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个剧本》遇玫儿

2、梦想 梦想是骨头

　　十五岁，我读了美术高中。虽然我其他科成绩也不差，记什么都快，在班上稳定前十。但我想去画画，家里也有条件让我去。

　　瞒过他们很简单，只需要背下视力表，在合理范围内使用——第几行对应哪个方向，我甚至能在完全看不见的时候凭位置感指出开口。医生让我看E的朝向，我根本看不见那个字母，但我能看见医生铅笔尖的反光，铅笔尖停在哪个位置，我就知道该说哪个方向。这点医生也不会多问。

　　色觉检查，RP早期主要损周边视野和暗适应，色觉还没崩，大红大绿我还勉强分辨得出。几张图只是有点模糊，医生记录“色觉正常”。

　　那年视野缩成了管子。世界是一根越来越细的隧道，我只能看见隧道尽头那一小块光。

　　我坐在画架前，脸贴得离画布只有十厘米，才能看清整幅素描的构图。同学侧目，老师欲言又止。

　　可后来我开始分不清黄色和蓝色，接着红绿也在我眼里开始浑浊。

　　于是我在颜料管上贴色号标签，我害怕自己的“颜色”被抢走，害怕以后画不出色彩斑斓的画。

　　专业课画室通常在地下室，靠日光灯。RP患者需要强光加高反差，而美术高中强调“统一光源”“自然光写生”。

　　素描课一坐就是三小时，盯着石膏像不动。RP患者的视网膜需要频繁变换注视点来补偿周边缺损，但美术训练要求“整体观察”“一眼看全”。

　　我越努力整体观察，中心视力负担越重，眼底病变进展越快。

　　在这种光线下画色彩，从入学第一天就在加速自己的失明。

　　但我觉得，我能坚持。

　　高三集训，我每天只睡四小时，靠眼药水续命。某次模拟考，我在画色彩时突然中心视野出现一块黑斑，持续半分多钟。我以为只是低血糖，吃块糖就继续画。糖是荔枝味的，含在嘴里发酸。

　　那三十秒的黑斑，是视网膜给我的最后警告。可我当时没听懂。

　　我总是在画架旁装一盏很亮的台灯，被同学抱怨晃眼。我不说原因，只是默默调暗，然后在更暗的光线下眯着眼画。

　　色彩老师夸我用色大胆，冷暖对比极端。

　　素描老师说我构图太满，不会留白。

　　十八岁那年冬天，中国美院的校考设在老教学楼三楼。北向教室，没有暖气，我的座位靠窗，窗外是阴天。

　　静物台摆在教室中央，一块深红衬布从台沿垂下来。

　　我的脖子开始发僵。抬头，低头，向左转，向右转。三个苹果，一只盘子，一个陶罐，我得分六次才能把它们看全。

　　我的视野是一台老旧的相机，取景框越来越窄。我对准第一个苹果，它就占满整个画面，盘子和陶罐被裁切在外。

　　我坐在画架前，先抬头看。视野的管子对准第一个苹果，它是红的，我能看见高光在左上角，有一块偏黄。我把取景框向右滑，白瓷盘出现了，但第一个苹果从视野里消失了。我记不住它完整的形状，只能记住一个红色的椭圆。再向右，陶罐的腹部占满整个管子，深褐色，但我看不见它的口沿，也看不见它和盘子的前后关系。

　　我低下头，在纸上画下第一个苹果的轮廓。

　　我能记住那个苹果的每一个细节。它的高光偏黄，左侧有一块青绿色的反光，底部的投影是椭圆形的。我甚至能闭上眼睛，在脑海里把它旋转三百六十度。但我记不住它相对于白瓷盘的位置。因为我的视野从来没有同时容纳过它们俩。它们活在我的记忆里，却死在空间关系里。

　　我的右手那时候还很好，握笔又稳又狠，线条从笔尖流出来，像铁丝一样肯定。可眼睛给不了它正确的坐标。

　　构图阶段我就知道自己出了问题。我把三个苹果画得太大，几乎撑满了四开纸，因为在我的管状视野里，每个物体都被孤立地放大。盘子被挤到了纸的边缘，陶罐的口沿画出了纸外。我没有看见它们之间的空隙，空隙在我的视野里是黑色的盲区。

