说我没有勾搭任何人，很想说杨晓东喜欢我是他自己写下来的我什么都不知道，很想说郑卫新根本不算我选的。可她知道，说了也没用。这些人根本不想听，她们只需要一个靶子，一个可以随便骂的替罪羊。

　　她重新坐了下来，弯腰捡起地上的语文书，拍了拍封面上沾的灰尘。赵丽娜三个人见她没反应，又说了几句难听的话，然后互相使了个眼色，离开了教室。门被甩上，“砰”的一声，震得窗户玻璃嗡嗡响。

　　教室里又只剩下她一个人。太阳已经偏西了，光线从窗户外斜着照进来，照在那张课桌上，把“害人精”三个字照得发亮。许雅丽用校服袖子擦掉桌上的字，可擦不掉。涂改液这种东西，渗进木头纹路之后，比墨水还难去除。

　　她索性不擦了，趴在桌上，把脸埋进臂弯里。黑暗里，她听见自己的心跳声，很快，像有什么人在她胸腔里敲一面鼓。

　　她想离开这里。去一个没有人认识她的地方，重新开始。她才十五岁，可她已经觉得这辈子好像已经完了一样。

　　放学的时候，许雅丽故意最后一个走。等教室里的人都散了，走廊上也安静下来，她才慢慢收拾书包。天已经擦黑了，教学楼的灯亮了几盏，昏黄的光从高处照下来，在地上投出她单薄的影子。

　　她走出校门，门口卖早点的铁皮棚子都已经收了，只剩下一排空荡荡的铁架子和几片被风吹得东倒西歪的塑料布。她沿着河堤走，河水黑乎乎的，映着对岸住户的灯光，像撒了一层碎金子。风从河面上吹过来，带着水草的腥气和秋天夜晚的凉意。

　　她走到那座石桥上的时候，停了下来。桥下有一棵老榕树，树冠像一把撑开的大伞。树底下站着一个人。天太黑了，看不清脸，只看见一点红色的烟头在黑暗中明灭。

　　许雅丽心里一紧，加快了步子。那个人也没动，就这么看着她从桥上走下来，从自己面前经过。

　　“许雅丽。”

　　那人开口了，声音低低的，有点沙哑，像嘴里含着什么东西。许雅丽站住了，转过身，借着河对岸的光，认出了那张脸。是郑卫新的朋友，姓韩，叫韩超。也是镇上的，以前常和郑卫新一起出现在学校门口，瘦高个儿，左边眉毛上有一道疤。

　　许雅丽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

　　“放心，我不打你。”韩超把烟扔在地上，用鞋尖碾灭，“我就是想跟你说，卫新让我带句话。”

　　许雅丽没说话，只是抱紧了书包。

　　韩超向前走了一步，声音不高，但很清楚：“卫新说，让你等着。”他顿了顿，笑了一声，“等他出来，这笔账再慢慢算。”

　　许雅丽的脊背一阵发凉。她知道郑卫新被判了七年，可七年之后呢？她不敢想。郑卫新是什么样的人，她比谁都清楚。他从来不吃亏，也从来不放过任何他认为背叛过他的人。

　　“他不是……进少管所了吗？”许雅丽的声音很小。

　　韩超轻描淡写地笑了一下，说：“七年后他还不到二十二，你呢，也才二十出头。日子长着呢。”说完，他转身走了，没有回头。

　　许雅丽站在原地，手脚冰凉。她看着韩超消失在夜色里，像看着一个未来的噩梦。七年后，如果郑卫新真的出来，他会怎么对她？他会不会觉得，如果她当初说清楚了，他就不会动手，杨晓东就不会死，他也不用坐牢？他一定恨她。就像所有人一样，把错推到她头上。

　　许雅丽忽然觉得很荒谬。她没杀人，可所有人都觉得她有罪。她什么都没做，却要背着最重的惩罚，过一辈子。

　　那天晚上，许雅丽回到家，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母亲在客厅看一个小电视，声音开得很低。她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眼泪无声地流。她不敢哭出声，怕母亲听见。

　　她的手里攥着那张草稿纸，上面是杨晓东的字迹：“许雅丽，我喜欢你。如果你知道了，请不要讨厌我。”

