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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终局 大结局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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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大楼深处的这间办公室,隔音极好。当年戈利安在这里办公时,厚重的橡木门和双层玻璃窗能隔绝掉楼下广场上集会的喧嚣。但此刻,那些隔音设施失去了意义——爆炸的闷响穿透墙壁传来,每一次都在天花板和吊灯上激起一阵细微的震颤。玻璃窗上,远处燃烧的火光映出血红色的光晕,像是整座城市都在慢慢收紧一张网。
亨德里希坐在那张宽大的办公桌后面,一动不动。
他穿着他当年的将军服,身上还挂着许多勋章,但是此时他戴着的大檐帽已经没有任何实际价值。
他输了。输的彻彻底底。
从美军撤离的那一刻起,他就无比清楚这一点。没有美国的支援,那些临时拼凑起来的叛军在上百门火炮和坦克的轰击下撑不过一个周。而事实上,他们连三天都没撑到。外面的阵地在昨天黄昏已经彻底崩溃,现在攻入城区的国家人民军正在逐街逐巷地扫清残敌。
亨德里希没有选择逃跑。逃跑对他没有任何意义。美国人已经抛弃了他,把他像一件过时的工具一样丢在了这座陷落的城市里。边境被封锁,海路被截断,复兴局的残部在城破之后已经作鸟兽散。他能逃到哪里去?他哪里也去不了。就算能去,他也不想这么窝囊地活着。
办公桌上的地球仪静静地立在那里,球面在昏黄的光线下泛着微弱的光。亨德里希的目光落在上面,那是他这一辈子最珍贵的东西——他曾经梦想过,总有一天,他要把那上面所有的疆域都踩在脚下。可如今,那一切都只是一场幻梦。他伸手轻轻转了转地球仪。球体在轴杆上“沙沙”地转动了半圈,然后停了。斯洛尼亚的轮廓在阴影中沉默着。
站在他身后的宁涩,面色阴沉地沉默着。
她穿着一身深色的套裙,头发板板正正地盘在脑后,手里还抱着一只黑色的文件夹,像是随时准备记录什么——哪怕已经到了这种时候。她看着亨德里希的背影,看着那只转了半圈就停下的地球仪。她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或者说,她根本没有在想。
她的脑海一片空白。她只是觉得自己应该站在这里。她的工作是做秘书。亨德里希是她的上司。上司还在,秘书就应该站在旁边待命——这是她被灌输了一辈子的逻辑。
外面的枪声又近了一些。传来一阵密集而短促的冲锋枪点射,紧接着是手榴弹爆炸的闷响。楼下有人用斯洛尼亚语高喊着什么,像是在下达最后通牒。脚步声和杂乱的命令声顺着楼梯井往上蔓延。
亨德里希忽然开口了。他没有回头,只是很平静地,用一种不像是在发出命令、而就是在陈述一个事实般的语气说:
“你走吧。离开这里。”
宁涩愣了一下。她的手在文件夹上微微收紧,茫然地抬起头,看向亨德里希的背影。她的眼睛里带着一种不敢置信的神色——这种神色中混杂着困惑和空洞,仿佛她的大脑在拼命运转,试图理解这句话的指令,但却因为超出了她所有经验的范围而陷入了某种停滞。
“走?”她的声音第一次出现了一丝游离的迟疑,“我……”
“离开这里。”亨德里希重复了一遍,声音依然平静,没有波澜,“你不是我——你没有必须死的理由。你走吧。”
宁涩张了张嘴,却什么也说不出来。她的嘴唇动了动,像是想习惯性地问一句“那您呢”,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不。不能问。上级的命令不需要询问理由,不需要追问后果。她只需要执行。
“……是。”
她的声音很轻,轻得像是被窗外涌进来的、带着硝烟味的冷风吹散了。她把文件夹抱在胸前,弓着身体,一步一步地向办公室的门走去。她的手握在门把手上,停顿了一瞬——不知为什么,她回头看了一眼。亨德里希依然坐在那里,一只手搭在地球仪上,背对着她。他的肩膀没有动,头没有回,仿佛她已经不存在了。
宁涩拉开门,走了出去。
走廊里空荡荡的,只有天花板上几盏应急灯发出惨白的光。枪声和爆炸声从大楼的四面八方传来,像一头看不见的野兽正在啮噬着整座建筑物的骨骼。宁涩沿着走廊缓慢地地走向楼梯口。
她不知道该去哪里。她所有的生活,所有的身份,所有的意义,都建立在“执行安排”这四个字上面。而现在,安排她的人让她走。可她不知道走了之后,该做什么。
她只是一步一步地走着,走出了办公区,走下了楼梯,走到了政府大楼一楼的大厅。那扇厚重的橡木大门敞开着,门外是一片被手电筒和探照灯光照得雪亮的废墟,雨雪混着硝烟的气味扑面而来。
几名端着步枪、穿着绿色军装的士兵正从大门外涌入。他们的钢盔上缀着红色的五角星,枪口朝前,脚步沉重而迅速。为首的战士看到了站在大厅中央、抱着文件夹、穿着深色套裙的宁涩,立刻厉声大喝:
“别动!趴下!”