　　我开始铺大色调。那天是阴天，北窗进不来直射光，静物台的明暗反差很弱。RP在这种光线下会变得更瞎。色觉开始浑浊。我盯着衬布看，管子里的深红像一块凝固的血。我低头调颜料，再抬头，衬布的暗部在我眼里变成了背景墙的灰蓝色。我以为是衬布的反光，把它画进了苹果的边缘。

　　其实是背景。我把背景墙的颜色，涂在了苹果的暗部。

　　我发现的时候，已经铺完了第二遍颜色。那块苹果的边缘发灰、发冷，和中间的红接不上。我想改，用刮刀刮掉，重新铺。但刮刀刮过的底色反上来，越改越脏，越补越碎。陶罐的投影我画短了，因为我没有看见衬布那道褶皱。褶皱在我的视野盲区里，从始至终，我根本不知道它存在。

　　考场里很安静，只有画笔刮过画布的沙沙声。我因为不断抬头、低头、左右扫视，开始发僵。

　　我试图把碎片拼成一张完整的图，但每一帧都漏掉一点信息。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流走，我能听见墙上挂钟的秒针声，很刺耳。

　　最后十五分钟，我不再抬头看静物台了。我凭记忆在画，凭十五岁那年还能看见的完整静物，凭肌肉记忆里的色彩关系。我画了一块我认为是深红的衬布，画了一只我认为有体积的陶罐。但它们和静物台上的实物，已经没什么关系了。

　　交卷铃声响起。我放下笔，右手的小指微微翘着，那是它最放松的姿态。我看着自己的画：三个巨大的苹果，一只被挤变形的盘子，一块发紫的衬布，和一只没有投影的陶罐。

　　我知道我完了。

　　出考场的时候，阳光还是没有出来。我在走廊里站了一会儿，旁边有考生在哭，有人在笑。我摸了摸自己的右手，它干燥、稳定、充满力气。它什么都不知道。它还在等待下一场考试，等待下一次握笔。

　　一个月后，专业排名出来。第一百零六名。录取一百人。

　　我差了六名。

　　六名。在管状视野里，那可能只是两个苹果之间的距离。可就是这六名，把我永远地关在了门外。

　　父亲问我要不要复读一年。可就算再给我一年，我的管子也只会更细。复读是留给还有光的人用的。

　　我放弃了参加文化高考，普通大学是一条我根本不想走的路。

　　父亲劝过我，母亲也是。可我这个管子视力只能一帧一帧地扫描，一行字要看三四遍，试卷连做都做不完。

　　那天晚上，我发现右手小臂上有块肌肉凹下去了一点。

　　很浅，像被手指按过的沙面。我盯着看了很久，然后打开热水，把那片皮肤冲得发红，直到看不出凹陷为止。

　　第二天，我去了一家墙绘公司。在城市的各种店铺外墙画大色块。

　　火锅店的辣椒、奶茶店的波点、理发店的抽象线条。这些不需要精细辨色，只需要站在脚手架上，在强光下涂抹。RP患者需要强光，而墙绘在户外。

　　我画得很快，左手扶墙，右手握喷枪，线条又稳又狠。喷枪的声音很均匀，像呼吸。

　　张吟思偶尔来看我。她会站在脚手架下面仰着头，喊：“冷见！你画得比原来还大胆！”

　　我低头看她。她变成视野管子底端一个小小的、模糊的人影。我看不清她的表情，但我知道她在笑。

　　“你什么时候去旅游？”我问。

　　“等你一起啊，”她说，“我说真的。我已经攒够钱了，足够出国玩很久的。”