　　“我不讨厌你。”她在心里说，“杨晓东，我不讨厌你。可你能不能告诉我，我现在该怎么办？”

　　窗外有蝉在叫，断断续续的，像用尽最后的力气。夏天已经过了，可这些蝉还在拼命地叫着，好像要把什么东西耗尽。

　　许雅丽想起那天的后操场。她站在树荫下，扯着树枝上的叶子。杨晓东从操场另一边跑过来，怀里抱着篮球，脸上全是汗。他的白T恤上有一大片水渍，大概是刚才用水龙头冲过头。

　　他说的第一句话是：“许雅丽，你知道我不是想惹事。”

　　她后来在混乱中慢慢回想，才想起这句话。当时她太害怕了，没在意。杨晓东说这话的时候，眼睛是看着她的，那种眼神很认真，很亮，亮得像是把所有的勇气都集中在那一刻。

　　“你走吧。”她记得自己说了这句话，“杨晓东，你走吧，别管我了。”

　　可他不听。他摇摇头，说：“我不能走。”

　　为什么不能走？因为你喜欢我？可喜欢我的人，为什么要落得这个下场？

　　许雅丽捂住嘴，翻身坐起来。她把那张草稿纸塞到枕头底下，赤着脚走到窗户边。窗帘没拉，楼下的路灯把一点光漏进来。她看见对面楼道的墙上贴满了小广告，层层叠叠的，像这座小城长出的鳞片。

　　她忽然有一个冲动，想去杨晓东家看看。她不知道他家在哪儿，也不知道去了能做什么。可她就是想看看，这个把她的名字写了无数遍的男孩，生活在什么样的地方。

　　后来她打听到了。杨晓东家在城南的老街，一条很窄的巷子里，门牌号是七十三。他爸妈在巷口摆了个早点摊，卖包子和稀饭。杨晓东以前每天早上都去帮忙卖一会儿包子，然后才背着书包去上学。

　　许雅丽站在巷口的时候，杨晓东家的早点摊还在。一个男人在蒸笼后面忙着，面前摆了一排白铁皮盆，装着茶叶蛋、稀饭、小菜。他穿着件深色的旧外套，头发有些花白，面容和她想象中的杨晓东很像，但老了很多。旁边有一个女人在擦桌子，动作很慢，擦一下，停一下，像随时都会哭出来。

　　许雅丽站了很久，最终没有走过去。她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们，更不知道自己有什么资格站在那家早点摊前。她转身离开的时候，心里某个地方像被人用钝刀子割了一下，疼得发麻。

　　她开始明白，有些债是还不清的。杨晓东喜欢她，杨晓东为她出头，杨晓东死了。杨晓东的爸妈失去了儿子，郑卫新失去了七年自由，而她，失去了做一个普通十五岁女孩的资格。

　　这些都是债。没人逼她还，可也永远赖不掉。

　　日子还在继续。

　　十月份，学校要开秋季运动会。每个班要报项目，体育委员拿着报名表在班里转了一圈，走到许雅丽面前时，犹豫了一下，还是把表递了过去：“你要报什么？”

　　许雅丽摇头。体育委员没多说什么，拿着表走了。她现在的身份很尴尬，没有人会强迫她做事，但也没有人会主动和她说话。她像个透明人一样坐在角落里，偶尔会突然被某个充满恶意的目光或话语击中，提醒她她的存在感。

　　运动会在一个周四的早晨开幕。秋高气爽，太阳很大，操场边的彩旗被风吹得猎猎作响。许雅丽跟着队伍坐到看台上，旁边的人都和她拉开了一点距离，像怕沾上什么霉运。她坐的地方刚好能俯瞰整个后操场，包括篮球场。

　　篮球场边上拉了一条白色横幅，写着“秋季运动会”几个字。许雅丽看着那个角落，水泥地面新刷的那块已经不如一开始那么明显了，但还是一眼能看出来。阳光照在上面，那一片颜色深得像一块暗疤。

　　她在想，杨晓东如果还在，会不会也参加这次运动会。他跑步那么慢，肯定跑不过别人。但如果他报了名，也许会拼了命地跑，跑得满脸通红，跑得摇摇晃晃，最后依然最后一名。然后他会蹲在地上，大口喘气，接过同学递来的水，仰头喝下去。