宁涩站在原地,没有动。她甚至没有举起手。她的目光越过那些黑洞洞的枪口,望着门外那片被火光撕裂的夜空,好像在看一个她从未见过、也从未想象过的地方——一个她刚刚被命令“离开”之后,不知道该不该走进去的地方。
战士们冲上来,粗暴地将她按倒在地,夺下她手里的文件夹,反铐住她的双手。
有人拽着她的胳膊把她拖起来,拉出大门,推上一辆等候在外的卡车。车厢里已经蹲着几个垂头丧气的叛军俘虏,看到宁涩被推进来,有人抬起头看了一眼,又默默低下了头。
她没有任何反抗。
与此同时,政府大楼的各层已经被国家人民军的战士迅速控制。
走廊里,士兵们端着枪快步推进,踢开一扇扇门,用斯洛尼亚语和阿卡拉尼亚语交替着喊话:“不许动!放下武器!双手抱头!”零星的抵抗在几处角落爆发,但都被密集的冲锋枪火力迅速压制。楼梯间里弥漫着灰尘和火药味,脚下是散落的文件和破碎的玻璃。
最后那扇厚重的橡木门,被一个战士狠狠地一脚踹开。
门板撞在墙上,发出“砰”的一声闷响。四名战士率先冲入,分散排开,呈扇形将那间办公室里的办公桌紧紧围住。四支AKM突击步枪同时端起,四个黑洞洞的枪口稳稳地对准了坐在桌后的那个男人。
亨德里希慢慢地抬起头来。
他没有举手投降,没有开口求饶,甚至没有站起身。他只是坐在那张椅子上,目光平静地扫过那四名战士的脸,然后落在他们身后——一个人正缓步穿过走廊,跨过门槛,走进了这间办公室。
林默走了进来。他身上的军官服正在威严地在亨德里希身上进行气场上的压制。
亨德里希和林默一下子四目相对。
林默没有特别在意。亨德里希已经不是和里面第一次见面了。林默缓缓地走到办公桌对面,拉开那把椅子,坐了下来。他的动作很自然,像是接下来的不过只是一场普通的谈话。他的目光扫过桌上那只地球仪,扫过那份摊开的文件,扫过那支抵在纸面上的钢笔,最后落回亨德里希的脸上。
亨德里希的嘴角歪了一下,把手放在桌面上十字交叉,用一种长辈对小辈的语气开口道:“呦,林首长亲自过来啦?你们那里的保密工作挺好呀,这年龄都是假的。我看你起码三十了吧?”
“现在不是什么唠闲嗑的时候。”林默打断他,“事到如今,复兴局特务头子——亨德里希,你还有什么想说的?”
