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树海棠》丹顶一点

5、准备走 正月初八那

　　正月初八那天，沈伯棠出门了，去吴江谈一笔丝织品的生意，要两三天才能回来。沈予觉得这是一个机会，虽然他还没想好具体怎么做，但机会来了就得抓住，这是他从小到大的信条。他趁着母亲午睡的时候溜出了沈家，骑着那辆单车直奔邮局，给上海的栖棠发了一封电报。电报很短，只有几个字：“十五午后渡口见。”

　　发完电报，他站在邮局门口，看着灰蒙蒙的天，长长地吁了一口气。他没有立刻回家，而是骑车绕到了南门外的那个戏园子——栖棠从前唱戏的地方。戏园子的门锁着，门上贴了一张红纸，写着“暂停营业”四个字。他趴在门缝上往里看了看，里面黑洞洞的，什么也看不见，可他仿佛还能听见栖棠的胡琴声，还能看见栖棠穿着戏服从幕布后面走出来的样子，凤冠上的珠子一闪一闪的，像碎掉的星星。

　　他在那里站了很久，直到天快黑了才回去。回去的路上，他在城门口遇到了一个熟人——他的中学同学陆维舟。陆维舟穿着一身军装，人高马大的，站在城门□□像一根电线杆子。他看见沈予就喊了一声，大步流星地走过来，一拳捶在沈予肩膀上。

　　“沈予！你小子还活着呢！”陆维舟嗓门大得吓人，引得路人纷纷侧目。

　　沈予被他捶得往后退了两步，揉着肩膀笑了笑，“你怎么穿这身了？”

　　“考进讲武堂了。”陆维舟拍了拍身上的灰，脸上带着年轻人特有的那种意气风发，“年后就去广州了，到时候要是打起仗来，搞不好还能混个军官当当。”

　　沈予看着他，忽然有些羡慕。陆维舟跟他一样大，可人家已经找到了自己的路，穿着一身军装雄赳赳气昂昂地站在城门口，连风都给他让路。而他自己呢？还陷在一团乱麻里，连下一步该往哪边走都没想明白。

　　“你呢？听说你在家读书？”陆维舟问。

　　“嗯。”

　　“读什么书啊，出来跟我当兵算了！”陆维舟又捶了他一下，这次轻了些，“你脑子好使，将来肯定比我强。”

　　沈予笑了笑，没接这话。两个人站在城门口聊了一会儿，陆维舟说他要走了，同僚还在等他。临走的时候他忽然凑过来，压低声音说了一句：“沈予，我听说你的事了。那个唱戏的，是你相好吧？”

　　沈予的笑僵在脸上。

　　“你别紧张，我又不去告密。”陆维舟拍了拍他的肩膀，表情认真了许多，“我就是想跟你说，这世道乱的，谁也不知道明天会怎样。你喜欢谁是你的事，只要你不后悔就行。后悔这种事，比什么都难受。”

　　他走了，步子很大，军靴踩在青石板路上发出清脆的声响，一下一下的，像某种倒计时。

　　沈予站在原地，看着陆维舟的背影消失在城门洞的阴影里，耳边还回响着那句话：“后悔这种事，比什么都难受。”

　　他突然加快了脚步。

　　接下来的几天，沈予像一只勤快的蚂蚁一样，一点一点地把铁皮箱子里的东西往外转移。他把箱子藏在花园的假山后面，用油布包好了，再把一些日常用的东西——几件换洗衣裳、一张地图、一个指南针、那把沈芷给他的钥匙——塞进一个旧帆布背包里。背包不大，但装得满满当当的，鼓鼓囊囊的，像一个怀了孕的袋子。

　　他把这些东西藏在了后巷一个废弃的灶台底下，用稻草盖好。那个灶台很多年没人用了，连沈家的仆人都忘了它的存在，是他在一次闲逛中无意间发现的，当时就觉得这个地方迟早会有用。