　　许雅丽闭上眼，在心里对自己说：许雅丽，不准再想了。

　　可控制不住。杨晓东的影子像长进了她的身体里，在骨头和血管之间生长。她越是想把他赶走，他就越是清晰地站在那儿，看着她。

　　运动会那天下午，许雅丽提前离开了看台。她一个人走到教学楼后面的小花园里，坐在花坛边的石凳上。这里没什么人，几棵桂花树正开着花，香气浓郁得有些发腻。她闭上眼睛，任由阳光透过树叶落在她脸上，斑斑驳驳的。

　　她掏出那张草稿纸，已经快被她揉烂了。她用手指轻轻摸着上面的字，铅笔痕已经有些糊了，像一层浅浅的灰。她不敢用力，怕把纸弄破。

　　“杨晓东。”她轻轻开口，声音像被风吹散的烟，“你到底想让我怎么样？”

　　没人回答。几朵桂花掉在她肩上，细小的，黄色的，像谁撒了一把碎金子。许雅丽低头看着那些花，忽然想起杨晓东家巷口的那棵桂树。也许他家门口就有这么一棵树，每年秋天，杨晓东每天出门卖包子，都会踩着一地桂花。

　　她忽然很想去他家看看，哪怕不进院子，只是站在外面看一看。可她知道，她不能去。她怕杨晓东的母亲看见她，怕那个女人指着她骂“就是你害死我儿子”，怕自己连还嘴的力气都没有。

　　运动会结束之后，许雅丽又恢复了那种日复一日地窒息的生活。上学，被注视，被议论，被排挤。放学，一个人走回家。她的成绩一落千丈，从班上前二十名掉到了倒数十几名。老师们对她失去了耐心，只有语文老师偶尔还会用那种惋惜的眼神看她一眼，说一句“你以前底子还是可以的”。

　　她把心思都用在了另一件事上：调查杨晓东。

　　听起来很可笑。但她就是想知道，杨晓东到底是什么样的人。那个把她的名字写满笔记本最后一页的男孩，在死前到底想了些什么。她开始回忆每一个和他有关的细节，有时候走路走到一半会突然停下来，像被人按了暂停键。她想起他们初一同组值日，杨晓东扫地时额头上的汗珠；想起他递还她橡皮时低着头说“你东西掉了”；想起课间他站在教室后面的窗边，目光似乎总是朝着她的方向。

　　这些记忆碎片一样散落在她的脑子里，她花了很多力气，像拼图一样把它们一块块拼起来。越拼，她就越清楚地看到，杨晓东的喜欢，是从很早很早之前就开始的。早到连她自己都没意识到。

　　十二月份，天气已经很冷了。

　　许雅丽在校门口的小卖部里看见了郑卫新的妈妈。那个女人裹着一件灰扑扑的棉衣，头发乱蓬蓬的，站在路边跟人吵架。她嗓门很大，像把整条街都点着了。许雅丽听了几句，大致是在说，我家卫新是被那个姓许的害的，那个小妖精要是早点跟他说清楚，他怎么会打死人？

　　周围围了一圈人，有买东西的家长，有路过的学生，也有看热闹的大人。许雅丽站在人群外面，没有进去。她听见有人说“郑家也不容易，孩子才十五”，有人附和“是啊，都是那个女生害的”。

　　她转身走了。风很大，刮在脸上像刀割。她把校服领子竖起来，缩着脖子往家走。路上有枯黄的树叶被风卷起来，旋转着，像个在跳最后一支舞的人。

　　她想起郑卫新。那个男生，她其实从来都不了解。他爸开修车铺，一天到晚满身机油味，喝醉了就打他和他妈。他妈管不了他，只能由着他在外面混。郑卫新打架、抽烟、逃课，看起来天不怕地不怕，可许雅丽见过他在篮球架下面一个人坐着发呆，脸上挂着汗，表情空得像一张被揉皱的纸。

　　他知道自己是个什么人。他对许雅丽说“你是我的人”的时候，语气那么笃定，可许雅丽从来没在里面听出多少爱意。他只是需要占有一样东西，需要有一个属于他的人。至于这个人愿不愿意，他根本不在乎。