亨德里希的喉结轻轻地动了一下。他盯着林默的眼睛,沉默了几秒。然后,他忽然笑了。
那笑容很轻,却充满了某种奇异的、近乎释然的神情。
“有。”他开口了,声音沙哑、平静,却带着一种压抑了太久的暗色,“我败得彻彻底底。但是我不甘心。”
他的声音渐渐有了起伏,像是平静的河面下开始涌动暗流:
“我希望你们下地狱。”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中带着一种极度虚弱的、却是从灵魂深处剥出来的诅咒。林默没有动,没有回击。他只是向后靠在椅背上,双手交叉放在腹前,用一双平静的眼睛,等着他讲下去。
亨德里希的嘴唇翕动着,开始说起话来。一开始很慢,像在回忆一件很久远的事情。他的声音低沉而含混,像是在对自己喃喃自语。
他说起自己的父亲,他说起自己的母亲,他说起自己的学校:说起父亲沉沦、母亲出卖自身的日子,还有那些被同学按在雪地里往嘴里塞雪的冬天,说起那些被嘲笑的下午。他没有哭,没有朋友,没有一个人伸出手来拉他一把。他只能一个人爬起来,拍掉身上的雪,攥紧拳头。他恨那些人,恨到骨头里,恨到记了二十年也要清算他们。
他说起阅兵式。他想要成为将军那样的人,想要站到那一列队伍里,想要那种坚硬的力量,想要那种让人不敢再嘲笑他的威严。
后来的故事,林默已经料到了大半。复兴局吸纳了他,发现他比任何人都更渴求权力,比任何人都更擅长将那些仇恨转化为冷血的谋划。他一步步爬上高位。他铲除政敌,清洗叛徒,建立特务网络。每一颗落在那张地图上的红图钉,都让他的心脏细微地、毒蛇般地获得某种充盈感。他告诉自己:这才是正道——让自己不被欺负的正道。
他的讲述越来越快,越来越激动。他的眼睛亮了起来,指尖开始微微发抖,声音从低沉的追忆变成了咄咄逼人的质问。他猛地拍在办公桌上,地球仪被震得“叮”地一转,他的声音也因此变得沙哑、高亢,像是被磨破了的喉咙里挤出来的嘶鸣:
“我这一辈子!就是为了给我自己争一口气!为了共和国的伟大事业争一口气——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疯狂地想要把我从刚刚获得的曙光里拉出来的人,你们——为什么!”
他盯着林默,胸口起伏,声音嘶哑得几乎破音:
“为什么!你们要如此反对我!反对共和国!”
办公室里的四名战士,手指紧扣着扳机,目光冷冷地锁着他的动作。林默则一动不动,像一尊石像。他坐在那里,耐心而沉默地听完了一个人用尽全身力气、从童年废墟的最深处翻出来的独白。
林默放下交叉的双手,向前倾了一下身体。他看着亨德里希那双因激动而布满血丝的眼睛,平静地说:
“你的童年很惨,我很同情,但是……”他顿了顿,目光没有丝毫动摇,“很显然,你的所作所为,远远超出了合理的复仇范围。多少阿卡拉尼亚人因你而死?说白了,共和国只是你的幌子,是用来给自己的所作所为找宏大借口的谎言。你根本不在乎阿卡拉尼亚,更不在乎所谓的共和国。你只在乎你自己。你不过是一个用别人的血来洗刷自己童年创伤的反动派、懦夫。”
亨德里希的声音消失了。他张着嘴,喉咙里卡着半截尚未吐出的嘶鸣,却什么也说不出来。他急切地想要挤出什么来反驳——但什么都没有。
因为他确实是在为了他自己。
他的脸涨得通红,但那份暴怒却被某种更巨大的真空堵住了。他只能看着林默干瞪眼。
林默看着他的样子,没有再多说一句话。他沉默了片刻,站起身,整理了一下军装的下摆,向身后的战士打了一个手势:
“带走。”
两名战士收起枪,大步上前,一左一右将亨德里希从椅子上拽起来,反扭住他的双臂,将他按向门口。亨德里希挣扎着,虽然没有喊叫,但是他非常抗拒别人来抓捕他。他只在一瞬之间回头,看了林默一眼,就像是要把那个年轻政委的轮廓刻进自己的记忆深处,然后便被拖出了办公室。
他的深灰色西装在拉扯中皱成了一团,那只旧地球仪依然立在办公桌上,像是还在等待某个主人回来转动它。
林默站在原地,听着脚步声在走廊里渐渐远去。窗外,斯洛尼亚的夜空依然被燃烧的火光照得微微泛红。远处的枪声正在一片一片地熄下去,像是潮水退去时留下的、最后几声不甘的回响。
他低下头,看了一眼桌上那只地球仪,然后用指腹轻轻转了转它。
球面“沙沙”地转动了半圈,在斯洛尼亚那个位置停了停。然后他收回手,转身,走出了办公室。