　　瞧瞧，他连藏东西的地方都找好了，他的脑子比任何人都要先迈出那一步。可他的脚还停在原地，等着一个不能太早也不能太晚的时刻。

　　正月十四，元宵节前一天。

　　沈予在晚饭的时候听到了一个消息，这个消息让他握着筷子的手微微颤了一下。沈伯棠从吴江回来了，带回了一个客人——上海祥记绸缎庄的少东家，姓方，叫方静安。方静安二十四五岁，长相斯文，说话慢条斯理的，穿着一件藏青色的长衫，戴着一副金丝眼镜，一看就是那种从小被家里捧着长大的少爷。

　　沈伯棠把方静安安排在客房住下了，说第二天带他去逛虎丘看灯会。沈予看着父亲和方静安说笑的场景，心里隐隐约约地猜到了一些什么，但他不愿意去想。他低着头扒饭，把那些不好的念头和米饭一起咽了下去。

　　饭后，沈予回到房间，把门关好，开始写他给栖棠的最后一封信。这封信他没有用钢笔，而是用了那支祖父留下的狼毫笔，蘸了墨，一笔一划地在宣纸上写。

　　“栖棠，明天见。这几天我想了很多，想到最后发现自己其实不需要想那么多。人这一辈子，要做的事情其实很少，大多数事情都是可做可不做的，只有那么一两件是非做不可的。对我来说，你就是那一两件之一。”

　　写到这里他停下来，看了看窗外的月亮。正月十四的月亮已经很圆了，挂在花园那棵桂花树的枝头，像一盏被人遗忘的灯笼。他把信纸折好，装进信封，在信封上写下了栖棠在上海的地址。这封信他打算当面交给栖棠，但他还是把它装好了，好像这样就能让某些事情变得确定一点。

　　门外有人敲门。

　　沈予把信塞进枕头底下，去开门。门口站着沈芷，怀里抱着一床毯子，说她的房间太冷了，要跟他换。沈予看着她，觉得这个理由蠢得不能再蠢，但他没有戳穿，侧身让她进来了。

　　沈芷把毯子扔在他的床上，一屁股坐下来，仰着脸看他。她就那样看了好一会儿，看得沈予心里发毛。

　　“哥。”沈芷终于开口了，声音压得很低，“明天方静安要跟爹说亲事。”

　　沈予靠在书桌上，双手抱着胳膊，脸上没什么表情。“说什么亲事？”

　　“你装什么傻。”沈芷翻了个白眼，“方静安的妹妹方静怡，今年十八，在金陵女子大学读书。方家想跟我们沈家结亲，爹答应了。”

　　房间里沉默了一会儿。沈予没有说话，他的目光落在墙上的一幅画上，那是一幅水墨山水，画的是太湖的景色，是沈伯棠去年送给他的生日礼物。他看着那幅画，觉得画里的太湖正在一点一点地变模糊，像是有什么东西蒙住了他的眼睛。

　　“哥。”沈芷站起来，走到他面前，仰着头看着他，“你要是不想娶方静怡，你就走。”

　　“走哪儿去？”

　　“去哪儿都行。”沈芷的声音带了一点颤，“你总不能留在这里活活被人安排一辈子吧？”

　　沈予伸手摸了摸妹妹的头顶，她的头发又软又滑，像一匹上好的绸缎。“我知道了。”他说，“你去吧，别让人看见你在我这儿。”

　　沈芷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他一眼。那一眼里有很多东西，有不舍、有担忧、有鼓励，还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像是某种告别。她对沈予笑了一下，然后拉开门，轻轻地走了。

　　门合上的一瞬间，沈予觉得整个世界都安静了。

　　他在书桌前坐下来，拿出那个木匣子，把里面所有的信都倒了出来。一封信一封信地翻开来看，从最早的那封一直看到最近的那封。栖棠的字越写越好看了，从最初的歪歪扭扭变成了现在的工工整整，但他那个习惯还保留着，每封信的最后都会有一个小小的点，像是写完最后一个字之后，笔顿了一下，留下一个深深的墨迹。

