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树海棠》丹顶一点

8、十二块 栖棠的

　　栖棠的病来得快去得也快，在床上躺了两天，第三天就能下地了。沈予守在他床边守了两天两夜，困了就靠着墙打个盹，饿了就和班子里的人一起吃大锅饭。玉春班的人对这个突然出现的年轻人态度各异，有的好奇，有的冷淡，有的干脆装作没看见。班主周老板倒是对沈予还算客气，大概是猜到了他的身份，知道这是个得罪不起的主儿。

　　第三天早上，栖棠的精神好了许多，坐在床上喝了一碗粥，又吃了两个馒头。沈予看着他吃东西的样子，心里踏实了不少。栖棠吃东西的时候很安静，小口小口地嚼，不发出任何声响，像是怕打扰到什么人。他把最后一口馒头咽下去，抬起头来，发现沈予正盯着他看，脸一下子红了。

　　“你看什么看？”栖棠把碗搁在床头，用手背擦了擦嘴角。

　　沈予笑了。“看你吃东西。你吃东西的样子像个仓鼠，腮帮子鼓鼓的，可爱得很。”

　　栖棠的脸更红了，红到了耳根，他想说点什么来反驳，张了张嘴，发现自己的脑子好像被烧坏了，想不出任何一句有杀伤力的话，最后只能狠狠地瞪了沈予一眼。那一眼的杀伤力约等于零，沈予不但没被吓到，反而笑得更开心了。

　　“予哥。”栖棠忽然正色道，“你家里的事，你现在可以跟我说了吧？”

　　沈予的笑容收了收，他知道这个话题终究绕不过去。他把那天早上的事一五一十地跟栖棠说了，从沈伯棠追到千灯镇开始，一直说到沈伯棠调转马头离开。他说得很平淡，没有什么添油加醋，可栖棠听着听着，眼眶就红了。

　　“所以你爹说，‘走了就别回来’？”栖棠的声音有些发紧。

　　“嗯。”

　　“那你就真的不回去了？”

　　沈予靠在椅背上，两手交叉搭在膝盖上，看着栖棠。窗外有阳光照进来，落在栖棠的脸上，把他的睫毛染成了金色，一闪一闪的。沈予觉得栖棠好看极了，不是那种让人想入非非的好看，而是那种让人想好好保护一辈子的好看。

　　“回不回去不重要。”沈予说，“重要的是，我不后悔。”

　　栖棠的眼泪终于没能忍住，沿着鼻梁两侧慢慢地滑了下来，没有声音，就是两行清泪，无声无息地流着，像春天里融化的雪水。沈予伸出手，用拇指替他擦掉了左边的眼泪，又用食指擦掉了右边的，动作很轻很轻，像是在擦拭一件贵重的瓷器。

　　“你别哭了。”沈予说，“你一哭我就想抱你。”

　　栖棠破涕为笑，用袖子胡乱地擦了一把脸，带着鼻音说了一句：“谁让你抱了。”

　　沈予没管他说什么，伸手把他拉过来，轻轻地抱了一下，又放开了。这个拥抱短得只有一眨眼的工夫，可栖棠的耳朵又红了，红得快要滴血。他把脸埋进被子里，闷声闷气地说了一句“沈予你这个人真讨厌”，就再也没有把头抬起来。

　　那天下午，沈予去客栈取回了白马和铁皮箱子，在戏院附近找了一家小旅馆住下。旅馆不大，只有几间房，房租倒是不便宜，一个月要八块大洋，好在沈予带出来的钱还够支撑一阵子。他把箱子放在床底下，把背包里的东西一一拿出来重新整理，那支英雄牌钢笔他特意放在了枕头边上，打算明天送给栖棠。

　　晚饭的时候，栖棠来旅馆找他，穿了一件干净的蓝布长衫，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脸上有了血色，看着精神了不少。他看到沈予的房间，皱了皱眉。

　　“你住这儿？这地方一个月多少钱？”

　　“八块。”

　　“太贵了，你被宰了。”栖棠说着，走到窗边推开窗户往外看了看，又在床沿上坐了一下试了试软硬，神情像个挑剔的买家。“我帮你问问，附近有便宜的地方，一个月三四块就够了。”