几日后,银都人民法庭。
这座建筑原本是国执联时期的一座高等法院,外墙的石雕浮雕上还残留着旧政权的纹章痕迹,但纹章已经被凿去,重新嵌上了镰刀锤头的徽记。审判大厅内,穹顶高阔,日光从顶部的天窗倾泻而下,在光洁的水磨石地面上投下一道明亮的白色光柱。
旁听席上坐满了人——有穿着正装的党政干部、有胸前别着勋章的军官、有面色凝重的工人代表、有头发花白的知识分子,还有不少从各地赶来旁听的普通群众。他们安静地坐着,目光齐刷刷地聚焦在大厅正前方那排高耸的审判席上。审判席的中央,镶着一面巨大的国徽,在灯光下泛着庄重的金色光泽。
法警押送被告们进场的时候,整个大厅响起一阵低沉的骚动。
被告席是一道加长的木栏,足以容纳二十余人。此刻,那道木栏几乎站满了人——斯洛尼亚伪政权的傀儡总统垂着头,身上的西装皱巴巴的,领带歪斜,脸色灰败得像是刚从坟墓里挖出来。他身边站着伪政权的重要干事们,有人脸色惨白,有人目光闪烁,有人还在试图扯动嘴角挤出一丝讨好的笑容。再旁边,是那个雨夜里收下存单的马雷克上校,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军装,没有领章,佝偻着背,像是被抽去了全部的骨架。
而在被告席的最末端,站着一个穿着深灰西装的男人。
与其他被告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没有低头,没有瑟缩,甚至连姿势都没有放松。他的背挺得笔直,双手自然垂在身前,目光平视着审判席,仿佛不是在等待审判的囚徒,而是一个出席了某个正式场合的、等待轮到自己发言的客人。他的身侧,站着一个穿着深色套裙的女人——那女人脸色苍白,目光低垂,双手交握在腹前,指尖微微颤抖。
亨德里希和宁涩。
审判程序是逐人进行的。
法官先宣读了傀儡总统的罪行:在斯洛尼亚政变中充当帝国主义者的走狗,出任非法政权的“元首”,签署一系列镇压人民的法令,与亨德里希合谋,下令枪决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法官问他有无异议,他嘴唇哆嗦着,试图辩解说自己“只是被逼的”“所有事情都是亨德里希和美国人授意的”,但他的话还没说完,旁听席上就爆发出一阵愤怒的吼声。
“刽子手!”
“你签署枪决令的时候,怎么不说自己是被逼的!”
“美帝国主义的走狗!”
法官敲响法槌,维持秩序。等大厅重新安静下来之后,法官宣读了判决——死刑,立即执行。
旁听席上爆发出一阵热烈的、几乎要掀翻屋顶的掌声。
接下来的几个伪政权要员的判决依次进行:有的被判处死刑,有的被判处无期徒刑,有的被判处十五年劳改。每一份判决宣读完毕,旁听席上都会响起掌声,或者愤怒的叫骂声——有人激动得站起来,指着被告席中的某个人喊道:“你也有今天!”有人听着判决流下了眼泪,像是多年的冤屈终于得到了昭雪。有一个被判处劳改的伪政权干事当场瘫软在地上,哭喊着“我不要去劳改营”,被两名法警架着拖了出去。
宁涩站在被告席的末端,听着前面那份判决,脸色越来越阴沉。
她的手在腹前绞得更紧了,指甲隔着衣物掐进掌心里,却感觉不到一丝疼痛。她的嘴唇微微翕动着,发出几乎听不见的细碎气音,不知道是在默念什么,还是单纯的无意识的动作。她的眼眶泛红了,一层薄薄的水光在眼底聚集,仿佛随时都会决堤。死亡的恐惧像潮水一样,从被告席的最前端像她这个末端蔓延,淹过每一个被告,最终将她没顶。前面每一个被判处死刑的罪犯,都像是她自己的影子——下一个,就该轮到她了。她很想哭,很想要喊出来,可她与往常一样咬住了嘴唇,一动不动,什么都没有说。
她不知道该怎么求饶,或许她认为她是无法推翻判决规定的。她只是站在那里,等待着那个即将落到她头上的、她从未学过应该如何应对的结局。
轮到她的时候,法官翻开了一本厚厚的卷宗,声音洪亮而清晰地在大厅中回荡:
“宁涩。曾担任复兴调查局局长亨德里希的秘书。在内战期间,辅佐亨德里希开展针对平民的屠杀计划,站到了阿卡拉尼亚人民的对立面;在国执联战败之后依然跟随亨德里希,负隅顽抗,丝毫没有悔改之心。经本院审查,认定你为亨德里希最忠诚的刽子手之一。现在本院认为你犯□□罪、反人类罪、反社会主义罪、故意杀人罪、战争罪。现在,你对判决有何异议?”