　　我笑了笑，没接话。

　　她攒的钱里，有高三时我借她的八百块。她可能忘了，我也从没提。

　　她一个人去就好了，那些风景照片里的日落和雾气，在我眼里只是深浅不一的灰，勉强才有点颜色。我站在这里，至少还能确定自己画的是红色，是蓝色。

　　直到二十岁的一个早上，颜色全死了。

　　我知道这一天一定会来。像被人倒出来的蓝墨水，最后一滴消失，就什么都没有了。

　　我接受不了。我没想到它会来得这么安静。甚至没有剧痛。只是一个普通的早晨，世界变成了一本褪色的旧杂志。

　　我站在客厅那幅挂画前。那是我十六岁那年画的，三个苹果，一只白瓷盘，一块深红衬布。我记得朱红加赭石是什么温度，记得普蓝的冷，记得柠檬黄跳在苹果高光上的样子。

　　我盯着它看了很久，久到眼睛发酸。

　　没有。无论我盯多久，它都没有一点反应。

　　我眼里的那幅画死了。

　　不是变黑，是变成灰，变成一滩浑浊的、分不清彼此的水。苹果和衬布，盘子和阴影，它们在我的视野里和解了，融成一种均匀的、令人窒息的灰。我伸出手，指尖碰到画布，摸到颜料的凸起，那里本该是朱红，本该是暖的。可我的眼里，它和旁边的白墙没有区别。

　　我想跟母亲说，于是走进厨房。

　　母亲正在切西红柿。深色的汁液流出来。她问我：“中午吃西红柿炒蛋行吗？”

　　话到嘴边又被咽回去。

　　我想说“妈，我看不见颜色了”，想说“我再也画不了色彩了”。可我知道，这句话一旦出口，就不只是我的眼睛死了，而是从八岁那年就开始的、她和我一起维护的那个梦，会在这个厨房里正式下葬。她切菜的手会停下来，刀会掉在地上，那半颗西红柿会滚到地上，汁水把地板弄脏。我不想看见那一幕——或者说，我不想让她经历那一幕。我已经看不见颜色了，但至少，我还可以假装她不知道这件事，假装这个早晨和昨天一样。

　　“好……”

　　我的的声音像一张纸被抚平后没有任何褶皱。就像后来母亲告诉我父亲走了时的那种平。

　　那天我把我所有带颜色的作品都锁在了盒子里，我放弃了自己学了七年的水彩，也放弃了墙绘，从此以后只画素描，一幅还能卖五十。

　　……

　　同一年，父亲意外离世。

　　那是个雨夜。我在房间画画，手机静音了。

　　窗外的雨很大，像有人把整盆水泼在玻璃上。我画到很晚，画的是一扇窗，窗外有树。窗框把外面的世界切成四块，每一块我都看得清。树在左上角，云在右上角，它们被木框隔开，就不会融进盲区里。我在画一种安全，一种还能被边界保护的安全。

　　可是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画这个。

　　母亲回到家后，她一个人坐在客厅里，没有开灯。她说，父亲下班路上出了车祸，走了。她的声音很平。

　　父亲下班的路我走过很多次。那个路口有一盏灯，总是闪。我想象那盏灯闪的时候，父亲正在过马路。然后灯亮了，或者灭了，或者有一辆车开过来——我不想去想。

　　母亲还要上班，所以请了一个姓李的阿姨来照顾我。

　　平时都是父亲下班早。他会给我带一盒热牛奶，站在画室外面等我收工。他从不催我，只是等。我画到几点，他就等到几点。牛奶盒放在窗台上，等我出来时，总是温的，不烫，刚好能喝。

　　现在等我的变成了一盏台灯，和一张永远空着的椅子。

　　台灯的光是冷的，不会问我“今天画得好不好”。椅子是静的，不会在我出来时从窗台转过身，把牛奶递给我，说“趁热”。

　　……

　　李阿姨来的第一天，她收拾父亲的遗物，在抽屉里发现了一叠我以前的画。她一张一张摊开，看了很久。

　　“你画得真好，”她说，“我女儿以前也喜欢画画。”

　　“您女儿也画画？”

　　“她小时候喜欢，”李阿姨把画收好，动作很轻。

　　“后来不画了。她说画里的世界太安静，她想去热闹的地方。再后来……”

　　我想问她女儿后来去了哪里，但我没有问。有些问题，答案太重了。

　　二十三岁。我画累了。

　　管子大小的视野，意味着画布在我眼里就是一块模糊的邮票。

　　我不是在画一张画，而是在画很多张局部，然后用记忆和想象把它们缝在一起。

　　我想过还要不要继续画下去，毕竟我的梦想已经死了。死在了十八岁。

　　或许我还可以去旅游？跟着张吟思玩。

　　这几年我们还留着联系方式。她去了南方的一所大学，学旅游管理。她偶尔会给我发照片，海边的日落，山里的雾气，古镇的石板路。我放大，再放大，直到像素变成模糊的色块。可我能看清她站在光里的轮廓，一个明亮的、没有细节的剪影。