　　沈予看着他一本正经地替自己省钱的样子，忍不住笑了。“栖棠，我带了钱出来的，够花一阵子，你别操心这个。”

　　“够花一阵子是一阵子，花完了呢？”栖棠抬起头看着沈予，眼神很认真，“予哥，你不是沈家的少爷了，你用一分就少一分。在上海这个地方，八块钱能过一个月了，你拿来租房，不是糟蹋钱吗？”

　　沈予被他问得一愣。他确实没想过这个问题，“花完了怎么办”。在他前十八年的人生里，这个问题从来没有存在过，因为他从来没有缺过钱，也从来没有为自己将来要怎么赚钱发过愁。可现在不一样了，沈家的门已经对他关上了，母亲、妹妹、账房先生、每月准时发放的零用钱，这些东西都在一扇门后面，而那扇门他再也进不去了。

　　“我会想办法的。”沈予说，这话说出口的时候，他自己都觉得没什么底气。

　　栖棠看着他，没有继续追问，只是轻轻地点了点头。可沈予从栖棠的目光里读出了某种东西，那种东西叫担忧。

　　第二天，沈予把那支英雄牌钢笔送给了栖棠。栖棠接过去的时候手都在抖，他把钢笔翻来覆去地看了好几遍，拧开笔帽又拧上，拧上又拧开，像个得到了新玩具的小孩子。他试着在纸上写了几个字，笔尖在纸上划过，留下一行蓝黑色的字迹，流畅极了，比他用过的任何一支笔都好写。

　　“予哥，这很贵吧？”栖棠放下笔，抬头看着沈予。

　　“不贵。”沈予撒谎了。

　　栖棠当然知道他在撒谎，但他没有拆穿，而是小心翼翼地把钢笔别在衣襟的口袋上，又用手按了按，确认它不会掉出来。那个动作让沈予想起了一个画面——小时候妹妹沈芷得到了一个新的发卡，也是这样按了又按，生怕弄丢了。

　　接下来的日子慢慢形成了一个固定的节奏。栖棠白天在戏院排练，晚上演出，演出结束之后卸完妆，会到沈予的旅馆来坐一会儿。有时候沈予会去戏院看他排练，看他在空荡荡的舞台上一个人走来走去，嘴里念念有词地背着戏文，偶尔停下来皱着眉头想什么，然后再从头开始。

　　沈予发现栖棠排练的时候和在台上完全不同。台上的栖棠是一个完美的、没有任何破绽的表演者，每一个动作都精确到毫厘，每一个唱腔都经过了无数次打磨。可排练的时候，栖棠是笨拙的，他会忘词，会走错台步，会忽然停下来问旁边的琴师“这句调门是不是高了”。这种笨拙让沈予觉得格外可爱，因为它真实。

　　有一天排练结束后，栖棠没有直接来旅馆，而是把沈予带到了外滩。

　　外滩的晚上很热闹，灯火通明的租界像一座不夜城，黄浦江上漂着大大小小的船只，船上也亮着灯，远远看去像洒了一江的星星。他们沿着江边的栏杆慢慢地走着，谁也没有说话，只是听着江水拍打岸堤的声音，和远处传来的轮船汽笛声。

　　栖棠走得很慢，沈予也跟着他走得很慢。走到一个没什么人的角落，栖棠停下来，扶着栏杆，看着江面上那些星星点点的灯光。

　　“予哥。”他说，“你知道我为什么唱戏吗？”

　　沈予摇头。他确实不知道，他只听说过栖棠十五岁才入行，比别人晚了整整十年，但从来没问过原因。

　　栖棠看着江面，声音很轻很轻，像是怕被江水听见。“我十岁那年，我爹把我卖给了戏班子。不是玉春班，是另一个班子，在天津。那个班主很凶，教戏的时候动不动就打人，我在那里待了三年，没学会几出戏，倒是学会了一件事——挨打的时候不能哭，哭了会被打得更狠。”