大厅里安静了一瞬,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到了这个站在被告席末端的女人身上。
宁涩的眼泪无声地掉了下来。她没有伸手去擦,也没有低头躲避那些目光。她的身体在微微发抖,细密得几乎看不出来,但站在她身侧的人——也就是亨德里希——能感觉到空气中传来的那种细微的、压抑的颤栗。她张了张嘴,但什么也没有说出来。没有异议,没有辩解,没有呼冤。她只是静静地站着,像是一个早就知道自己命运的、等待着被宣读最终结果的木偶,眼泪一颗一颗地砸在她脚前的地面上。
旁听席上有人不耐烦地喊了一声:“说话啊!你哑巴了吗!”
但宁涩依然没有开口。
就在这时,被告席最末端的另一个人开口了。
“她有异议。”
所有人都愣住了。包括木槌的法官,包括旁听席的群众,包括正在无声流泪的宁涩本人。
亨德里希站了出来。
“她只是听从安排,执行秘书的职责。我的所有行动计划——包括所谓针对平民的清洗在内——都是我自己制定的。她从未出谋划策,从未参与任何决策,甚至从未对我的计划表达过任何立场。”他顿了顿,“她只是一个被安插在我身边做事的人。她的家庭从她出生起就安排她的道路,让她服从安排。她根本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参与屠杀的策划。”
法庭里陷入了一阵短暂的混乱。审判席上的法官们低声交换着意见,在厚厚的卷宗材料里翻来翻去,翻阅证词、审讯记录、任务分配列表。片刻之后,法官与陪审团交流完毕,重新敲响了法槌。
法官的声音依然洪亮,但比之前多了一丝审慎与斟酌的余音:
“本院认为,宁涩与策划、实施屠杀行动的相关犯罪事实,并无确凿证据。经审议,本院对上述反人类罪、反社会主义罪、故意杀人罪的指控,因证据不足,不予认定。”
旁听席上立刻爆发出一阵不满的骚动。
但法官加重了语气,继续宣读:“但是——宁涩作为复兴局机要人员,在国执联政权覆灭后,依然与复兴局一同流亡,继续协助该组织的活动。对于其自身逃脱社会主义阵营控制、长期充当间谍机构成员的行为,依然犯有□□罪,必须予以惩罚。本院判决:宁涩,劳动改造两年,剥夺政治权利两年。”
旁听席上一片哗然。
“太仁慈了!”
“她当过那些刽子手的秘书,凭什么只判两年!”
“她死心塌地跟着那个特务头子逃到美国,现在说一句‘没参与’就完了?”
法官敲响法槌:“肃静!肃静!”
法槌的钝响在穹顶下盘旋了几圈,大厅才逐渐重新安静下来。
宁涩依然站在那里,眼泪不知何时停了下来。她没有表现出如释重负,也没有表现出感激。只是安安静静地垂着头,像一棵被风吹弯的小草,被法警带下去,离开了被告席。她的脚步有些踉跄,但依然没有回头。
轮到亨德里希的时候,大厅里的气氛彻底变了。
法官的面色紧绷起来,声音也沉了下去。那份卷宗的厚度,几乎相当于前面所有被告卷宗的总和。法官开始一条一条地念:
“一、□□罪:担任复兴调查局局长期间,组织并领导针对阿卡拉尼亚人民的特务破坏活动,以事实行动反对阿卡拉尼亚的社会主义革命;
二、反人类罪:于内战期间,指挥复兴局实施大规模平民清洗。经查,共逮捕、杀害无辜平民及进步人士逾二十万人。其中包括大量妇女、儿童及老人;
三、战争罪:在国执联政权覆灭后,策划并指挥了对斯洛尼亚民主共和国的颠覆行动。扶植傀儡政权,勾结外国势力武装干涉斯洛尼亚内政,导致数以千计的斯洛尼亚军民伤亡;
四、间谍罪:在西方情报机构资助下,建立跨国特务网络,向我国及斯洛尼亚境内渗透间谍人员,从事刺探情报与颠覆活动;
五、故意杀人罪:亲自签署并下达多项处决令。经查,包括数百名平民与地下党员;
六、绑架罪:指挥复兴局特工潜入迪拉斯地区,企图绑架国家政权领导干部,并企图对其进行杀害;
七、爆炸罪:指使复兴局特工在全国各地安装汽车炸弹,意图谋杀国家政权干部并制造恐怖气氛;
八、策反罪:指使下属策反我国及斯洛尼亚民主共和国军队及地方干部,破坏军队团结与国家统一;