　　沈予用手指摸了摸那些墨迹，觉得那些已经是干透了的墨迹忽然有了温度，像栖棠的手指隔着信纸在触碰他。

　　他把所有的信重新叠好，放进背包里。连同那支英雄牌钢笔，连同沈芷给的那把钥匙，连同他攒了三个月的银元和那几样值钱的东西。背包不大，但装下的东西已经够多了，多到足以装下两个人的未来。

　　正月十五，元宵节。

　　天还没亮沈予就醒了，或者说他根本就没睡。他在黑暗中睁着眼睛，听着远处偶尔传来的鸡鸣声和风声，心里异常平静，平静得像一潭死水。这种平静让他自己都有些意外，他原以为到了这一天他会紧张、会害怕、会犹豫，可是都没有，他很平静，平静到了一种近乎冷酷的程度。

　　他穿好衣裳，把背包背上，从窗户翻了出去。后巷的灶台底下，那个油布包得好好的铁皮箱子还在，他把箱子拎出来，和背包放在一起。箱子和背包都不重，可它们压在手上的分量让他觉得很踏实，像是握住了某种实体的、不可动摇的东西。

　　天还没亮透，街上没什么人。他先去了栖棠从前住过的那个小院子，院门还是没有锁，他推门进去，在东厢房的床板上放下了一样东西——是他写的那封信。他不知道为什么要放这封信在这里，栖棠已经不在苏州了，这封信栖棠也许永远都看不到。可他觉得这个空荡荡的房间应该收到一封信，这里是栖棠在苏州的家，应该有人记得给他写信。

　　然后他去了沈家的马厩。

　　沈家的马厩里养着三匹马，一匹是沈伯棠的枣红马，一匹是沈予自己的白马，还有一匹是拉车用的老黄马，又老又慢，跑不了多远。沈予牵出了自己的白马，这是一匹三岁的阿拉伯马，通体雪白，只有四个蹄子是黑色的，跑起来像一阵风。

　　他没有惊动马夫。马厩的锁他早就配了一把钥匙，喂马的草料他也提前备好了，他甚至提前给马蹄钉了新掌——所有的事情他都提前做了，像是早就知道这一天会来，只是一直在等一个合适的时机。

　　那个时机就是现在。

　　沈予翻身上马，轻轻拍了拍马脖子，白马打了一个响鼻，在晨雾中迈开了步子。马蹄踩在青石板路上，发出清脆的嗒嗒声，在空旷的街道上回荡着，像某种古老的节拍。他出了南城门，上了去往上海方向的官道，晨雾很浓，能见度只有十几步远，他只能放慢速度，让白马小跑着前进。

　　雾中的世界是模糊的、不确定的，所有的东西都被罩上了一层白色的纱，房子、树木、远处的山丘，都只剩下一个朦胧的轮廓。沈予觉得这像极了他目前的状态，前方一片模糊，但他知道自己正在朝着一个方向前进，那个方向叫栖棠。

　　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顺利到达上海，不知道到了上海之后栖棠会不会跟他走，不知道他们去了那个没人知道的地方之后该怎么活下去。他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多得让他觉得有些可笑。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人，竟然在做一件这么大的事情，说出去都没人信。

　　可有一件事他知道得很清楚。

　　他不想后悔，后悔比什么都难受。

　　白马在晨雾中奔跑着，呼吸声很重，鼻孔里喷出白色的雾气，和马厩外面的雾混在一起，分不清哪个是雾哪个是马的气息。沈予俯低身体，贴在马背上，听着马的蹄声和心跳声，觉得自己的心跳和马的心跳合在了一起，嘭嘭嘭嘭嘭，像一个巨大的鼓在胸腔里擂动。

　　东方开始发白了，雾渐渐薄了一些，远处隐约可以看到一条河流的轮廓，灰蓝色的，在晨光中闪着细碎的光。那是吴淞江，顺着这条江一直往东走，就能到上海。

　　沈予提了提缰绳，白马加快了速度，蹄声更密了，像一场急促的雨打在青石板路面上。风吹在沈予脸上，又凉又硬，把他的头发吹得乱七八糟的，眼睛里进了沙子，他不去擦，任由眼泪被风吹得干在了脸上。