　　沈予的心像被人攥住了一样，疼得他有些喘不上气。

　　“十三岁那年，那个班子散了，班主跑了，我流落在天津街头，饿了三天，差点就死了。后来遇到了周班主，他在路边捡到了我，把我带回了玉春班。他问我愿不愿意跟他唱戏，我说愿意，什么苦都能吃。他说‘唱戏不是吃苦的事，唱戏是美的事，你得先让自己美起来’。”栖棠说到这里，笑了一下，“我那时候又瘦又黑，像个叫花子，怎么都美不起来。周班主让我学花旦，我说我一个男的学什么花旦，他说‘你心里有个杨贵妃，你得把她请出来’。”

　　沈予靠在栏杆上，看着栖棠被江风吹乱的头发，觉得鼻子酸得厉害。

　　“我学得很慢。”栖棠继续说，“别人十年学的东西，我三年就要学会，因为我比别人晚了十年，不拼命就永远追不上。我每天早上五点起来练功，吊嗓子、练身段、练眼神，练到嗓子出血，练到腿肿得走不了路。周班主说‘你已经够努力了，剩下的交给天分’，可我不敢停下来，我怕一停下来就再也追不上了。”

　　他转过身，背靠着栏杆，仰起头看着夜空。上海的天空没有星星，只有被灯光映成橙红色的云层，低低地压在头顶，像一个巨大的盖子。

　　“后来我唱出来了，从天津唱到北京，从北京唱到苏州，从苏州唱到上海。有人说我是天生的好角儿，可我知道我不是天生的，我是从泥里爬出来的。”栖棠转过脸来看着沈予，江风把他的眼睛吹得微微泛红，可他的目光是平静的，平静得像一潭深水，“予哥，你现在知道我是什么人了吧？我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我是被卖过的、被饿过的、被瞧不起过的、从泥里爬出来的人。”

　　沈予没有说那些安慰的话，比如“那些都过去了”或者“你现在很好”。他知道栖棠跟他说这些，不是为了要安慰，而是为了让他看清楚——看清楚栖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看清楚他要选择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是栖棠给他的最后一个机会，一个转身离开的机会。

　　沈予伸出手，把栖棠被风吹到脸上的那缕头发别到耳后。他的手指在栖棠的耳廓上停留了一瞬，感受到那上面冰凉的体温。

　　“栖棠。”沈予说，“你知道我第一次见你是什么感觉吗？”

　　栖棠摇了摇头。

　　“我第一次见你，是在留园。你唱的是《思凡》，唱到‘正青春被师傅削去了头发’的时候，你的声音忽然低了下去，低到快听不见了。我在台下看着你，心里忽然冒出一个念头——这个人的青春，不要被任何人削去。”

　　江风忽然大了起来，呜咽着从他们身边掠过，吹得两个人的衣服紧紧地贴在身上。栖棠的嘴唇在微微颤抖，不是因为冷，是因为某种他从未体验过的情绪正在他的胸腔里翻涌，像一锅快要溢出来的热汤，他找不到一个出口。

　　“予哥。”栖棠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哽咽，“你这人怎么回事，说着说着就把人弄哭。”

　　沈予笑了，笑容里带着少年人特有的温柔和笃定。“那就哭吧，我不会笑你。”

　　栖棠果然哭了，但不是嚎啕大哭，而是那种无声的、克制的、只有眼泪没有声音的哭法，和上次在旅馆里一模一样。他把脸转过去，面对着江面，让眼泪顺着鼻梁流下去，滴在栏杆上，被风吹走了。沈予没有去擦他的眼泪，也没有抱他，只是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手帕，塞进栖棠的手里。

　　他们就这样站在黄浦江边，一个默默流泪，一个默默陪着，谁也没有说再多余的话。江面上的船只来来往往，汽笛声此起彼伏，岸上的人群嘈杂喧闹，可这些声音都不属于他们。他们两个人之间有一个只属于他们自己的世界，那个世界里没有戏班，没有沈家，没有门第，没有规矩，只有彼此。

　　很久之后，栖棠用手帕擦了擦脸，把手帕叠好，塞进自己的口袋里。

　　“这个我没收了。”他说，鼻音还是很重。

　　沈予笑着点了点头。

　　他们在江边站到了很晚，晚到江面上的船只越来越稀疏，岸上的行人也越来越少，只有巡逻的警察偶尔骑着自行车从他们身边经过，打量他们一眼，又骑走了。最后是栖棠先说要回去的，说第二天一早还要排练，不能再熬夜了。