九、宣传虚假信息罪:通过非法电台等宣传工具,制造和传播大量虚假信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与社会主义制度;
十、组织刑事犯罪集团罪:组织领导复兴局这一庞大的特务集团,非法持有并大量使用武器、炸药等危险物品,制造多起社会治安事件;与斯洛尼亚伪政权犯罪集团勾结,并指挥其开展工作;
十一、杀害被俘人员罪:于斯洛尼亚政变期间,公然无视日内瓦公约,下令将被俘的共产党员杀害并对尸体进行侮辱性示众,手段极其残忍,情节极其恶劣。”
法官念完最后一条,整个大厅里响起一片此起彼伏的低声议论——有人倒吸冷气,有人咬牙切齿地低骂,有人双手死死攥紧拳头。但法官没有停顿,直接宣读了判决:
“以上十一项罪名,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本院判决如下——判处亨德里希死刑,立即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大厅里的空气像是绷到极限的弓弦,在弓弦即将断裂的静寂中,生出一阵嘶嘶的骚动,因为法官还没有停。
他顿了顿,又补了一句:
“死刑执行前,将其押往全国各大城市公审游街示众。交由人民群众检阅其罪行。”
旁听席上先是安静了一瞬,随即爆发出一阵比前面任何一次都要热烈的浪潮——有掌声,有叫好声,有愤怒的吼声。人们站了起来,有人挥舞着拳头,有人拍着栏杆,有人激动地互相拥抱。他们觉得这是这个恶魔应得的。他要被拉到全国的阳光下,让所有人看看他的脸,看看这个曾经让无数家庭陷入噩梦的刽子手长什么样子。
而亨德里希的眼睛,猛地睁大了。
那双眼睛在被告席上长久以来第一次浮现出真正的、浓烈的、几乎无法掩饰的恐惧——他不在乎死刑,他早已知道自己的结局,他坐在办公室等着审判到来时,心里没有一丝波澜。对于死,他早已经有了准备。可游街示众不一样。那是在把他拖到阳光下,把他从高高在上的“局长”“反共斗士”的位置上一把拽下来,让所有人看他的脸、看他被绑着的、狼狈的模样。那比子弹穿过心脏更让他恐惧。他可以在行刑队面前闭上眼睛,但他无法承受那一道道万众瞩目的、审判式的目光——那意味着,他不再是什么“权力巅峰”,不再是那个让所有人胆寒的人,而只是一条被拖到集市上供人围观的死狗。
他的呼吸变得急促,冷汗从他的额角滲出来,脖颈的肌肉绷得如同绳索。
他张开口,声音尖利、沙哑、失真,带着一种从未在这些大厅里响起的歇斯底里:
“不!不行!让我死可以——让我死!但是不能这样对我!”
亨德里希还在嘶喊。两名法警从两侧大步上前,一左一右死死地将他按住。他试图挣扎,试图扭动身体,但两名法警的力气极大,一用力就将他双臂反扭到背后,牢牢铐住。他被压得弯下腰,额头上青筋暴突,嘴里还在发出含混的、嘶哑的怒吼声。那怒吼在旁听席的愤怒浪潮中显得愈发单薄,像是一头被困在笼中、终于被拖出来晒太阳的野兽,发出最后一声无力的咆哮。
“带走!”法官敲响法槌。
法警押着狂躁的亨德里希,从被告席后方的通道,将他拖出了法庭。
哦!怎么能忘了那三个俄裔特工。他们在返回美国的途中由于网络状况不佳,飞机卡进地下,坠机身亡了。
一天后。
银都看守所的地下拘留室里,空气潮湿而冰冷,带着一股混凝土和铁锈混合的气味。天花板上悬着一盏昏黄的灯泡,在黑暗中投下一圈浑浊的光晕。墙壁是粗糙的水泥面,上面还留着前一个住客用指甲刻下的、已经模糊不清的划痕。
亨德里希坐在那张窄小的铁床上,背靠着冰冷的墙壁,双手搭在膝盖上。他的眼睛睁得很大,瞳孔在昏黄的灯光下微微收缩着,像是某种被强光照射的夜行动物。他的额头上布满了细密的汗珠,顺着眉骨滑落,滴在深灰色西装的领口上,洇出一片深色的水渍。他的头发在一天之内变得花白了许多,那些原本还带着深色的发丝,此刻像被霜打过的枯草一样,一层一层地褪去了颜色。
他没有睡。他睡不着。