　　他忽然想起一件事。去年春天，他在留园第一次听栖棠唱堂会，栖棠唱的是《思凡》里的一段，“小尼姑年方二八，正青春被师傅削去了头发”。他唱到“正青春”三个字的时候，声音忽然低了下去，低到几乎要听不见了，好像在那一瞬间，那个在台上扮尼姑的人忽然想起了自己也是一个正青春的人。

　　那时候沈予坐在台下，手里端着一杯茶，茶水凉了都没发觉。他看着台上的栖棠，看着他低垂的眉眼和微微颤抖的指尖，忽然觉得自己这辈子完了——不是那种消极的完了，而是一种确定的、宿命式的完了，好像从那一刻开始，他的人生轨迹就被某种神秘的力量掰弯了，从此再也回不到原来的方向。

　　那个方向就是栖棠。

　　官道两旁的景色在晨雾中不断地后退，麦田、水塘、村庄、坟地，像是跑马灯一样从他眼前闪过。他不知道跑到了哪里，只知道一直朝东，朝有光的方向。怀表在胸口贴着皮肤的地方硌着他，那是他最后一样值钱的东西，是母亲送给他的十六岁生日礼物，他本来想留着的，可后来想想还是带上了。不是为了卖掉，是为了提醒自己，不管走到哪里，都有人曾经真心实意地对他好过。

　　太阳终于从东边的地平线上冒出了一点头，橘红色的光穿过薄雾，把整个世界染成了一幅暖色调的水彩画。沈予这才看清了自己所在的位置，他已经出了苏州地界，前面不远处是一个小镇，镇口立着一块石碑，上面写着“千灯”两个字。

　　千灯。他在地图上见过这个名字，从这里到上海还有不到一百里地，以白马的脚力，中午之前就能到。

　　沈予在镇口停下来，让马歇一歇，自己也从背包里摸出一块干粮啃了两口。干粮是昨天晚上偷偷准备的，硬得像石头，啃起来咯嘣咯嘣的，噎得他直翻白眼。他喝了几口水，把水瓶放回背包里，翻身上马，正要继续赶路的时候，身后传来了一阵急促的马蹄声。

　　他心里咯噔了一下，回过头去，看见晨雾中有一个骑马的影子正在快速接近，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晰。等那个影子冲破雾幔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沈予整个人都僵住了。

　　来人穿着一件深色的长衫，头上戴着一顶黑色礼帽，骑着一匹枣红色的高头大马。不是别人，正是他的父亲，沈伯棠。

　　沈伯棠勒住缰绳，枣红马嘶鸣了一声，在沈予两三步远的地方停下来。他的脸上没有愤怒，没有暴怒，甚至没有表情，就那么居高临下地看着沈予，目光像两把冷冰冰的刀子，一下一下地剜在沈予身上。

　　沈予握着缰绳的手出了汗，手心和皮缰之间滑腻腻的，像是握了一条鱼。他张了张嘴，想叫一声“爹”，声音卡在喉咙里出不来。

　　“下来。”沈伯棠只说了一个字。

　　沈予没有动。他想过很多种可能的阻碍，想过沈伯棠会派人追他，想过会在火车站被拦住，想过会有人在渡口等着他，可他唯独没有想过沈伯棠会亲自追来。这个在商场上说一不二的男人，这个在沈家有着绝对权威的父亲，竟然会为了追回一个不听话的儿子，天不亮就骑了马赶了四十多里路。

　　沈伯棠又说了第二遍，声音不大，可那种不容置疑的威严让空气都凝固了。“下来，跟我回去。”

　　沈予深吸了一口气，把那口气沉沉地压在肺底，然后缓缓地吐了出来。他抬起头来看着父亲，目光是平稳的、清明的，没有少年人那种虚张声势的倔强，而是一种沉到底了的、不会再往下沉的平静。

　　“爹。”他终于叫出了这个字，声音有些沙哑，“我不回去。”

　　（第五章完）