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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父亲的眼泪 会客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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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客室的灯是暖黄色的,但父亲的脸在那光线下却显得灰败,像一张被雨水泡过又风干的旧报纸。他没有站起来。他只是坐在那里,抬头看着我,眼睛红得像两盏即将燃尽的灯笼。
“美咲。”他又叫了我一声。
那声音里有一种我从未听过的东西。像是被掏空了所有气力之后剩下的、连呼吸都算不上的余音。我站在门口,身后的走廊里有脚步声走过,又消失了。
我走进去,把门关上。门轴发出一声低哑的呻吟。会客室里安静极了,只有墙上的挂钟在走。秒针每跳一下,就像一滴水落进很深很深的井。
“你哪来的这些东西?”我问他。我的声音听起来很陌生,像从别人的喉咙里借来的。
父亲把信封放在茶几上,用两只手搓了搓自己的脸。他的手指在发颤。
“今天下午,有人把它塞进了我名古屋住宿旅馆房间的门缝里。”他说,“我开完会回去,就看见它躺在地毯上。我以为是什么账单。打开一看……”
他没有说下去。他不需要说下去。那些照片正面对着我。有一张是我上个月站在学校后门等雨停的样子,低着头,书包抱在胸前。还有一张是我在涩谷站前抬头看电子屏的背影。照片里的我像一只惊惶的鸟,永远不知道镜头在哪个方向。
“爸,那页日记……”我蹲下来,手撑着茶几边缘,“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什么都没想。”他抬起头,眼角有了湿润的光,“美咲,你告诉我。你告诉爸爸,是不是有人在欺负你?是不是……那个老师对你做了什么?”
我的喉咙在一瞬间堵住了。像有一团泡了水的棉花卡在那里,吞不下去,也吐不出来。我看着他。这个叫藤原健一的男人,在我整个童年里几乎都缺席。此刻他坐在涩谷署的会客室里,手里捏着我三个月前写下的、被我从日记本上撕下来烧掉的那一页纸,问他的女儿是不是被欺负了。
“没有。”我说。这谎言轻得像一片灰,从我的舌尖飘出去,落在地上,连一点声响都没有。
“那这是怎么回事?”他把那页日记拿起来,指着上面那行红笔字。我的字迹,像用刀刻在纸上的,每一笔都在发抖。“‘我要杀了他。我要在那条巷子里,亲手杀了他。’美咲,这是你写的。我知道这是你写的。”
“那时候我情绪不好。我乱写的。山田老师给我打过很低的分数,我一时生气……”
“你在撒谎。”父亲的声音突然提高了一点,像裂开了一道口子,“你从来不会因为分数写这种话。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记日记的?小学三年级。你所有的事都写在日记里。你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就写日记。你妈妈走的那年,你在日记里写了什么?你写了一整页‘为什么’。”
他的眼泪终于掉下来。没有声音,只是一滴一滴砸在他深蓝色的西装裤上,晕成小小的黑斑。
“美咲。”他叫我名字的时候,喉咙里像卡着碎玻璃,“那个老师,是不是……伤害过你?”
我的身体像被一道看不见的闪电击中了,从头皮到脚趾,全部僵住。我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我只是看着他。看着那些眼泪。
然后,我听见自己说: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这四个字像一扇厚厚的铁门,在我和他之间“咣”地关上了。他的肩膀慢慢塌下去,整个人缩成小小的一团,像是被抽走了所有骨架。
就在这时候,门被推开了。
高桥健一站在门口,身后跟着松本刑事。高桥的目光先在父亲身上停了一下,又转到我身上。
“藤原先生,抱歉打断。我们需要和您女儿再确认一些情况。”
我站起来。腿有点麻,像有无数根细针在皮肤下面扎。父亲也站起来,用袖子匆匆擦了擦脸。他看向我的眼神,像在看一个正在被水慢慢淹没的人。
“我能陪她吗?”父亲问。
“您可以在外面等。”高桥说。他的语气依旧温和,但没有任何商量余地。父亲张了张嘴,又闭上了。他从我身边走过时,脚步很重,像鞋底灌了铅。
我跟着高桥再次走进那间浅绿色的问询室。这次,松本刑事也坐到了我面前。桌上多了一个牛皮纸袋子,鼓鼓囊囊的。高桥不急着打开它。他先看了我一眼,问:“刚才和你父亲聊了些什么?”
“他问我有没有被人欺负。”我如实说。这种问题,撒谎反而没有必要。
“那你怎么说的?”
“没有。”
高桥点点头,不置可否。他看了一眼松本,松本把手里的袋子打开,从里面倒出几样东西,摆在桌子上。
一张照片。拍了半条巷子,镜头尽头是两个人的轮廓,一个大一点,一个小一点。背景是模糊的荧光灯和啤酒箱。照片拍的是深夜,光线不足,两个影子都像从黑色的湖底浮上来的。
“这是我们从马可·罗西提交的胶片里冲洗出来的。”高桥说,“他说这是山田老师遇害前一周拍的。地点就在那条巷子附近。你认识这两个人吗?”