从被押回拘留室的那一刻起,他的脑海里就一直在播放着那些他从未亲眼见过的画面——他被绑在卡车上,游街示众。街道两旁挤满了人,他们朝他扔石头、扔烂菜叶、扔臭鸡蛋,有人冲上来想要撕扯他的衣服,有人举着拳头朝他脸上挥舞,有人朝他吐唾沫。那些面孔一张张地在他眼前放大、扭曲、变形,像一群从地狱里爬出来的恶鬼,发出刺耳的尖笑和辱骂。
他试图闭上眼睛,但那些画面反而变得更清晰了。
然后,画面毫无征兆地跳转了。
他看到了克劳泽-格里茨城冬天的雪。他蜷缩在一堵破墙的角落里,几个比他高出一头的男孩围着他,一脚一脚地踹在他的肚子上、后背上,有人揪着他的头发把他的脸按进雪堆里,有人扯着他的领子把他提起来,冲着他的脸大声嘲笑着。
他听到自己的哭声,听到那些笑声,听到那些脚步声。
他猛地睁开了眼睛,急促地喘着气。冷汗已经浸透了他的衬衫,黏腻地贴在脊背上。不,不……那些人早就被我亲手打死了!你们怎么还会在我的脑子里……
他曾经是复兴局局长,是让整个国执联和周边国家都闻风丧胆的特务头子。他曾经以为自己已经彻底摆脱了那个蹲在墙角被拳打脚踢的男孩。可此刻,他发现自己根本没有逃出去。那个男孩一直都在,蹲在他灵魂最深处的角落里,等着他所有的伪装都崩塌的那一刻,重新爬出来,把他拖回那堵墙角。
他忽然从床上弹了起来,在拘留室里来回走动。他的脚步急促而凌乱,皮鞋踩在水泥地上发出“啪嗒啪嗒”的声响,像是一头被困在笼中的野兽。他走到铁门前,抓住栏杆,用力地摇晃着,嘶哑地大喊:
“放我出去!你们不能这样对我!我是……我是亨德里希!你们不能把我拖到街上去!你们不能!”
铁门纹丝不动。走廊里传来狱警的脚步声,但脚步声走到门口,停了一瞬,又走远了。没有人回应他。
他松开铁门,退回到房间中央,在原地转了两圈,又猛地停下。他的目光在墙壁、天花板、铁门之间来回扫动,像是想要找一个可以逃出去的出口,却找不到。他的呼吸越来越急促,胸口剧烈地起伏着,太阳穴上的青筋像蚯蚓一样暴突出来,在皮肤下突突地跳动。
他猛地抱住头,蹲了下来。他的嘴里发出一种含混的、像野兽一样的呜咽声。
“不……不……不要……”
他忽然又站起来,在房间里来回跑动。他的脚步声越来越快,越来越乱,像是某种失控的节拍器。他一边跑一边叫喊,声音沙哑而尖锐,像是一头被逼到绝境的野兽在发出最后的嘶鸣:
“我——我——我是局长亨德里希!我是——我——我不是那个——我不是——”
他猛地撞在了水泥墙上。
那一声闷响在狭小的拘留室里格外沉闷,像是一袋沉重的粮食被狠狠摔在地上。他的身体撞在墙上,又弹回来,向后踉跄了两步,然后像一截被砍倒的木头一样,直挺挺地倒在地上。他的额头撞开了一道口子,鲜血从伤口中涌出来,顺着他的眉骨、鼻梁、脸颊流淌,在他身下的水泥地面上迅速洇开一片暗红色的水洼。
他躺在地上,眼睛还睁着,瞳孔涣散地望着天花板,嘴唇微微翕动,像是还在说什么,但已经发不出任何声音了。
走廊里,狱警终于听到了那声异常的闷响。脚步声由远及近,铁门上的小窗被拉开,一道手电筒的光柱照进来,落在倒在地上的亨德里希身上。
亨德里希被紧急送往医院,但最终他没能醒过来。
次日清晨,看守所发布了一份简短的公告:在押犯亨德里希,于拘留期间突发剧烈情绪失控,自撞墙体,经抢救无效,于凌晨四时十七分宣布死亡。
那份公告没有在报纸上占据太大的版面。因为人民群众期待的公审游街,永远地缺席了。
而劳改营的日子,是漫长而重复的。
宁涩被分配到了北方一座砖厂,负责将晾干的砖坯从模具中脱出,码放到板车上,推到窑口。每天清晨六点起床,晚上六点收工,中间只有半小时的午饭时间。冬天,北方的风刮在脸上像刀子一样,她的双手很快就被冻得开裂。但她没有抱怨过,没有哭过,也没有像其他一些劳改犯那样,在劳动时偷懒或者装病。
她只是沉默地、机械地做着那些工作。脱坯、码放、推车,再脱坯、再码放、再推车。她的动作越来越熟练,但她的脸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任何表情,像一台被设定好程序的机器,安静地执行着每一天的指令。