　　沈予送他到戏院门口。栖棠在门口站了一下，回头看了沈予一眼，嘴唇动了动，没有发出声音。他转过身，走进了门洞，身影消失在昏暗的走廊尽头。

　　沈予看着那道空荡荡的门洞，心里忽然涌起一个念头——他不能在上海这样待下去了。他需要找一份工作，不是因为他缺钱，也不是因为他养不起栖棠，而是因为他需要一个身份，一个可以堂堂正正站在栖棠身边的身份，不是一个“沈家的少爷”，不是一个“从苏州跑出来的年轻人”，而是一个靠自己的双手吃饭的人。

　　他想起小时候看过的一句话：“士之相知，温不增华，寒不改叶。”他以前不太懂这句话的意思，现在好像有些懂了。真正的相知，不会因为环境的变化而增减什么，冬天不会掉叶子，夏天不会多开花。他和栖棠之间，不需要什么轰轰烈烈的证明，但也需要一些实实在在的东西来支撑——比如一份工作，一个住处，一个可以让他们不必看任何人眼光的未来。

　　第二天一早，沈予去了上海法租界，找到了沈芷给他的那个地址。那是一栋小洋楼，坐落在一条安静的梧桐树街道上，灰白色的外墙，绿色的百叶窗，门口有一个小小的花园，虽然冬天了花都谢了，但能看出春夏时节的繁盛。他用钥匙打开了门，走了进去。里面家具齐全，打扫得也很干净，看样子定期有人来收拾。

　　沈予在客厅里站了一会儿，打量着这栋小楼，心里已经有了打算。这不是他的，是沈芷的同学的，但他们可以暂时借住一段时间。他需要一个安定的、不被打扰的地方，让栖棠可以安安心心地唱他的戏，让他可以安安心心地找一份工作。

　　他关上门，出了小洋楼，在大门口遇到了一个人。那人大概二十出头，穿着西装打着领带，梳着一个油光锃亮的大背头，嘴里叼着一根烟，正靠在门口的电线杆子上看报纸。看见沈予出来，他把报纸往腋下一夹，摘下烟来，眯着眼打量了沈予一番。

　　“你是沈芷的哥哥？”那人问。

　　沈予一愣。“你是？”

　　“我姓许，许亦铭，沈芷的同学的哥哥，这栋房子是我家的。”那人把烟叼回嘴里，伸手和沈予握了握，“我妹妹跟我说了，说沈芷的哥哥要来上海，让我照应着点。你在上海做什么？读书？做生意？”

　　沈予想了想，说：“找工作。”

　　许亦铭挑了挑眉，那根烟在嘴角一翘一翘的，像个跷跷板。“找工作？什么工作？我认识的人多，你跟我说说，兴许能帮上忙。”

　　沈予犹豫了一下，他不知道该不该跟一个刚认识的陌生人说实话。可看着许亦铭那张笑嘻嘻的脸，他总觉得这个人身上有一种让人放松的东西，像一条流淌得很慢很慢的河，不急不躁的。

　　“什么工作都行。”沈予说，“我能写能算，读过书，不怕吃苦。”

　　许亦铭把烟头弹到地上，用皮鞋踩灭了，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递过来。沈予接过来一看，上面印着“上海《申报》副刊编辑许亦铭”。

　　“报社缺人手，你来试试。”许亦铭拍了拍他的肩膀，笑得很随意，“写稿子、校对、打杂，什么都干，一个月十二块，干得好再加。明天来报社找我，我带你见主编。”

　　他说完就大步流星地走了，皮鞋踩在人行道上嗒嗒嗒的，走出去了好几步又回过头来喊了一句：“别忘了啊，申报馆在望平街，明天上午十点！”

　　沈予握着那张名片，站在小洋楼的门口，看着许亦铭的背影消失在街道的拐角处。春天还没到，梧桐树光秃秃的，枝丫交错着指向灰白色的天空，像一幅还没上色的水墨画。可他觉得春天已经不远了，不是日历上那个春天，是他心里那个春天，那个有栖棠站在身边的春天。

　　他低头看了看那张名片，把它小心地放进了口袋，和沈芷给的那把钥匙放在一起。

　　（第八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