　　我看不清那些照片，但我能看清她发的文字：“这里光很好，你应该来画画。”

　　我每次都回：“嗯，等我有空。”

　　她至今不知道我眼睛的事。我打了很长一段话，又一个字一个字删掉。最后发出去的这五个字，我在一片灰色的屏幕里找了很久。

　　我也不会有空了。

　　……

　　“肌萎缩侧索硬化，进展很快。你还年轻，但青年型……通常更急。”

　　更急。

　　原来我连旅游都不行了……

　　……

　　以前我以为，失明是最可怕的。看不见整幅画，至少还能看见一块光斑，还能凭记忆把碎片缝起来。

　　现在我才懂，ALS比RP残忍得多。RP是慢慢关上灯，让你适应黑暗；ALS是灯还亮着，手却不听使唤了。它让我看着那束光，却够不到它。
　　RP教我学会了在限制中创作，ALS却要告诉我：连“限制中的创作”也是一种奢侈。

　　窗外的光线是什么时候走的，我不清楚。下午五点，我的周边视野就先暗了下去，像有人从四周慢慢拉上了黑色的幕布。等到现在，那根管子里只剩一点灰蓝色的残光，我连窗台在哪都摸不准了。那些多肉早就是几团没有边界的色块，现在连色块也融进了周围的黑暗里，仿佛它们从未存在过。

　　我眨了眨发酸的眼睛，左眼那管子视野里只有画布中央一小块惨白的纸面，四周全是黑。左手僵成弯曲的钩子，铅笔从发麻的指缝里滑下去，我听见它落地的声音，很轻，像一声被掐断的叹息，却看不见它掉在了哪里。

　　“小冷，吃饭了。”

　　门轴响了一声。我抬起头，朝着声音的方向。走廊的灯亮了，在我的管状视野里，那只是一个过分明亮的、没有形状的光斑，李阿姨的身影缩成光斑边缘一道更暗的剪影。她没立刻进来，站在那里等我回应。

　　我想弯腰去捡铅笔，但左手抖得厉害，视野里又全是黑的，我试着手在空中抓了几下，只抓到空气。根本找不到地面在哪。

　　接着李阿姨走进来，在我眼前蹲下去。

　　我看到了她的脸，皱纹、白发、关切的眼神。

　　然后她站起来，视野又空了，只剩下那个光斑。她把铅笔放在桌角，我凭声音判断位置。

　　“今天炖了排骨，你妈妈也马上回来了。”

　　我转向窗户。外面应该已经天黑了，但我的管子里只能看到对面楼几个孤立的光点，像漂浮在墨汁里的碎玻璃，没有窗框，没有楼体，就那么孤零零地亮着。我想起小时候，父亲下班回来，楼道里的灯也是一盏一盏亮起来的。

　　那时候我还能看见一整条走廊。

　　“好。”

　　我撑着桌沿想站起来，左腿麻了，踉跄了一下。李阿姨的手从旁边伸过来，扶住我的胳膊。那只手很粗糙，却很稳。

　　“慢点。”

　　我点点头。最后“看”了一眼画布。

　　在我的管状视野里，那上面只有几道歪扭的灰线，周围全是黑，像被剪碎的纸片漂在暗夜里。我转过身，跟着李阿姨往门口走。她的右腿还是一高一低，但她走得很慢。

　　走廊的灯在我眼里是一条晃动的、过曝的光带，两边的墙壁是黑的。我们的影子？我看不见。只有李阿姨扶着我的那只手，粗糙、温热。

　　我不后悔。瞒着所有人背下视力表，在地下室画到视野缩成管子，把静物拆成六帧来画。那些高光、深红衬布，曾在我管状视野里燃烧过。我追过光，哪怕现在眼前只剩黑，手里只剩发抖的铅笔。梦想是骨头里的颜色。我追过了，它就永远亮着。

　　我想，等明天天亮，如果左手还能握住笔，我就把那幅没画完的画继续画下去。

　　笔掉了可以捡。只要我还在捡……

　　李阿姨的排骨汤在客厅冒着热气。我闻到了，是西红柿的味道，也可能是胡萝卜，我分不清了。但热气扑在脸上，很烫。

作者有话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