每周三的晚上是思想改造课。改造课上,教员会朗读一些文件和文章,讲解社会主义的基本道理,讲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讲劳动人民如何从旧社会的压迫中解放出来。大多数劳改犯坐在下面,有的昏昏欲睡,有的心不在焉,有的还会在课后小声抱怨“净讲些没用的”。但宁涩总是坐在最前排,安静地听着,没有打瞌睡,没有走神,也没有抵触的情绪。她只是坐在那里,安静地听着,像是一块干涸的海绵,在吸收着那些她从未接触过的内容。
她从来没有想过那些问题——什么叫“人民当家作主”,什么叫“自己选择自己的命运”。她从小听到大的,只有“服从安排”“做好本职工作”。她不知道什么是“自己的选择”,更不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她只是觉得,那些话听起来,像是一个她从未见过的世界。
两年就这么过去了。
释放的那天,是一个初春的早晨。砖窑场外,柳树刚抽出嫩绿的新芽,阳光暖暖地照在劳改营的大门上,将铁门上的红漆镀上一层温润的光泽。
宁涩穿着一件劳改营发放的、洗得发白的蓝色新衣服,站在大门口。她手里拎着一只小小的包袱,里面是她两年来攒下的几件衣物和一双新鞋。她站在门口,没有立刻走出去。她抬起头,看着门外那条通向远方的土路,看着路两旁正在返青的田野,看着远处那一片湛蓝的天空——她站在那里,像是在确认什么,又像是在等待什么。她不知道,走出这道门之后,她该去哪里。
“宁涩!”
身后传来一个声音。她转过身,看到一名工作人员正从门卫室里走出来,手里拿着一张表格,向她招了招手。
“等一下,先别走。”
宁涩停住脚步,安静地等着。工作人员走到她面前,将那张表格递给她,说:“这是人民共和国针对改造成功的劳改犯的基本工作保障。你现在可以在这张表格上,选择一个职业。选好了,我们会把你分配到对应的岗位。”
宁涩低下头,看着那张表格。
表格上列着一行行密密麻麻的工种:纺织厂女工、食堂服务员、幼儿园保育员、图书管理员、缝纫社车工、农场技术员……每一个工种后面,都有一行简单的说明,介绍工作内容和工作地点。
宁涩的手指微微颤抖着,接过了那张表格。她低着头,目光在那行字上慢慢地、一行一行地扫过。她看了很久,久到工作人员忍不住问了一句:“有选好的吗?”
宁涩没有回答。她依然低着头,看着那张表格。她的眼眶慢慢地泛红了,泪水无声地涌了出来。她拿着那张表格,站在劳改营的大门口,眼泪无声地流着,但她的嘴角却微微地向上弯起了一个弧度。
在另一边,迪拉斯的春天来得比银都要晚一些。
但松林的枝头已经抽出了新绿,院子里的那棵老松树也冒出了嫩芽。阳光从窗棂的缝隙间漏进来,在地板上投下一道道温暖的光斑。
林默坐在客房里的椅子上,手里拿着一块柔软的绒布,正在慢慢地擦拭着一枚奖章。
那枚奖章是“解放斯洛尼亚”纪念章,银质的章面上刻着一面红旗和一座城市的轮廓,下方是“解放斯洛尼亚”几个字。奖章在前年就发下来了,他一直放在抽屉里,直到今天才拿出来,用绒布一点一点地擦去上面细微的指纹和灰尘。他擦得很认真,很慢,像是在擦拭一件承载了太多记忆的东西。
“爸爸……”
一个稚嫩的声音从门口传来。
林默抬起头,看到林欣正站在客房的门口。她已经会走路了,会说话了,穿着一件红色的小棉袄,头发扎成两个小揪揪,正扶着门框,歪着头看着他。
“爸爸……妈妈……让你……去妈妈的卧室里……”她说话还有些磕磕绊绊,但已经能完整地表达意思了,“妈妈说……想和……爸爸说话。”
林默看着她,嘴角浮起一丝笑意。他将奖章收起来,放进胸前的口袋里,站起身,走到门口,弯腰把林欣抱了起来。
“好。爸爸这就去……”
窗外,高大的松林在窗外矗立着。而在广场上的人民共和国的红旗,与那么松树一样高,在风中飘扬着,似乎要把所有的松树都盖上红色……
《林与红旗》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