我看向那张照片。画面里的两个人影,一个穿着风衣,身形偏高,腋下夹着什么东西,看起来像个画夹。另一个很瘦小,穿着水手服,长发披在肩上。两人的距离很近,近到像在说悄悄话。
“看不清楚。”我说。我的心在胸腔里重重地撞了一下。照片里那个穿水手服的人,不是别人。正是我。
那是我。和山田老师。在案发前一周。
他在巷子附近等我放学。他说要带我去看一幅画。他说如果我不去,他就把那些照片寄给我父亲的公司。我去了。
有人拍下了我们。
“马可说这张照片是在他无意中拍下的。他当时在练习夜景摄影。直到昨天他重新检查底片,才注意到这两个人。”高桥的手指点在照片上,“藤原同学,如果仔细看,这个穿水手服的人,左肩好像有点往下沉。”
我的指甲嵌进了掌心。
“马可不一定认得出是我。他当时根本不认识我。这张照片说明不了什么。”我慢慢地说。
“但这张照片说明,山田老师在死前一周,曾经和一个女学生深夜出现在案发巷子附近。”高桥不紧不慢地说,“而那个女学生,走路姿势和你极其相似。”
“涩谷有成千上万的穿水手服的女生。左肩下沉只是疲劳时的习惯,很多人都有。”
“你说得对。”高桥笑了笑。那笑容像一层很薄的冰,轻轻一碰就要碎掉,“所以法律上,这确实不算什么。但调查上,这种巧合多了,就有意义。”
他停了一下。问询室里的挂钟刚好走到九点。外面的夜色已经浓得化不开了。
“还有一件事。”高桥从口袋里取出另一个透明证物袋。袋子里是一片薄薄的、几乎被折成两半的纸。上面有我歪歪扭扭的字迹。我的心猛地一沉。
“这是我们从案发现场附近的下水道缝隙里找到的。因为被水浸过,大部分字已经看不出来了。但今天我们的鉴识科用了特殊药剂,恢复了一部分内容。”他把袋子转过来,正对着我。
那上面是一行已经被水泡得发散的蓝黑字迹。但我还是认出来了。那是我在案发前一天写的纸条,写给山田老师的:
“明晚九点,涩谷井之头通后巷。我有重要的东西要给你。别告诉任何人。——M”
高桥的目光像两枚钉子,钉在我脸上。
“藤原同学,这个‘M’,你认识吗?”
我知道,自己必须说话了。这一刻,所有记忆深处的、被黑暗吞噬的片段都像拼图一样,飞快地聚拢起来。那天晚上,我确实给山田老师写了信,约他去了那条巷子。
但不是我一个人。
那封信,是有人让我写的。
是一个声音,从我的脑子里升起来,它穿过无数个失眠的夜晚,穿过无数次淋浴时的泪水,穿过那条被荧光灯照得忽明忽暗的巷子,最终从我的喉咙里破土而出。
而我刚刚从高桥的话里,听见了那个声音。
它说:你终于要开始露馅了。
“我不知道。”我看着高桥,声音轻得像一根快要绷断的弦,“也许是个巧合。”
高桥没有说话。他拉开抽屉,从里面拿出一个透明袋子,里面是一张几乎被烧掉一半的纸。我认得出来,那是我日记本上的一页。
“这也是从你父亲收到的信封里拿出来的。”他说,“你父亲把它交给了我们。上面写的是,‘我恨他。我想让他消失。但我不敢。’ 藤原同学,你在日记里写过很多类似的话。”
我的脑中有一盏灯灭了,又亮起来。像有人在远处反复拉动一条老旧的灯绳。
“高桥警部。”我轻轻叫了他一声。声音不大,但清楚得像在静默的教室里削铅笔。
“嗯?”
“如果一个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每天都被同一个人伤害、威胁、羞辱。她把这些话写进日记里,你认为那是证据,还是求救?”
高桥的肩膀微微一动。他看我的目光里,多了一样东西。但我不确定那是不是同情。也许是别的什么,比如一个经验丰富的老警察在审讯时最不愿意见到的、那种从受害者眼里慢慢浮现出来的、即将变成另一个人的暗影。
“藤原同学,”他说,声音轻了下来,像在问候一个深夜里独自站在桥边的人,“我需要你认真回答我。山田老师对你做过什么吗?”
问询室的空调嗡嗡地响。我吸了一口气,空气冷得发苦。
就在我即将开口的时候,门突然被敲响了。一个年轻警员把门推开一道缝,递进来一张纸条。高桥接过去,看了一眼,脸色微微变了。他站起来,对松本使了个眼色,然后看着我。
“李秀雅同学现在正在外面,情绪不太稳定。她说有些事只能当着你一个人的面说。你愿意见她吗?”
我点点头。高桥和松本走出去了。问询室里只剩下我一个人。我看着桌上那些照片、纸条、证物袋。它们安静地躺在那里,像一局已经下到中盘的棋。
然后我听到了外面的哭声。
很细,很尖,像一根生锈的针,从走廊那头的某间屋子里穿出来,一直扎进我的耳膜。
那是李秀雅的声音。她在哭。不是悲伤地哭,而是像一个人终于发现自己脚下没有地面时,那种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带着失重感的恐惧。
我站起来,走到门口,把耳朵贴在门板上。
她的声音断断续续,像是在对高桥说话:
“……我看到美咲……从巷子里出来……袖子上面……很红很红……然后……她走到我面前……对我笑了一下……说……‘秀雅,今晚的事,不要告诉任何人。’”
我的手从门把手上滑下来。
我突然想起来一件事。
我确实对秀雅说过那句话。
但不是在七月十九日。
是在三个月前,我第一次被山田叫到美术准备室的那个傍晚。我出来的时候,袖子被他扯破了。我在走廊上遇到了秀雅。她问我怎么了。我对她笑了一下,说:
“今晚的事,不要告诉任何人。”
原来秀雅一直都记得。
她只是把两个晚上,记成了同一个。
而高桥会相信哪个版本呢?
在这座喧嚣的、被霓虹灯和乌鸦统治的城市里,真相从来不是被发现的。它像一枚樱花发卡,从头发上滑下来,掉进深夜的水沟,被别人捡起来,再放进你的口袋。
而你甚至不记得,自己曾在那片黑暗里,埋下过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