　　可如果当时她鼓起勇气拒绝了，事情会怎么样呢？也许郑卫新会找她的麻烦，但杨晓东也许就不会为她出头，也许就不会死。

　　许雅丽知道这种假设很傻，可她还是忍不住一遍遍地想。每次想，都像重新死了一次。

　　期末考前一天，许雅丽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她要退学。

　　这个念头不是突然冒出来的。它像一颗种子，在她身体里埋了很久，被那些流言和目光浇灌着，终于长成了参天大树。她太累了，每天走进校门就像走进刑场。她知道自己撑不下去了。

　　母亲听完她的决定，手里的筷子啪地掉在地上。她看着许雅丽，像看一个不认识的陌生人：“你说什么？你才读初三，退学了你干什么去？”

　　“我出去打工。”许雅丽说得很平静，“去别的城市，没人认识我。”

　　母亲没说话，只看着她。过了一会儿，母亲蹲下身捡起筷子，在围裙上擦了擦，然后说：“先吃饭。吃完再说。”

　　那顿饭吃得很安静。母亲做了三个菜，比平时多了一个。她不停地往许雅丽碗里夹菜，自己却一口也没吃。许雅丽看着她，忽然特别想哭。她知道母亲舍不得，也知道母亲其实没有更好的办法。这个家本来就不宽裕，如果她继续留在镇上，流言会像影子一样跟着她，永远甩不掉。可如果走了，母亲就一个人了。

　　“妈，我去了之后，每个月给你寄钱。”许雅丽低着头说。

　　母亲没接话。过了好一会儿，才说了一句：“你再想想。”

　　那天晚上，许雅丽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枕头底下的草稿纸已经被压得不像样子，她把它拿出来，借着窗外的光看。字迹模糊得厉害，可她不用看也记得每一个字。

　　“许雅丽，我喜欢你。如果你知道了，请不要讨厌我。”

　　“我想保护你。”

　　她把纸贴在胸口，闭上眼睛。杨晓东，你如果知道我现在想逃，你会不会失望？你说你想保护我，可你已经不在了。你连自己都没保护住。

　　窗外有风声，呜呜的，像谁在哭。

　　第二天，许雅丽没去学校。她背着书包出了门，却没有往学校的方向走。她走到了车站，站在售票厅里，看着大屏幕上滚动的车次。她兜里揣着两百块钱，是母亲给的。母亲早上把两张一百的纸币塞进她手心，说：“不够了给妈打电话。”

　　许雅丽站在售票窗口前，看着窗口上方贴着的目的地和价格，眼睛一列列地扫过去。她不知道去哪里。她从来都没离开过这个镇子。

　　最终，她买了一张去市里的大巴票。三十块钱。目的地是一个更大的地方，人多，车多，没有人认识许雅丽，也没有人知道杨晓东是谁。

　　候车室里人声嘈杂，一股泡面和脚臭混在一起的气味。许雅丽找了个角落坐着，书包抱在怀里。她穿着校服，显得格格不入。旁边有人抽烟，烟味呛得她皱眉。

　　她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校服，胸口绣着学校的名字。这是一件旧校服了，领口有些毛边，袖口也起了球。她想起杨晓东的白T恤，洗得发黄，袖口也有毛边。两个人都不是什么讲究的人，穿着最普通的衣服，过着最普通的日子。

　　可是现在，一个躺在公墓里，一个坐在候车室里准备逃跑。

　　她把校服脱下来，叠好，塞进书包。只剩里面一件白色长袖衫，冷冷的。这样也好，至少没人能一眼认出她。

　　喇叭里开始播报班次。许雅丽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灰，拎起书包。她朝检票口走去，脚步很沉，每一步都像是踩在泥里。

　　就在快走到检票口的时候，她停住了。她的目光落在候车室角落的一张旧报纸上。那是一张已经被人翻烂的都市报，上面印着一张模糊的照片，旁边配着标题：“初中生因早恋打架致死，女生被指红颜祸水”。

　　许雅丽盯着那张报纸，像被施了定身咒。她慢慢地走过去，把报纸拿起来。照片上的人她认得，是杨晓东。应该是从什么登记照上截下来的，放大之后很模糊，只能看清一个轮廓。标题的字很大，黑体，加粗，像一道判决。

　　她拿着那张报纸，手指在发抖。原来他们的事情已经上了报纸，已经传到了更远的地方。原来她走到哪里都没有用，这张报纸会一直存在，会有人看到，会有新的流言在新的地方生长。

　　她忽然觉得很绝望。那种绝望像潮水一样涌上来，从脚底一直到头顶，把她整个人淹没。她以为只要逃得够远，那些东西就追不上她。可它们比她快得多，它们藏在这些旧报纸里，藏在别人的手机屏幕里，藏在每一个猎奇的目光里。她无处可逃。

　　许雅丽把报纸放回去，转身走出了候车室。

　　外面的天灰蒙蒙的，像一块巨大的脏抹布盖在头顶。她背着书包，沿着车站外面的路一直走。她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她只是走，走，走，像要把这双腿走断。

　　后来，她走到了学校后门。

　　学校已经放学了，后门紧锁着，铁栏杆上缠着生锈的铁丝。她站在门外，从栏杆的缝隙往里看，能看见教学楼的一角，还有后操场边那几棵梧桐树。叶子落光了，枝干光秃秃的，像一只只伸向天空的手。

　　她靠着栏杆坐了下来，坐在地上。书包放在一边，像一条被人丢弃的船。她抬头看天，天还是灰的，看不见太阳，也没有云。她想起杨晓东死的那天，天特别蓝，蓝得像被水洗过。那种蓝，她现在还记得清楚。

　　她在后门坐了很久。天渐渐黑了，路灯一盏一盏地亮起来。她没有回家，也没有回车站。她抱着自己的腿，把脸埋在膝盖上，像一颗蜷缩的种子。

　　她掏出那张草稿纸，这一次，她没有看上面的字。她只是一遍遍地用手指描摹那些凹下去的铅笔痕，像在触摸一个人的掌纹。

　　“杨晓东，”她的声音很轻，轻得被风一吹就散，“你带我走吧。”

　　风没有停。没有人回答。只有后操场空荡荡的水泥地，在黑暗中沉默着，像一块巨大的碑。

　　许雅丽最终还是回了家。母亲开了门，什么也没问，只是把她拉进屋里，塞给她一杯热水。许雅丽坐在沙发上，浑身冰凉，像从冰窖里捞出来的。

　　她退学的事，最后没有办成。母亲去学校求了校长，说孩子还小，不能就这么不读了。校长没有松口，但也没有坚持，只说要按程序办。最后的结果是，许雅丽继续留在了学校，但她知道，自己永远都不可能再变回以前那个许雅丽了。

　　那个草稿纸上的字，她一直带在身边。她开始习惯性地去后操场走走，周末的傍晚，人少的时候。水泥地上有风，有落叶，有从教学楼那边飘过来的广播声。她站在篮球场边，看着那个位置，不说话，也不哭。她只是站着，像完成一场只有她知道的祭奠。

　　有一天，她发现篮球架下有人放了一颗篮球，旧的，磨得有些发白。她走过去，把篮球抱起来，有点重。她拍了一下，球弹起来，发出沉闷的声响，像有人在遥远的地方敲了一下鼓。

　　她把球放回原处，转身离开。

　　风从背后吹过来，带着凉意。许雅丽裹紧了衣服，一步步朝校门走去。她的影子被路灯拉得很长，像一条没有尽头的路。她知道，从今以后，这条路上只有她一个人了。杨晓东留在了十五岁，留在了那片水泥地上，留在了那页写满她名字的草稿纸上。而她，背着整座青春的债，继续走向那个谁也不知道的明天。

　　路灯一盏接一盏地亮着，照亮她前面的路。身后，校园渐渐沉入黑暗，像一座合上了盖子的旧盒子，把那些青涩的、惨烈的、绝望的青春，一并锁在了里面。

　　许雅丽没有回头。

　　她知道，有些债，是还不清的。但她还是得往前走。哪怕只是为了杨晓东那个没来得及说出口的“我想保护你”，她也得，把这条路走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